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5章 恐慌的歐羅巴二
杜邦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習慣，會在每天早餐前檢查一遍錦盒裡的執壺。可是今天打開盒蓋時，眼睛還沒看，指尖傳來的觸感已經發現了異常，很敏銳的感覺到似乎比平時粗糙了一些。他猛地瞪大了眼睛，趕緊拿起那件執壺湊近窗口端詳，這壺似乎跟原來的很像，但是，他知道不是。
杜邦放下手裡被調包的執壺，愣坐了很久，然後拿起電話撥通了一個號碼，聲音壓得很低：「我這邊也出事了。東西被人換了。」對方在電話里沉默了一會兒，回了一句：「不只是你。蘇黎世那位今早也打了電話。」
蘇黎世的收藏家在打開書架頂層那個錦盒時，發現黃綢還在，裡面的寫經捲軸卻變成了一卷空白舊絹。他把那捲絹帛翻來覆去看了幾遍，確認沒有一處墨跡，然後把它扔在桌上，坐在椅子裡很久沒有動。
他打電話給唯一知道那捲寫經來源的朋友，那邊還沒聽完就打斷了他：「也丟了。我那邊的漆器。五件，全換了。」兩個人的電話線沉默了很久，然後先後掛斷。
從下午到傍晚，消息通過電話和加密線路在歐洲的文物收藏圈裡迅速蔓延開來。義大利都靈、荷蘭阿姆斯特丹、德國法蘭克福、瑞士日內瓦、法國南部一七個城市，七個收藏家，幾乎在同一天內發現自己珍藏的東方文物被替換成了贗品。
第二天，《巴黎日報》在文化版刊登了一條短訊：「數名私人收藏家報稱東方文物失竊，手法與大英博物館案高度相似。」這條消息被《法蘭克福匯報》和《瑞士時報》轉載，當天中午BBC在午間新聞里把這件事提了一嘴：「歐洲多地文物收藏家報告稱發現藏品被替換，總數不明，警方暫未確認是否為同一團伙所為。」
到了晚上，路透社發了一條通稿：「歐洲至少七國出現文物失竊案，被盜物品均來自中國，手法與大英博物館案件類似。所有案發現場均未發現入侵痕跡，專家表示前所未見」。」
電話在歐洲的收藏圈裡來迴響了一整夜，那些還沒有被光顧的藏家開始互相串通，開始把庫房門多鎖了幾道，開始把監控系統調成二十四小時開啟—但沒有任何人能說清楚，那個幽靈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又是怎麼消失的。
段成良沒有看新聞。他只是在小屋裡翻開筆記本，把那七個名字一個一個地劃掉，然後翻到新的一頁。那一頁上，老徐已經列好了下一批名字，其中有一部分他白天剛確認過，有一部分還需要實地核查。
他把筆記本合上，關掉檯燈，在黑暗中坐了一會兒，然後閉上眼睛。窗外夜風沿著街巷穿行而過，帶著遠處泰晤士河的水汽和地鐵軌道隱約的震顫聲。
不過，遭受損失的歐洲藏家們的反應比段成良預想的更快，也更劇烈。
巴黎的杜邦在發現執壺被換後的第三天，做了一個他從未做過的事一他給所有能聯繫的同行都打了一通電話，邀請他們來自己畫廊見面，說是「緊急商討」。
他其實沒抱太大希望，以為最多來三四個人，畢竟這些藏家平日裡都是獨來獨往的，誰也不信誰。但當天下午，畫廊里坐了九個人，都是歐洲各地收藏東方文物的私人藏家，其中有三個已經丟了東西，另外六個還沒有。他們比約定的時間提前了將近一個小時就陸續到了，在展廳里沉默地踱步，自光不由自主地掃向那些展櫃和角落，好像在尋找什麼看不見的縫隙。
杜邦關上了畫廊的門，把那件被替換的民窯執壺放在桌上，燈光打到它身上時，壺面反射出的光澤比真品黯淡了許多。
