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回溯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深夜十一時。
柏林，教育人民委員部大樓。
這棟位於菩提樹下大街的老建築，此刻燈火通明。
四樓的大會議室里，弗里茨·里希特坐在主位上，揉了揉發紅的眼睛。
此刻他的眉頭緊鎖，盯著面前那份剛列印出來的數學試卷。
「第三題，再討論一遍吧。」
旁邊一個年輕些的專家嘆了口氣。
「里希特同志，我們已經討論五遍了。」
里希特抬起頭。
「那就多討論一遍嘛。」
他把試卷推到桌子中央。
「合作社產量規劃。這道題，到底難不難？」
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開口了。他是數學命題組的組長，柏林大學的教授。
「從數學角度來說，不難。就是二次函數求最值。只要學過，都能做。」
里希特點點頭。
「那為什麼還有爭議？」
一個坐在角落裡的年輕人舉手。
「里希特同志，我能說幾句嗎？」
里希特看著他。
「當然可以。」
「這道合作社產量規劃題，從合作社出來的孩子們一看就懂。因為他們從小就在聽大人討論這些。
別的孩子可能需要想一想，但也不是做不出來。」
里希特點點頭。
「沃格特同志說得對，那就這麼定了。第三題，保留。」
他走回座位，坐下。
「下一題。」
爭論一直持續到凌晨三點。
語文組的爭議最大。作文題《我為什麼而學習》已經定了，但第二道大題的閱讀選什么篇目，吵得不可開交。
有人主張選歌德的《浮士德》選段，理由是「體現德國的文化精髓」。
有人反對，說「太晦澀了」。
有人主張選海涅的詩歌，理由是「有革命傳統」。有人反對，說「海涅的東西太政治，不適合考試」。
有人提議選一篇關於工業生產的科普文章，理由是「貼近現實」。
里希特聽著他們吵，一直沒說話。
最後，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們，我提個問題。」
「你們選這些篇目的時候，有沒有想過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學呢。」
他指著那份爭議最大的篇目列表。
「這篇關於煤礦工人的報告文學，是去年《紅旗報》發表的。作者是一個下過井的工人同志。
他寫的，是他親眼看見的東西。文字不漂亮，但真實。我希望孩子們能讀得懂真實。」
他看向語文組長。
「就這篇吧。」
凌晨四時，最後一題審定完畢。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沃格特走過來，遞給他一杯熱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過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為什麼堅持要農村教師參加命題嗎？」
沃格特搖搖頭。
里希特說：
「因為我們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麼味道。忘了農民的孩子在想什麼。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麼。」
「教育不能飄在天上。要紮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時。
韋格納的辦公桌上，擺著最後審定的試卷樣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語文，數學，歷史，公民，自然科學。
翻到數學的時候，他停下來，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產量規劃題。
他笑了。
他拿起筆，在文件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下幾行字：
「教育不是選拔貴族，是選拔人才。考題要讓工人農民的子弟也能答好。這道合作社的題，出得很好。」
他放下筆，把文件遞給旁邊的秘書。
「送給里希特同志。告訴他，我同意。」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時，柏林大學附屬中學考點門口。
一輛黑色的轎車緩緩停下。車門打開，走下來五個中年人。他們說著法語，帶著一種難以掩飾的好奇和震驚。
這是來自法國的教育代表團。
帶隊的叫皮埃爾納，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的校長，法國教育界的權威。
旁邊一個年輕的隨員小聲說：「貝爾納同志，德國的同志們讓我們進去參觀。但不能打擾考生。」
皮埃爾納點點頭，走進校門。
他們被引導著，穿過安靜的走廊，站在一間考場的窗外。
透過玻璃，他們看見幾十個年輕人低著頭，伏在桌上寫字。沒有人抬頭，沒有人張望，只有筆尖划過紙面的沙沙聲。
皮埃爾納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過身，低聲對隨員說：
「你知道巴黎的考場是什麼樣子嗎？」
隨員搖搖頭。
貝爾納說：「有人交頭接耳，有人偷看別人的卷子，有人帶小抄。監考老師要不停地走來走去，不停地喊安靜。」
他們繼續往前走，經過一間又一間考場。每一間都一樣安靜，一樣專注。
走到最後一間的時候，皮埃爾納停住了。
那間考場的窗邊，坐著一個拄著拐杖的男孩。他的左腿空蕩蕩的，但他的背挺得筆直，寫字的手穩穩噹噹。
皮埃爾納問陪同的德國同志：「這個孩子，是什麼人？」
皮埃爾納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門的時候，他對隨員說：
「我們在教育上的方式方法還是要跟德國同志們學習啊。」
隨員問：「貝爾納先生，您的文章……」
貝爾納擺擺手。
「不寫了。回去重新研究。」
同一時間，街角的咖啡館裡，一個穿著舊風衣的中年人正在低頭寫筆記。
他是《泰晤士報》駐柏林記者，名字叫詹姆斯·莫里森。他來德國三年了，寫過無數篇報導，有讚揚的，有批評的，有中立的。
今天這篇，他有些不知道該怎麼寫。
詹姆斯抬起頭，望著窗外。街對面就是考點門口，家長們還在那裡等著。
詹姆斯低下頭，看著自己的筆記本。
上面已經寫了幾行字：
「德國的高考，是一場精心組織的機器生產。十二萬年輕人，被送入一千個考點，像原料被送入工廠，三天後出來，貼上標籤，分送到各個大學。這是對人的異化，是對個性的扼殺……」
他有些寫不下去了。
他劃掉那幾行字。
重新寫著：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十二萬年輕人，在為未來而戰。他們的武器是筆，戰場是試卷。
三天後，有人會贏，有人會輸。但至少，他們都有機會上場。」
詹姆斯放下筆，望著窗外，他忽然想起自己的父親。一個威爾斯礦工，一輩子沒讀過書，但把他送進了大學。
他低下頭，繼續寫：
「我不知道這是對是錯。但我知道，那些孩子的眼神，和我當年一模一樣。」
下午三時，柏林的一家小旅館裡。
埃德加·斯諾坐在窗前，膝蓋上放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他來德國已經三年了，記錄德國人民的生活日常已經是他的每日必做事情了。
斯諾翻開筆記本，開始寫：
「在我看來，這不是考試。這是一個國家在培養未來的力量。」
他想起今天早上，在考點門口看見的一幕。
一個穿著舊大衣的男孩走進考場前，回頭看了一眼。他的父親站在人群里，穿著工裝。兩個人沒有說話，只是對視了一眼。
那一眼裡，有千言萬語。
斯諾寫道：
「在德國，教育不是特權，是權利。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不是少數人的專利，是所有人的機會。」
「你可以不喜歡他們的制度，可以不喜歡他們的口號，可以不喜歡他們的一切。但你無法不喜歡那些孩子。他們眼中的光，是一樣的。」
「那光，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