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八日，美國華盛頓。
日本投降的消息是二月十七日深夜傳到華盛頓的。
最先知道的是國務院值班室，然後是白宮，然後是五角大樓，然後是各大報紙的夜班編輯。
消息傳開的速度比任何人預料的都快。
第二天早上，《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只有四個詞——「日本投降。東京已陷。」
沒有評論，沒有分析，沒有「社論版將另行刊發」的預告。
就是四個詞。字體很大，占了整整半個版面。
街角的報童舉著報紙在人群里跑，嘴裡喊著「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
但沒有多少人停下來買。人們從報攤前走過去，步子比平時快，眼睛看著地面。
到了中午，華爾街的反應率先來了。
不是暴跌，是那種更奇怪的東西——一種全盤性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拋售。
股票交易所里，開盤的鐘聲還沒落，賣單就像雪片一樣湧進來了。
通用汽車的股價跌了百分之十七，美國鋼鐵跌了百分之二十一，幾家主要銀行的股票跌了百分之三十。
沒有人知道自己在賣什麼，也沒有人知道自己在買什麼。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股票換成現金，把現金換成黃金，把黃金揣在口袋裡，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交易所的經紀人們跑來跑去，電話鈴聲響成一片，沒有一個人接得過來。
到了下午三點收盤的時候，道瓊指數跌了將近四分之一。
這是自一九三三年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單日跌幅。
債券市場則更加慘烈。
聯邦政府發行的戰爭債券在幾天之內失去了幾乎所有的買盤。
以前買戰爭債券的人——那些在愛國集會上舉著支票拍照的銀行家、企業家、電影明星——現在不買了。
他們不是沒錢，是不敢買了。
這場戰爭似乎是要結束了。
而且是以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方式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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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了。
德國人贏了。
社會主義陣營從歐洲連到了亞洲。
美國被徹底圍了。
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會去買一個可能很快就不存在的政府的債券？
美國的物價在三天之內漲了將近四成。
不是慢慢漲的，是跳著漲的。
芝加哥的小麥期貨一天之內漲了百分之三十，紐約的咖啡和糖漲了百分之五十。
肉鋪的老闆們在門口掛出了「今日售罄」的牌子，但櫃檯下面藏著肉，只賣給出價高的人。
藥店裡的抗生素和止痛藥被搶購一空，不是因為有流行病，是因為人們覺得「接下來可能買不到了」。
加油站前排起了長隊，有的人拿著油桶來裝，有的人把車停在路邊，坐等汽油配給制重新實施。
超市裡的罐頭和乾糧被搶光了，麵包店的麵粉被搶光了，連五金店裡的煤油燈和蠟燭都被搶光了。
整個城市像一台突然失去了平衡的機器，所有的齒輪都在亂轉。
媒體的口風變得比風向還快。
前一天還在頭版上印著「東線趨於穩定」的報紙，第二天就換上了「東京陷落：自由世界痛失東方堡壘」的標題。
前一天還在廣播裡說「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的評論員，第二天就在節目裡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們必須正視現實」。
前一天還在電影院放《美國在等待》的新聞短片，第二天就撤下來了，換上了一部戰前的老片子，講的是家庭和愛情。
沒有解釋，沒有道歉，沒有過渡。
好像那些關於「和平」和「時間」的話從來沒有說過一樣。
沒有人再提「我們的東方盟友」這個詞了。
日本變成了「不幸的失敗」，變成了「被共產主義吞噬的又一個國家」，變成了「自由世界在太平洋上的潰敗」。
那些一個月前還在晚宴上舉杯說「日本人牽制了德國人」的銀行家們，現在閉口不談日本。
他們換了話題——換成了一九一八年的德國，換成了西班牙，換成了法國。
他們用這些例子來證明「下一個就是我們」。
恐懼像水銀一樣從天花板上滲下來，滲進每一個角落。
邱吉爾的酒店套房在三天之內從門庭若市變成了門可羅雀。
第一天的晚宴還有幾個人來，第二天就只剩兩個記者和一個不知道從哪兒來的英國流亡商人。
第三天，連記者都不來了。
邱吉爾坐在套房的客廳里，面前擺著一瓶沒有開封的威士忌和三個乾淨的酒杯。
他等了一晚上，沒有人來。
他坐在沙發上，手裡攥著一根雪茄，雪茄已經滅了，他也沒發現。
他坐了很久，然後把雪茄放下，站起來，走到窗前。窗外是華盛頓的街景，灰濛濛的，沒有陽光。
他看了很久，然後回到沙發上坐下來，給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沒有加冰，一口喝完了。
他放下杯子，閉上眼，他沒有睡著。他只是閉著眼。
羅斯福在橢圓形辦公室里召開了緊急會議。
到會的有霍普金斯、胡佛、巴頓的代表、海軍部長、財政部長、國務卿。
會議室里的氣氛很沉，沒有人開玩笑，沒有人說客套話。
羅斯福把日本投降的電報念了一遍，然後把美國當前的經濟數據念了一遍——股市跌幅、物價漲幅、債券市場的崩潰、銀行的擠兌壓力。
他念完之後把文件夾合上，擱在桌面上，掃了一圈在座的人。
「日本投降了。」
他的聲音很平，不帶任何情緒，
「德國人贏了。下一步，德國人的全部兵力會壓到我們身上。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巴頓怎麼說？」
巴頓的代表站起來，翻開一份報告：
「巴頓將軍的估計是——如果聯軍把歐洲和亞洲的部隊全部調到美洲來，最快六個月，最慢一年，就能發動對東海岸的登陸作戰。
我們的海軍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處於劣勢，無法阻止他們的運兵船。
我們的空軍——制空權正在喪失。
我們的陸軍——東線現有兵力約七萬人，西線約四萬人，加起來十一萬。
裝備和彈藥可以支撐一場中等規模的戰役，但如果德國人把他們的裝甲師和空降師調過來，我們撐不過三個月。」
羅斯福聽完，點了點頭。他沒有追問。他知道這些數字。他每天都在看這些數字。他把目光轉向財政部長：
「金融市場的情況？」
財政部長把一份報告翻開，念了一組數字——銀行擠兌規模、國債收益率變化、外匯儲備下降速度。
念完之後他補充了一句：
「總統先生，如果這種恐慌持續下去，我們可能撐不到德國人來。金融市場自己就會崩盤。」
羅斯福把雙手交叉擱在桌面上，下巴抵著手背。
他沉默了很久。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玻璃上，一下一下的，不緊不慢。
他閉上眼，然後又睜開。他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
「通知國務院——跟瑞士渠道的接觸，加快。
告訴他們，我們願意談。什麼條件都可以談。
只要能停火，什麼都可以談。」
會議散了。
參會的人陸續走出橢圓形辦公室，腳步聲在走廊里漸漸遠去。
羅斯福一個人坐在桌前，面前是那堆報告和電報。
他把日本投降的電報又拿起來看了一遍。
看完之後，他把電報折好，放進抽屜里。
他靠在輪椅上，看著窗外。雨還在下。
華盛頓的街景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
他看了一會兒，然後閉上眼。他沒有睡著。他只是在想一件事——日本投降了。
日本，那個在晚宴上被舉杯祝為「東方盟友」的日本，那個在報紙上被稱為「自由世界堡壘」的日本，那個在廣播裡被說成「牽制了德國人」的日本，現在沒了。
剩下的只有一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