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柏林，人民委員會大樓。
陶里亞蒂站在韋格納辦公室門口，手裡拎著一個沉重的公文包。
他整理了一下領帶，深吸一口氣，然後敲了敲門。
「請進。」
陶里亞蒂推開門，走進去。
看見他進來，韋格納從辦公桌後站起來，繞過桌子，迎上前來。
他伸出手，握住陶里亞蒂的手，另一隻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陶里亞蒂同志，路上辛苦了。」
陶里亞蒂想說什麼，但喉嚨有些緊。
「韋格納同志，我……」
韋格納笑了。「先坐。喝點茶。不急。」
韋格納拉著陶里亞蒂坐到沙發上，自己坐在對面。
諾依曼端來兩杯茶，輕輕帶上門出去了。
韋格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陶里亞蒂同志，你上次來柏林，是哪一年的事情啦？」
陶里亞蒂想了想。「是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召開六大的時候和葛蘭西同志一起來的。」
韋格納點點頭。
「四年了。四年沒見，你瘦了不少嘛，現在義大利的擔子在你的身上，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嘛。」
聽到這話，陶里亞蒂的眼圈有些發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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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同志走了之後，黨內和政府的事情太多，不瞞您說，我好久都沒睡過一個好覺了。」
韋格納放下茶杯。
「既然這樣子，那就這次我自作主張一回，多留你一個晚上，你在柏林睡個好覺再回去。
對了，說說吧。把你想說的，都跟我說說嘛，有什麼難處是要說出來的，不能老是憋在心裡。」
陶里亞蒂沉默了一會兒。
他打開公文包，取出那疊厚厚的卷宗，放在茶几上。
「這是西西里來的信。土改工作隊的年輕同志寫的。
當地的主管幹部馬爾蒂尼變了。
他把最好的資產都抓在手裡，名義上是國家所有，實際上是他自己的。
他打著柏林的旗號，說是『西西里特色』，是『過渡時期的特殊政策』。誰反對他，他就說誰是在破壞革命。」
韋格納聽著，沒有說話。
陶里亞蒂繼續說：
「我知道他有問題。但我剛接手，黨內的老同志還在觀望，地方上的幹部人心惶惶。
如果動馬爾蒂尼，那些老同志會怎麼想？
他們會說，陶里亞蒂剛上台就要清洗老人。
他們還會說，這是柏林的意思，是共產國際在插手義大利的內部事務。我不敢動。我承認，我不敢動。」
他的聲音有些發顫。
「韋格納同志，我該怎麼辦？」
韋格納想了想說道，
「陶里亞蒂同志，你知道我為什麼讓你來柏林嗎？」
陶里亞蒂說：「因為義大利的問題我處理的不好。」
韋格納轉過身。
「不。就是因為你剛才說的那兩個字——不敢。」
「你不敢動馬爾蒂尼。你怕老同志反彈，你怕地方幹部不安，你怕別人說這是柏林的意思。
你什麼都怕，就是不怕人民。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農民同志們等了三年，等來的是什麼？
是馬爾蒂尼的拖延和敷衍。
那些礦工同志們等來的是什麼？是礦長的獨斷專行。
那些寫信給你的年輕同志，等來的是什麼呢？」
陶里亞蒂低下了頭。
「陶里亞蒂同志，你怕老同志反彈，怕地方幹部不安，怕別人說閒話。
但你不怕群眾失望，不怕社會主義變質，不怕那些打著我們旗號的人把革命成果一點一點吃掉。這點我是希望你能認識到的。」
「陶里亞蒂同志，我不是在批評你。
我是在提醒你。你知道我為什麼知道這些？
因為我們德國也經歷過。一九二三年，我們剛剛站穩腳跟，就有人開始動心思了。
