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頤飛走後，辦公室里徹底安靜下來。
梁棟卻沒有半分睡意。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開一條縫。
凌晨的風帶著初秋的涼意湧進來，吹在發燙的太陽穴上，人反倒清醒了許多。
遠處的城市早已沉入夢鄉，只有零星幾點燈火，和他這間辦公室的燈遙遙相對。
理智上，他比誰都清楚該怎麼辦。
證據裁判、疑罪從無，這是寫進法律里的鐵則，是他從參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刻進骨子裡的東西。
可情感上，這一夜卻翻湧得厲害。
他想起在漣安，那把燒掉三條人命的大火，那些在災後重建里被盛景層層盤剝的老百姓。
想起被盛景用金錢和美色拉下水、從此再回不了頭的幹部；想起那些被打壓得家破人亡、叫天不應的正經生意人。
饒家在千嶂盤踞二十餘年，欠下的帳，罄竹難書。
從私心講，他何嘗不想除惡務盡，讓饒天一這個台前操盤手，把該還的債一筆筆還清楚？
可越是這樣想，另一段塵封的記憶，反倒越是清晰地浮了上來。
那是他剛參加工作沒多久，還在原槐安縣何沖鄉的時候。
縣裡那年出了一起命案，證據「看上去」全指向一個嫌疑人。
有人證、有動機、有嫌疑人熬了幾天幾夜後作出的口供，公檢法幾家碰頭，幾乎都覺得案子已經破了，就差走流程。
唯獨一位幹了一輩子的老檢察長，頂著壓力把卷壓了下來，列出一串疑點，要求重新偵查。
後來，真正的兇手在鄰縣落網。
事後，那位老檢察長到何沖鄉檢查工作，拉著還是個小年輕的梁棟，在鄉政府門口的羊肉湯館吃了碗羊肉湯，說了一句讓他記了一輩子的話。
老人說：
「小梁啊，我們手裡攥的不是卷宗，是別人的一輩子。一個案子，最怕的不是放過壞人——壞人總有再露頭的時候；最怕的，是冤枉一個好人。那是把人一家子的天都給塌了，再也補不回來。」
「我們可以恨壞人，可不能因為恨，就把『看著像』當成『就是他』。」老人敲著碗沿，一字一句，「證據這東西，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差一分，你心裡再篤定，也不能把人往死里辦。這是我們這行人，最後的底線。」
這麼多年過去，老人的模樣都有些模糊了，那句話卻像一枚釘子，牢牢釘在梁棟心裡。
那時，梁棟也就剛參加工作兩三年的樣子，那時的他，還是一腔熱血，老人的一席話讓他熱血沸騰了很久……
如今輪到他自己，坐在這張能決定他人生死輕重的桌子前，才真正掂出那句話有多重。
對饒天一，他沒有半分私情，甚至比任何人都想讓他付出代價。
可「想讓他付出代價」，和「依法讓他承擔與其罪責相當的代價」，是兩回事。
前者是情緒，後者，才是法律。
梁棟重新坐回桌前，提筆在那張寫著「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白紙上，一條一條寫下反覆掂量後的尺度。
第一條：該他擔的，一分不能少。
漣安酒業那塊鐵證、那些已經釘死、證據閉環的利益輸送，依法該怎麼追訴就怎麼追訴，該頂格就頂格，誰來說情、饒寅鍾怎麼攬，都沒有用。
第二條：不該他擔、證據又不足的，一分不湊。
縱火、實控這兩塊，證據達不到法定標準，就不勉強認定，不拔高、不搞有罪推定。
不是不查，而是繼續查。
什麼時候證據補齊、達到了確實充分的標準，什麼時候再依法追加。
第三條：被裹挾、有坦白退贓立功的，依法用足從輕減輕。
主犯從犯要分清，主動作惡和被裹挾的要分清，死不悔改和主動交代、退贓立功的更要分清。
這不是手軟，是法律明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也是分化瓦解那座舊帝國最鋒利的刀。
寫完三條，梁棟擱下筆，又在旁邊重重寫下四個字：放縱，枉法。
他盯著這四個字看了很久，終於把那個最難拿捏的分寸想透了。
外頭不少人，心裡都隱隱繞著一個結——領導們定了「到此為止」的調子，饒寅鍾又在拼命攬罪，這時候不把饒天一往死里辦，是不是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是放水，就是徇私？
錯了。
真正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是這麼用的。
饒寅鍾想替兒子抹掉的那些「組織、領導」罪責，只要有證據，他梁棟一隻眼都不會閉，該追的一寸不讓。
——這叫不放縱。
而那些證據不足、本就夠不上的部分，他絕不會為了辦得痛快，硬睜著眼說瞎話、把沒湊齊的證據說成鐵證。
——這叫不枉法。
他要閉的，是那隻「非把人辦成主犯不可」、被情緒和執念蒙住的眼。
要睜的，是那隻只認證據成色、只認法律標尺的眼。
這，才是「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那一點靈活」的真正含義。
不是拿法律做交易，而是讓法律，回歸它本來的樣子。
想通這一層，梁棟胸中那塊堵了一夜的石頭，轟然落地。
……
