在人民委員會那間辦公室里，韋格納剛剛簽署了那份發給西方各國的、措辭嚴謹而有力的外交復照。
他沒有立即讓宣傳部門的負責人離開，而是示意他坐下，自己則點燃了一支煙，
「復照發出去了，但這只是官方層面的交鋒，是這場輿論戰的第一槍。」
「接下來的鬥爭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關鍵。因為真理和人心，最終是要靠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去理解和掌握的。」
韋格納站起身，在辦公室里踱了幾步，隨後停在窗前，
「對我們的宣傳部門，我有幾點具體的意見。」
韋格納轉過身，對認真記錄的宣傳部門負責人，闡述了他的指導思想：
第一，戰略上，要變被動防禦為主動進攻。
「不要只是等著法國人罵我們，然後我們去辯解、去闢謠。
那樣永遠跟著他們的節奏走，就會疲於奔命。
我們要抓住主動權，把矛頭指向他們，戳他們的痛處！他們不是自詡『文明』、『民主』、『自由』嗎？
那好，我們就用鐵一般的事實，告訴全歐洲的工人、農民和殖民地人民，他們的『文明』是什麼成色——是血汗工廠里童工和女工的呻吟，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鮮血，是壟斷資本家窮奢極欲與普通民眾饑寒交迫的尖銳對比！要把他們那件光鮮的外衣扒下來，讓所有人看看裡面嘛！」
第二，戰術上，要實事求是，精準打擊。
「我們宣傳部門的同志們，不能靠空喊口號，更不能胡說八道。
要用具體、生動、無可辯駁的案例和數字說話。要系統性地收集、整理、核實法國本土的工人罷工情況、生活成本數據、貧民窟的調查報告；揭露他們在摩洛哥、敘利亞、印度支那的殖民暴行。
每一篇報導，都要有根有據，經得起推敲。我們要讓事實本身說話，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到底是誰在製造苦難？誰在阻礙進步？」
第三，方法上，要生動活潑，通俗易懂。
「我們的報紙、傳單、廣播，是給廣大民眾看的、聽的，不是給少數理論家研究的。
要學習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和形式。可以多用漫畫、諷刺詩、工人歌謠、真實的照片。
我看不如畫一幅漫畫：
克列孟梭穿著資本家的禮服，一隻腳踩在法國工人的背上，另一隻腳踩在非洲殖民地的土地上，手裡還舉著寫有『文明、秩序、和平』的旗子。
要善於把深刻的道理，用最淺顯的方式表達出來。」
第四，視野上，要具有國際主義胸懷。
「我們揭露法國，不僅僅是為了德國，更是為了喚醒所有被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
我們的宣傳，要著眼於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要大力聲援法國國內的工人運動，聲援殖民地人民的獨立鬥爭。要把德國無產階級建設的成就，與法國資產階級的腐朽，進行鮮明的對比。
要讓人們看到，在德國走過的路，是另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起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孤立和打擊最反動的勢力。」
韋格納最後總結道：
「總之，宣傳戰的核心，就是『有理、有利、有節』。
『有理』，就是站穩無產階級和國際主義的立場，用事實說話；『有利』，就是一切宣傳要有利於揭露敵人、教育人民、壯大我們自己；『有節』，就是講究策略，不說過頭話，不做過頭事，集中火力攻擊最主要的敵人——法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客。
要把我們的聲音，變成插向舊世界心臟的匕首和投槍！」
韋格納的指示和意見迅速被宣傳部門領會和貫徹。