有人把公家的機器搬回自己家，有人把合作社的糧食拿去賣高價，有人打著黨的旗號欺壓群眾。
我當時也猶豫過。我怕老同志反彈，怕地方幹部不安，怕別人說閒話。
後來，一個老農民來柏林找我。他拉著我的手說：
『韋格納同志，你們革命的時候說，要讓窮人吃飽飯。現在飯還沒吃飽，你們的人就開始搶碗了。你們到底還革不革命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第二天，我就開始加強黨內和政府內部的思想建設，並一直推行到現在，即使推行了各種政策這麼多年，也有不少人在心裡罵我韋格納的不是呢。」
陶里亞蒂抬起頭。「所以，您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
韋格納點點頭。
「遇到過。每個國家都會遇到。革命容易，建設難。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難。
葛蘭西在的時候，壓得住這些老資歷。
他走了，有些人就覺得自己行了。
這不是你的錯，但怎麼處理，是你的責任。」
「我猜你為什麼還要容忍那些打著柏林旗號的幹部是因為有些人覺得，老同志是功臣，是革命的本錢，不能動。
因為有些人覺得，地方幹部熟悉情況，換了人怕亂。
因為有些人覺得，這是小事，不影響大局。
但他們忘了，社會主義不是靠功臣建的，是靠千千萬萬普通人流血流汗建的。
那些農民，那些礦工，那些寫信給你的年輕同志，他們才是革命的本錢。
老同志是功臣，但他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一輩子。」
陶里亞蒂問：「如果動馬爾蒂尼，老同志反彈怎麼辦？」
韋格納說：
「讓他們反彈。真理越辯越明。誰對誰錯，群眾看得清楚。
你怕反彈，就不動，群眾會怎麼想？
他們會想，你們是不是一夥的？他們會想，你們是不是在分贓？
他們會想，你們到底還革不革命了？」
「對是對，錯是錯。錯了就要改。不要以為一些同志是老資歷，就放任他們侵吞國家財產、破壞黨的政策。
你越放任，他們越猖狂。群眾越失望，黨越沒有威信。到最後，他們倒台的時候，會把你也拖下水。」
陶里亞蒂深吸一口氣。「我明白了。」
韋格納看著他。「你真的明白了？」
陶里亞蒂點點頭。「真的。」
韋格納靠在沙發上。「那你跟我說說嘛，這次回去之後想怎麼辦呢？」
陶里亞蒂想了想。
「回去之後，第一，撤馬爾蒂尼的職。
第二，讓莫雷蒂他們繼續干，科爾萊奧內的地，該分就分。那些被馬爾蒂尼占了的資產，該收就收。
第三，在全黨開展一次作風整頓。學習柏林，讓所有幹部下去，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誰不下去，誰就下來。讓群眾看看，我們還是不是無產階級人民的隊伍了。」
韋格納笑了。「好。這才像陶里亞蒂說的話。」
「陶里亞蒂同志，你敢來柏林。你帶著問題來，帶著困惑來，帶著『不敢』來見我。這說明你知道自己有問題，知道自己有困惑，知道自己有不敢。
這比那些覺得自己什麼都對的人，強一百倍。」
「回去之後，放手干。不要怕有人說這是柏林的意思。共產國際不是來當裁判的，是來給你們當後盾的。
你做得對，我們支持你。你做錯了，我們幫你改。但你什麼都不做，我們就要批評你。」
陶里亞蒂站起來。「韋格納同志，謝謝您。」
韋格納搖搖頭。「不用謝。回去之後，替我給那些寫信的年輕同志帶句話。」
「什麼話？」
韋格納說：「告訴他們，信收到了。讓他們繼續干。革命的路還長，同志們還需努力啊。」
他伸出手。「陶里亞蒂同志，我們一起走。」
陶里亞蒂握住韋格納的手。那隻手，柔軟，溫暖，有力。
陶里亞蒂突然就想起葛蘭西。想起他在病床上說的最後一句話：
「革命容易，建設難。你要記住，最難的不是打倒敵人，是不讓自己變成敵人。」
「韋格納同志，我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