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雪梨西區。
趙亦可把車停在一棟不起眼的公寓樓前。
樓不高，四層，外牆是深灰色的塗料，有幾處牆皮已經剝落。
樓下的花壇里種著幾棵長勢潦草的灌木，路邊停著兩輛舊車。
她熄了火，在駕駛座上坐了一會兒，透過擋風玻璃掃了一眼周圍。
沒有監控。
沒有門衛。
沒有明顯的攝像頭指示燈。
樓道入口的鐵門半掩著，門鎖壞了，上面貼著一張列印的紙條——
「維修中，請走側門」。
她選擇這裡不是因為價格便宜，是因為這裡不會被注意。
西區這片區域住的多數是租戶，流動性大，鄰里之間互不認識，沒有人會多管閒事。
她通過那個中介介紹來的，用的是現金，簽了一份不到一頁紙的短租協議。
協議上沒有她的名字。
中介甚至沒有多問一句「你打算住多久」，只是收錢、給鑰匙、轉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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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開車門，從後備箱裡拎出兩個行李箱。
一個裝換洗衣物和日常用品，另一個裝現金、護照和幾份重要文件。
其餘的東西——家具、衣物、電器、那套她自己挑的沙發、彭子睿貼在冰箱上的畫——全部留在了原來的住處。
她刻意讓房子保持原樣。
窗簾拉了一半，桌上的杯子還擺在原位，廚房的洗碗槽里放著沒來得及收拾的盤子。
如果有人去看，只會覺得主人臨時出門，過幾天就會回來。
她拎著行李箱上樓，用鑰匙開了門。
公寓不大，一室一廳，客廳擺著一張舊沙發和一張摺疊餐桌，窗戶朝北，光線一般。
臥室里一張雙人床，床墊偏軟，衣櫃門少了一扇。
浴室的熱水器是老式的，擰開後有幾分鐘才有熱水。
她看了一圈，把行李箱放在臥室地板上，然後走到窗邊撩起窗簾一角往外看。
遠處有一個小公園，幾個老人坐在長椅上曬太陽。
沒有異常。
她放下窗簾，坐在沙發上，掏出手機換上一張新卡。
翻開通訊錄，裡面只存了四個號碼——
彭遠、蔣冬梅、曾思明、還有一個是幫她安排這間公寓的中介。
她盯著蔣冬梅的號碼看了幾秒，沒有撥出去。
蔣冬梅已經被帶走了，這個號碼打過去不會有任何人接。
她翻到彭遠的號碼，按下了撥出鍵。
電話響了兩聲就接通了。
「你到了？」
「到了。在西區。」
「你那邊安全嗎？」
「安全。這個地方不會有人查。」
「你確定？」
「確定。中介那邊我用的現金，沒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公寓的租約也不是我簽的。」
彭遠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
「亦可，你跟我說實話，我們在國內還有沒有別的事沒處理完？」
「沒有了……」
「那紅通令呢？」
趙亦可的手指在手機背面停了一下。
紅通令的事她也是通過朋友的朋友打聽到的。
中紀委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交了紅色通報申請，她的名字已經錄入系統，全球通緝。
「紅通令只是通報，不是逮捕令。
澳大利亞這邊不會因為紅通令就立刻抓人。
引渡程序需要時間，而且要走司法審查。
只要我不出現在領事館附近、不出示中國護照，這邊查不到我。」
她頓了一下。
「你帶子睿先走。後天下午的航班，不要改簽。到了溫哥華就正常生活，不要主動聯繫國內任何人。」
「那你呢？」
「我在這邊處理完最後一些事再過去。」
「最後一些事」——她沒有說是什麼。
但彭遠也沒有追問。
掛了電話後。
趙亦可把手機放在茶几上，靠在沙發背上閉了一會兒眼。
她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比平時快了一些。
不知道是因為剛才那通電話，還是因為從今天開始她必須習慣一個人待在這個陌生的地方。
她坐了幾分鐘，站起來走到行李箱前，拉開拉鏈，把裡面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
衣服疊好放進衣櫃，現金分成兩摞塞進床墊下面和衣櫃最上層的收納盒裡，護照和幾份重要文件放在床頭櫃的夾層里。
她把那些東西藏好之後，坐在床邊盯著牆上那面空白的牆壁看了一會兒。
她在想何穎。
如果不是何穎，她不會走到這一步。
如果不是何穎在晴順縣翻那些舊帳，她爸不會被留置，蔣冬梅不會被抓，她也不用坐在這間又舊又小的公寓裡，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
她把那個念頭壓下去，然後她翻到那個中介的號碼，發了一條消息：「我需要再換一個地方。」
對方很快回覆：「什麼時候？」
「過幾天。等我確定時間再聯繫你。」
「好。」
她把手機放在床頭柜上，躺下來，盯著天花板。
接下來她要做的，就是等。
等彭遠帶著子睿離開澳洲，等風聲過去，等專案組的人把注意力轉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她再換一個更隱蔽的住處，再換一張手機卡，再換一條出路。
……
第二天上午，京城。
陳大鵬在專案組辦公室里把趙亦可的案卷從頭翻到尾，又翻了一遍。
他把趙亦可最近三個月的通訊記錄調出來，按時間順序排列，逐條比對。
最後一條對外簡訊是發給彭遠的，內容是「你那邊準備好了嗎」。
之後她的手機就再也沒有產生過新的通訊記錄。
沒有撥出電話，沒有發出簡訊，沒有連接過任何基站信號。
陳大鵬盯著那條時間線看了一會兒，在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趙亦可已註銷原號碼，目前無法定位新住址。下一步需通過社會關係網追查其可能的落腳點。」
他把那行字圈了起來，在旁邊打了一個問號。
然後他拿起手機，翻到陳遠達的號碼，撥了過去。
「陳主任，我梳理了一下趙亦可的通訊記錄。
她的原號碼最後一條對外簡訊是發給彭遠的，之後就沒有任何記錄了。
她應該是註銷了原來的號碼，換了一張新卡。
但新卡的號碼我們不知道。」
陳遠達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
「她的社會關係呢？除了彭遠和蔣冬梅，還有沒有其他人？」
「有一個——廖中逵，雪梨的一個會計。趙亦可剛到澳洲的時候，很多本地事務都是通過他處理的。如果趙亦可要換住處，廖中逵可能是那個幫她安排的人。」
「這條線索你發給公安部了嗎？」
「發了。但廖中逵那邊還沒有反饋。」
陳遠達想了想：「那就等澳方的回覆。另外，你再查一下趙亦可名下的境外帳戶——如果她在雪梨有房產或者租約，可以從資金端反向追查。」
「好，我去查。」
掛了電話後，陳大鵬把趙亦可的案卷重新翻開，翻到境外帳戶那一頁。
他在筆記本上列了一個表，把趙亦可已知的境外資產逐條寫上去——
雪梨的房產、加拿大的控股公司帳戶、香港通道的中間帳戶。
然後他在「雪梨房產」那一欄旁邊打了一個問號。
趙亦可雪梨的房產登記用的不是她的名字。
但如果是她在使用，那租約合同上會不會留下什麼痕跡？
他拿起電話，撥了公安部經偵局聯絡員的號碼。
「趙亦可雪梨那套房子的租約，能不能查一下合同上的承租人信息？」
「我去協調。」
電話掛斷後，陳大鵬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看了一會兒。
他不知道趙亦可現在在哪裡。
但只要她還在雪梨。
只要她還需要買菜、加油、交水電費、去醫院。
她就一定會留下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