很快，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火力猛烈且針對性極強的輿論反擊戰，通過《紅旗日報》等媒體平台，鋪天蓋地地湧向了法國及其盟友，將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紅旗日報》與影響力日益擴大的《柏林工人之聲》等報刊，忠實地執行著韋格納「掌握道義主動權」的指示，將批判的鋒芒精準地刺向了法國社會上的不公和剝削。
最新一期的《紅旗日報》在頭版刊發了長篇調查報告《「文明」假面下的血汗工廠——巴黎鄰居們的真實生活》。
【《紅旗日報》特稿·頭版】
"文明"假面下的血汗工廠——巴黎鄰居們的真實生活
本報調查組發自巴黎、里爾、柏林
（編者按）當法國總理克列孟梭在凡爾賽宮的鍍金大廳里高談"歐洲文明"時，請隨我們的筆觸，走進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光鮮外表下的真實世界。
清晨五點的里爾，霧氣裹挾著煤煙籠罩著工人聚居的聖索沃爾區。
22歲的紡織女工讓娜·馬丁摸索著點亮油燈，往粗麻裙口袋裡塞進一塊隔夜的黑麵包。她必須趕在五點半汽笛鳴響前抵達杜邦紡織廠。
"我父親的名字刻在凡爾登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上，"
讓娜在紡紗機的轟鳴聲中對我們說，
"巴黎的官員老爺們說我的父親他是為法蘭西的榮光犧牲。
但當我每天在粉塵里工作12小時，周薪卻只夠支付閣樓租金和購買配給麵包時，我明白了——他只是為杜邦先生的新別墅和銀行家的股息犧牲。"
在讓娜工作的車間裡，空氣中漂浮的棉絮讓工人們常年咳嗽。午休時，女工們聚集在露天空地，就著冷水吞咽麵包。
"這裡沒有食堂，下雨時就躲在機器下面吃飯。"
讓娜向記者展示了她腫脹的雙腳，
"每天站著工作十小時後，我的腳就像不屬於自己似的了。"
附錄
【數據實證】
法國紡織業平均日工作時間：11.5小時
女工周薪中位數：45法郎（僅相當於3公斤黃油）
工人聚居區嬰兒死亡率：12.3%（數據來源：法國衛生部1919年年報）
就在讓娜在里爾的紡紗機前忙碌時，德國魯爾區埃森市的安娜·舒爾茨正在"前進"機械廠的託兒所送別她三歲的兒子。
"八小時工作制讓我們有了新的生活，"
安娜指著廠區的紅磚建築群說，
"下班後我可以去工人夜校學習機械製圖，上周我還參加了生產計劃討論會。"
在工廠里，工人委員會參與制定生產計劃，食堂提供熱騰騰的午餐，廠區診所免費為工人家屬看病。安娜的丈夫在去年工傷時，不僅全額領取治療費用，還獲得了工傷補助。
"最讓我感動的是，"
安娜說，
"當韋格納同志來廠里視察時，他坐在我們中間吃同樣的黑麥麵包，認真記錄我們提出的每個建議。這才是一個屬於工人的國家。"
入夜後的巴黎上演著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林蔭大道的豪華餐廳里，穿著燕尾服的紳士們正在品嘗從殖民地運來的珍饈，而三公里外的聖安東尼區，工人們正在為明天的麵包排隊。
"自由？意味著選擇餓死方式的自由。"
55歲的鑄鐵工人莫里斯·勒魯苦笑著說，
"平等？是我們同樣貧窮的平等。博愛？那是資本家之間的情誼。"
在里爾，當我們結束採訪準備離開時，讓娜悄悄塞給我們一張皺巴巴的紙片，上面用鉛筆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
"告訴德國的工友兄弟，我們羨慕你們。"
當克列孟梭先生談論"文明"時，他指的是杜邦先生的紡織廠、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帳本、殖民地橡膠園裡沾血的皮鞭。巴黎林蔭大道上的每一塊石板，都浸透著法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淚。
而在紅色的德意志，我們證明了另一種可能：工人不需要乞求資本家的施捨，他們可以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正是巴黎統治者恐懼我們的根本原因——我們不僅打破了鎖鏈，更鑄造了嶄新的世界。
（本報將持續刊發"歐洲真相調查"系列報導，明日關註：《法蘭西殖民地的鎖鏈與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