天剛蒙蒙亮，辦公室的門就被輕輕敲響。
這回來的，是兩個人：丁頤飛，和接到電話連夜趕了材料、一早過來的省長助理朱厚年。
朱厚年手裡拎著兩份剛從食堂打來的熱豆漿和包子，一進門就聞到滿屋的菸草和墨味，再看梁棟眼底的血絲，便知道這位領導又是一宿沒合眼。
「先墊墊。」朱厚年把早飯擱下，「領導，這麼急叫我來，是饒家的案子，要定盤子了？」
「嗯。」梁棟拿起包子咬了一口，趁這點工夫，把昨夜和丁頤飛梳理的三摞卷宗、兩條路，簡明扼要講了一遍。
朱厚年越聽眉頭皺得越緊，到最後，手指無意識地在膝上敲著，這是他思考時的老習慣。
「領導，我聽明白了。」他緩緩道，「難就難在兩頭都有人盯著。往重了辦，證據不足硬湊，是埋雷；往輕了辦，外頭鐵定罵官官相護、反腐虎頭蛇尾。這個分寸，差一絲一毫都是麻煩。還有一層，這案子是聯合專案組在辦，杜主任是鍾紀委下來的，管的是饒寅鍾和涉案幹部那條線；天一、饒本河這些體制外的人，刑案是頤飛他們公安在偵，最後都得歸到檢察院去。幾條線怎麼擰成一股繩，也得有個說法。」
「你說到點子上了。」梁棟點頭，「所以我才要先跟你們倆把話說死。」
他放下包子，神色前所未有地鄭重，一字一句，把昨夜想透的總綱講了出來。
「今天這個會，乃至這樁案子怎麼辦，你們都記住一條——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證據辦到哪，就辦到哪。具體拆開，是三句。」
「首先，該他擔的，一分不能少。漣安酒業那些鐵證、釘死的利益輸送，依法追訴，該多重多重，絕不手軟。」
「然後，不該他擔、證據又不足的，一分不湊。不拔高、不搞有罪推定。縱火、實控，證據鏈沒補齊、達不到法定標準之前，不勉強認定。記住，是『暫不認定、繼續偵查』，不是『撤了、算了』；至於能不能起訴、以什麼罪名起訴，那是檢察院依法審查的事，我們只負責把證據辦紮實。」
「最後，被裹挾的，有坦白、退贓、立功情節的，依法用足從輕、減輕。這不是我梁棟法外開恩，是法律本來就有的規定，我們要敢用、用足。」
朱厚年飛快地在本子上記著。
丁頤飛昨夜已被磨過一遍，此刻再聽，只覺每一句都嚴絲合縫。
朱厚年卻捕捉到更深的東西，沉吟著問：
「領導，我斗膽問一句，您說的『一分不湊』，和饒寅鍾拼命想替兒子『往下卸』，外人要是分不清，會不會覺得我們是順著饒寅鐘的意思，放了饒天一？」
「問得好，這正是要劃清的界限。」梁棟拿起那張寫滿字的紙，指著第二行，「饒寅鍾想把那些本屬於饒天一的『組織領導』責任也攬過去、把主犯洗成從犯，這部分我們絕不認帳。有證據證明饒天一組織、調度、拍板的，照樣依法認定，他爹攬得再凶也沒用。而證據不足的部分我們不認定，不是順著饒寅鍾，是順著證據、順著法律。一句話：他想替兒子抹掉的，有證據我們照樣追；我們自己，絕不替法律去湊湊不齊的罪。這兩件事，會上必須分得清清楚楚。」
朱厚年眼中精光一閃，那支「筆」的功底被激發出來，嘴裡念念有詞：
「不放縱、不枉法……主犯責任依法釘死，疑罪部分暫不認定、繼續偵查，被裹挾部分依法從寬，幹部分流、刑案移送……好，這幾條立住，誰也挑不出理。」
「還有一條，是紅線，比前面所有話都重。」
梁棟的聲音陡然沉下來，丁頤飛和朱厚年同時抬頭。
「漣安那樁縱火案，三條人命，是人命關天的案子。」他一字一頓，幾乎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這一條，不適用任何『從輕』，也不存在什麼『到此為止』。周大成死了，嚴磊只認一截，饒本河咬死不往上咬。越是這樣，越要往根上查。那六十萬取現流水、嚴磊的口供、周大成千萬安家費的來路，一條都不許斷。」
他盯著丁頤飛：
「我把話撂這兒，只要查實饒天一對這樁縱火案有一分參與，哪怕只是遞過一句話、轉過一筆錢、點過一次頭，都絕不姑息，必須依法嚴懲，新證據一到，隨時併案、隨時追加。聽明白了嗎？」
丁頤飛騰地坐直：
「明白！這條線我親自盯，順著資金和嚴磊往下挖，絕不鬆口！」
「最後，是程序。」梁棟的語氣放緩，卻更顯分量，「今天的會，我不搞一言堂，杜成鈞、含章他們有不同意見，讓他們充分講、講到底。這是省委反腐敗協調小組牽頭的聯合專案組，紀檢、公安各管一條線，誰也不越位。最後形成的每條意見，都要集體研究、寫進紀要，誰表了什麼態，白紙黑字、全程留痕、終身負責。」
「再往後，證據辦紮實是我們的事，定什麼罪、量多少刑，是檢察院審查起訴、法院依法判決的事。」梁棟鄭重叮囑，「我們這條線，絕不批條子、不定調子、不干預司法。這一條，連同專案組每一個人，都給我刻在心上。」
「是！」兩人齊聲應下。
窗外，一輪朝陽正從石江的樓宇間緩緩升起，陽光一道道鋪在那張寫滿字的紙上，也鋪在三人凝重而堅定的臉上。
朱厚年合上筆記本，長出一口氣：
「領導，有這幾條，今天這仗，就好打了。」
梁棟卻搖了搖頭，望向會議室的方向，眼神沉靜。
「仗，沒那麼好打。杜成鈞憋著一股除惡務盡的勁，含章是出了名的鐵面。會上，少不了一場硬碰硬的爭論。」
他拿起那份連夜批註的卷宗，拍了拍。
「走，開會去。是真理，就不怕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