他看著那九張臉，心裡清楚自己召集的這些人，本身就有不少來歷不大幹淨的藏品，有的來自戰爭期間軍官的私藏，有的來自舊貴族家族的遺產拍賣，還有的是從東南亞地區通過灰色渠道流入的。他們互相之間很少打聽對方的底細，但此刻，那些底細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是我那件北宋青瓷執壺的替代品。有人夜裡進了我的公寓，把它換掉了。沒有撬鎖，沒有痕跡，沒有監控。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杜邦的聲音在空曠的展廳里顯得格外清晰，帶著一種掩不住的疲憊。
一個戴著圓框眼鏡的瑞士藏家接話了。他叫韋伯，六十三歲，在蘇黎世經營一家私人博物館，主要展出東亞藝術品。
他說話時習慣性地推了推眼鏡，像是在確認自己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準確無誤：「蘇黎世的寫經也是同樣的情況。捲軸被換成了空白絹帛，我的書房窗鎖完好，書架沒有任何移動痕跡。
我懷疑是有人配了鑰匙。但就算配了鑰匙，他也是趁我睡熟之後進來的，而我睡得很淺。」
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但其他人都聽出了他沒說完的那半句話—他曾經在軍隊服役過，睡眠警覺度非常高，能在那種狀態下被人無聲潛入，足以說明對方的水平遠在普通盜賊之上。
都靈的商人坐在角落，抱著手臂，一直沒有說話。他叫帕瓦羅蒂，四十七歲，做的是高端家具生意，暗中收藏了不少亞洲漆器和木雕。等杜邦說完，他才開口：「漆器在地下室里，密碼鎖只有我知道。我的密碼是十四位，沒有寫在任何地方。」他頓了頓，「那個人動作和我一樣快，甚至更快。」
畫廊里沉默了一陣。另一個藏家，一個來自慕尼黑的退休醫生，清了一下嗓子，聲音裡帶著一絲試探：「你們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幹的？大英博物館那件事之後，七天之內，七個藏家丟了東西。這絕不是巧合。」他停頓了一下，像是在權衡措辭，「我認識幾個同行，他們已經把東西轉移到了鄉下的房子，或者保險庫里。但問題是，如果那個人能摸到你們的地下室和書房，轉移又能管用多久？」
「就算是同一個人幹的，你們能怎麼辦？」角落裡有人用沙啞的聲音反問。說話的是個頭髮花白的比利時人，穿著舊皮夾克，手指上夾著一支沒有點燃的雪茄。
他的語氣平淡，聲音卻帶著隱隱的失望，「監控拍不到，指紋沒有，報警也沒用。比利時那幾起案子到現在一點進展都沒有。我去警局問過兩次，他們只會說還在調查。你們這邊呢？有人從警察那裡得到過有用的信息嗎？」
沒人回答。有人端起咖啡，卻沒有喝，又放下了。壁爐里的火在燒，爐火的光在那些面孔上晃動。
杜邦放下執壺，走到窗邊，指尖在窗框上緩緩划過，然後轉向眾人：「我們不能等著他一個個找上門來。得交換信息，得抱團。一個人看不住的東西，十個人一起看。」韋伯低聲接了一句，「他們一夜能走七個地方，你覺得十個人夠嗎？」
又一個人開口了，聲音很輕，像是自言自語：「他選的都是有東方文物的。說明他認得東西，也認得人。不是普通盜賊。」這句話讓畫廊里的空氣又冷了幾度。那不是一個陌生的猜測，他們每個人心裡都早就有了同樣的念頭，只是沒人願意第一個說出來。
不只是巴黎。類似的聲音也在歐洲其他角落響起。瑞士日內瓦的藏家老葛朗台—圈內人稱他為「老葛」—在他那間堆滿古籍的書房裡來回踱步，步伐比他平時急促得多。
他的藏品陳列在玻璃櫃裡，旁邊是他當年從一位法國外交官手中收來的三件明代青花瓷，據說是那位外交官在北平任職期間購得的。他沒丟東西，但焦慮感比丟了還重。他的妻子已經在客廳催他下樓三回了，他還在書架前反覆撫著那些錦盒的邊緣，確認每一件都還在原位。
