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喝了一口茶，連連擺手：
「不是的，我覺得你非常不容易啊。
你的情況，我還聽丁所長提起過的，甚至我還聽到二先生說起過，前幾年你的一封血書，真的挽救了不知道多少同志。」
他放下茶杯，語氣裡帶著一種經歷過風浪之後才有的沉靜。
「還有，你們家的那個老二，是叫劉河中的對吧？我的印象很深刻，他的一個舉動拯救了邢台地區十幾萬老百姓。」
劉國清端著茶杯的手頓了一下，目光在郭先生臉上停了一瞬。
他心裡翻了一下，河裡的事他當然知道。六六年邢台地震前，劉河中檢測出了異常的地殼活動，上報了三次，三次都被壓了下來。
那會兒各地都在搞運動，沒人有心思管這些。
劉河中急得嘴上起泡，最後一個人跑到省里去找領導，結果被那些戴紅袖章的打斷了腿，是他兒子光康背著他，從邢台一路走到唐山，找到了劉正中。正中通過傅大姐的關係把情況遞到了上面。
地震還是來了，七點二級，死了不少人。
但如果沒有劉河中那幾份報告，死的人會更多。
這事兒劉河中沒有跟任何人提過，他妻子段林玲也沒提過。
劉國清是後來才知道的，那時候劉河中已經養了半年的傷了。
他那二侄子向來話少，腿斷了也不吭聲，心裡頭有桿秤，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
郭先生見他沒說話，又補了一句：「六十年代初期，政府就開始重視地震監測了，但真正把這事兒推到檯面上的，還是你侄子那個舉動。
錢先生有一次開會的時候說，一個地質工作者，能做出這種事，那是真正的把命豁出去了。」
劉國清把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點了根煙。
煙霧在昏黃的燈光下慢慢散開，他的聲音不大，像是跟自己說的：「河中那人，不擅長說話，有事就是硬幹。他斷腿的時候，一聲沒吭。
後來我問他，他說，三叔，我就是覺得該做。他說得輕描淡寫的，好像那不是什麼大事。
但他斷了條腿，從邢台到唐山，一百多公里，趴在他兒子背上。」
郭先生聽完，沉默了一會兒。旁邊的丁偉也難得收了嬉笑的表情，把酒杯放在桌上，沒再拿起來。
郭先生又說：「還別說，我真就沒見過你的大侄子，但是我們好幾個在大西北工作的工人師傅——有七級鍛工也有八級鍛工——他們都跟我說，師傅就叫劉海中。
錢先生還多嘴問了句，那個劉海中是誰呀？哪裡人呀？能不能把他叫過來呀？
徒弟們一個個搖頭，說不能讓他來，劉海中師傅在京城的意義，絕對比在這大西北強的多。
因為他教徒弟的方法，是真用心教，而且是因材施教的。
錢先生笑道，會有這麼神奇的人嗎？那些鍛工就說，是很神奇啊，而且劉師傅有個在西南地區當大官的叔叔。
哈哈，你猜怎麼著吧，老錢立馬就說，這八成就是劉麻袋的侄子了。」
郭先生把這一切說完，靠在椅背上，端起那杯已經涼透的茶又喝了一口，語氣裡帶著一種經過歲月打磨之後的篤定：
「所以，在我看來，你劉書記，才是我們要學習的榜樣。一個家族，能出一兩個能幹的，不稀奇。
但一個家族，從上到下，從大到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這個國家做事，那是家風。
你知道我是搞科學的，不講這些虛的，但有時候，家風也是一種硬實力。
你那個大侄子，教出了那麼多八級工、七級工，那些人現在在西昌、在酒泉、在核工業基地的車間裡，拿著他教的那些手藝，做著比鍛工更精細的活兒。
你那個二侄子，斷了一條腿，換了幾十萬人的命。你兒子在鄉下帶著群眾修水電站。這些人站在你背後，你腰杆才能挺直。」
劉國清把煙掐了，沒有接這個話茬。
他端起酒杯，朝郭先生舉了舉，仰頭幹了。酒入喉嚨，燒得他眯了眯眼，然後放下杯子，抹了抹嘴，語氣比剛才正經了些：
「郭先生，你搞了一輩子科研，知道一個道理——干成事，靠的不是一個人，靠的是那些在旁邊搭把手的人。我劉國清能走到今天，不是我能幹，是我身邊的人能幹。
郭先生你的那些實驗數據，如果沒有這群人給你把材料做成你想要的東西，你也是一紙空文。」
他頓了頓，「你剛才提到錢先生，那我也提一個人——老陳。當年在太行山的時候，老陳跟我說過一句話——『你把麻袋裝滿了，裡頭裝的不是你的東西，是大家的東西。』我記了二十多年了。」
郭先生聽完，沉默了很久。他沒有回答劉國清那句話，只是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後站起來，走到窗邊，推開窗戶。
冬夜的風灌進來，帶著一股子乾冷的氣味，吹在臉上像刀刮。
