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孩子們爆爆米花、看看電影等方式尋找過年樂趣不同，春節有限的幾天假期里大人們談論更多的則是各自工作，自然還有生活上枝枝節節的交關事體。
這一日，大伯一家人過來陸家嘴拜年。而最主要的，還是大伯有事想要找小毛爹幫忙。
大伯和小毛爹的大名，一個叫王國賢，一個叫王國良，連貫取自「國家賢良」，都是阿爺給取的，表達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意思。不管當下自己的境況如何，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個美好的未來，一般這種心意可以通過名字來進行表達。
事體是這樣，今年大伯去江蘇江陰丈母娘家過年的時候，當地的一家造船廠聽說他是在上海開船的，特意通過親戚關係輾轉找到他，想請他幫忙解決造船廠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大伯的意思，要是王國良有時間的話，倒是可以為嫂子老家的這家船廠出謀劃策，不僅可以得到另外一份收入，也算是為當地的船廠出一份力氣。這樣一來，作為從老家出來的人，以後再回去也就有了面子和里子。
王國良給阿哥發香菸。各自點上火，他想了想，問：「既然是小集體，想來他們船廠的規模應該大不到哪裡去。阿哥你自己本身技術熟練，不是完全可以去幫他們船廠出謀劃策的嗎？」
大伯哈哈一笑，說道：「我開開生活船還可以，畢竟都開了快三十年了。只不過這是最簡單的一種船，現在他們要找的是熟悉渡輪、大貨船的技術人員。這種船我接觸不多，不來事的。」
王國良洗乾淨搪瓷杯，放進去茶葉泡茶。
大伯說道：「阿弟你開過渡輪，又在學校教學這麼多年，還有中級工程師的職稱。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比我要強，所以你過去船廠應該比較合適，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嘛。」
王國良呵呵一樂，說道：「我曉得了，你這是要我去技術支援他們當地的小廠。這叫做什麼？讓我想想，我們學校就有人這蛘的，叫做什麼星期日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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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叫做星期日工程師。」大伯說道，「這不是現在正流行的做法嗎？」
這幾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大門開啟，江蘇蘇南等地大批鄉鎮企業開始蓬勃興起發展，深刻改變了農村經濟狀況。農民們初嘗辦企業的甜頭，發展工業的積極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政策的激勵下空前高漲。
只是說來容易做來難。習慣了拿鋤頭的又怎麼搞工業?
就像現在王國賢剛剛提到的老家船廠一樣。這些大多數出身「草莽」的企業，一缺技術和人才，二缺設備，三缺市場門路。
其中最最關鍵的，技術是個門檻。
這些鄉鎮企業普遍不僅奇缺懂技術會使用生產設備的技術人員，更欠缺技術積累，談不上什麼核心技術，大家只能依樣畫瓢，所以在企業發展方面急需高技術人才的支持。
而與此相反，在一些城市的高校、研究所和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技術人員，卻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和發揮，很多科研人員都閒置在家無事可做。
缺設備，可以撿舊設備；資金少，可以勒緊褲袋；人才，卻只能外面尋找。
於是，對於蘇南地區的鄉鎮政府和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想要發展的這些鄉鎮企業來說，解決技術缺乏這個限制進一步發展桎梏，主要依靠兩類人員來解決技術和管理問題。
一是從城市下放或退休在本地的幹部和技術工人；二是通過種種關係從上海、南京、無錫、蘇州等城市工廠和科研機構借腦借智，聘請工程師、技術顧問和師傅，幫助解決使用機器、開發產品、保證質量、降低成本等技術難題。
其中最基本最簡捷的辦法，就是到上海去「挖牆腳」。他們想方設法到大上海延請一些國企的技術員或工程師，希望對方利用周末時間趕到江蘇指導一下，這樣慢慢就開始出現了「星期天工程師」現象。
當然，這種科技人員業餘兼職，不僅在蘇南，乃至全國都有。隨著這支隊伍的壯大和作用的增大，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他們在半遮半掩中從幕後走向前台。
滬郊、蘇南及至長三角區域，「星期日工程師」逐漸成為鄉鎮企業攻堅克難、低成本的技術別動隊，為長三角鄉鎮企業的勃興，注入一針「強心針」。
星期日工程師對社會來說是個「補缺」，人才本來不好流動，突然有了一塊「自留地」，生產力一下就釋放了。這就好比卡拉OK，憋了許久終於唱出來了。
從此，上海智慧、技術、理念就這樣流動起來，為大批中小鄉鎮企業、民營企業救了急。星期日工程師知識和技術的輸入，為那些技術力量匱乏而生產上不去的鄉鎮企業業帶來無限生機與活力。另外，星期日工程師讓先進的理念和技術流動起來，由此而生的科技體制變革，裨益亦延續至今。
慢慢地，所以上海就出現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
每到周末總有一群外表特徵明顯的人，他們大約40-60歲，身穿洗得有些發白的卡其布中山裝，胸前插著鋼筆，手提人造革公文包，看似溫文爾雅，又透露著謹小慎微，彼此心照不宣地從車站、碼頭出發到郊區，或幫助鄉鎮企業開發新產品，或培訓技術骨幹，或解決技術難題。周一又回到上海，繼續在大專院校、研究所、國有企業上班。
這些人，就是當時的上海所獨有的「星期日工程師」。
說到這裡，大伯把杯子裡的茶葉沫吹開，喝了一口水說道：「這樣，你要是同意，我就和嫂子老家那邊的船廠在聯繫，看看他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樣的工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