最後他撥通了慕尼黑那位老朋友家的電話，接通後沒有寒暄，直接問：「你那幾件東西還在嗎？」對方停頓了一瞬，聲音也發緊了：「還在。但我前天換了一整套安保，三道鎖，門口加裝了感應燈。」
老葛朗台握緊電話聽筒，自光在書房的窗戶和門之間來回掃：「你覺得那個偷東西的人，會繞過三道鎖嗎？」慕尼黑那邊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但我不打算等了。我有個熟人在瑞士的保險庫有位置，我打算下周把東西全搬過去。租金貴，但總比丟了強。」
老葛朗台在窗邊站了一陣，撥通了保險庫那個熟人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費了不少口舌才敲定了臨時寄存的位置，放下話筒時，他的指節已然發白。他繞過書桌，拿起一件青花瓷瓶，用絨布仔細包好，又拿起一件，再一件。臥室衣櫃裡摞滿了包好的錦盒，像一座隨時準備逃難的行李堆。
在歐洲的安保公司里，情況也在急劇變化。倫敦一家老牌安保公司接到大量詢單，接線員五天之內接了平時一個月的電話量，都是詢問紅外報警器的安裝價格和防撬保險柜的規格。有人要求加裝壓力感應，有人要求在櫥櫃背面加一道獨立鎖，還有人詢問地下室的通風管道是否需要封死。接線員把這些問題一一記錄，交到技術部時，技術主管看了一眼清單，沉默了一會兒才說：「他們都在怕。」
那些藏家像是被同一種恐懼驅使著，不約而同地把藏品轉移到了更隱蔽、更保險的地方。
有人把東西搬進銀行金庫，有人在鄉下別墅的臥室牆後加了一道暗門，還有人專門雇了私人安保團隊輪班看守。巴黎的杜邦雖然沒有東西再丟了，但他仍然去銀行租了一個保險箱，把那件被執壺的替代品鎖進去，又給畫廊安裝了第二套警報器。
老徐的電話在兩天後打了過來。他在電話里把歐洲各地的情況逐一匯報了一遍，語速比平時快了不少：「段先生，幾個主要城市都有動靜。杜邦召集了一次藏家會面，至少九個人參加，討論怎麼防範下一次失竊。
瑞士日內瓦的老葛朗台在聯繫保險庫，看樣子打算把東西轉移過去。義大利都靈那個商人也在把藏品分散到不同的地點存放。還有就是，歐洲幾家安保公司最近接了大量訂單，短期之內怕是忙不過來。」
他頓了頓，語氣裡帶著一絲克制的笑意：「現在藏家圈子裡都在傳，說有個幽靈在專門收東方文物。沒有人敢公開談論這件事，但每一個私下電話都在提。有人懷疑是團伙作案，有人懷疑是內部人員泄密，還有人覺得是某個機構在暗中收網。眾說紛紜，但沒有一個接近真相。」
段成良聽完，在電話里沉默了幾秒。「他們懷疑是機構？」他問。
「是的，有人提到國際刑警，有人甚至提到華夏政府，還有人說可能是某個私人基金會。」老徐的聲音里笑意更明顯了，「他們願意往任何方向猜，就是不會相信這是一個人做的。也難怪，一個人在一夜之間走遍七個國家，換掉七件文物而不留痕跡，這種說法他們更不願意相信。」
段成良沒有接話，只是問：「名單上那些藏家的最新位置，你都確認過了？」
「確認過了。有幾個已經搬了家，但新地址查到了。還有兩個正在聯繫保險庫，還沒確定最終存放位置。我會繼續跟進，有進展及時匯報。」
段成良說好，然後掛了電話，站在窗邊望著倫敦灰濛濛的天。
他沒有去看那些新聞，也不關心別人怎麼稱呼他這個幽靈。他翻開筆記本，把老徐剛才提到的幾個名字和地址補充進去，然後在其中三個名字旁邊畫了一個小圈，標註了「待優先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