他站了一會兒，轉過身來，臉上的表情變了，剛才的疲憊被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取代了，是那種長期的、無法對人言說的壓抑。
「劉書記，」他喊了一聲，聲音比剛才低了些，「我們搞科研的，這些年在工地上蹲著，也遇到過不少難處。有時候材料不合格，有時候設備跟不上，有時候明明做對了方向，但數據被人壓住了，因為有人覺得這個實驗『不合時宜』。我不敢說能理解你全部，但那種感覺，我懂。」
丁偉站在旁邊，一直沒插話。他靠在牆邊，手裡那杯酒端了半天沒喝，聽著兩人說話，臉上的表情從嬉皮笑臉變成了若有所思。
他這人看著大大咧咧的，實際上心思細得很。
當晚幾人徹夜長談。
談到了未來，因為西南做的項目，很多都是為飛彈工程做準備的。
攀鋼供應特種鋼材，西昌那邊組裝，兩邊的進度像兩根擰在一起的繩子，哪一頭鬆了，另一頭也要跟著垮。
劉國清說，攀鋼的高爐已經點火了，現在的問題是配套焦煤供應不上。
青海那邊的煤礦產量夠，但運輸線被運動影響了，車皮調度不順暢，焦煤堆在礦區運不出來，高爐那邊在等米下鍋。
郭先生說，西北那邊的實驗也在等材料。
他們去年試了幾爐特種鋼，性能始終差一點。不是配方問題，是冶煉溫度控制不夠精準。
他說到這兒的時候看了劉國清一眼，意思是，這事兒攀鋼解決不了，其他地方更解決不了。
丁偉在旁邊插了一句嘴，說你們倆說的這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個字——路。
路通了，什麼都通了。路不通，什麼都卡著。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隨意，像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在場的人都聽得出來他說的分量。
那幾年各地的交通線被運動衝擊得最厲害，鐵路、公路、水路，到處都在堵，到處都在停。
幾人聊到後半夜。
劉國清提出一個想法——把攀鋼和西北實驗基地之間的物資調度打通，不再經過省裡層層審批，直接走軍工線。
郭先生同意，丁偉也表示可以協調。
窗外夜色漸漸淡下去，從深黑變成了灰藍，又從灰藍變成了魚肚白。
天空泛起了魚肚白。警衛員牟其中急匆匆地推門進來，手裡攥著一封電報，指尖捏得發白。他站在門口，嘴張了幾下才發出聲，聲音又急又慌，跟平時那個沉穩的年輕人判若兩人：
「郭先生、劉書記、丁所長……剛剛我收到電報，昨晚那架商用運輸機伊爾十四，在凌晨飛抵京城的時候……墜毀了。」
屋裡安靜了一瞬。郭先生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嘴微微張著，半天沒合上。
他慢慢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到牟其中面前，接過那封電報，低頭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然後他的手開始發抖，電報紙在他手裡嘩嘩響。
他張了張嘴，想說點什麼，但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發不出聲。
他轉過身，抱著劉國清的胳膊，失聲痛哭起來，聲音悶在劉國清的肩膀上，像從很深的地方湧上來的東西。
劉國清也哭了。他站在那兒，一隻手拍著郭先生的後背，另一隻手攥著那張電報紙的邊角，攥得指節發白。
他哭得不像郭先生那樣出聲，是無聲地淌，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滴在地上，洇出一個個深色的點。
他知道那架飛機，知道如果昨晚他沒有攔住郭先生，這位為國家耗盡了心血的科學家就會在那架飛機上。
丁偉站在旁邊，看著這倆人抱著哭，臉上的表情從困惑變成了懵，又從懵變成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
他張了張嘴，想問問到底怎麼回事，但看著劉國清那張淚流滿面的臉，又看了看郭先生抖得跟篩糠似的肩膀，把話咽回去了。
他站在那兒，手裡還攥著那半杯沒喝完的酒，不知道是該放下還是該喝完。
劉國清哭了一會兒，鬆開郭先生，拿袖子擦了擦臉。
他轉過身，看著窗外那片已經大亮的天光，把電報紙折好塞進兜里，然後拍了拍丁偉的肩膀，聲音還是啞的，但已經穩下來了：
「沒事了。人都還在。得繼續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