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調研任務，是1999年春天落到蘇清晚頭上的。
領導把她叫到辦公室，指著牆上的地圖：「清晚同志，你去過特區，去過沿海，你知道中國跑得最快的地方是什麼樣子。
現在你去西部看看，看看中國跑得最慢的地方是什麼樣子。看完回來告訴我，怎麼讓那邊也跑起來。」
蘇清晚站直了身子：「好。」
領導看了她一眼，又說了一句：「這次不是去指導工作，是去學習。」
蘇清晚說：「明白。」
調研組的陣容不小，有國家計委的、有財政部的、有交通部的、有水利部的，還有幾個搞經濟研究的學者。
蘇清晚帶隊，走之前開了個短會，她說：
「這次下去，不聽匯報，不看材料，不搞層層陪同。到了地方，自己走，自己看，自己問。誰要是搞形式主義，我就把他留在那裡，讓他把形式主義搞完再回來。」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沒人敢笑。她知道這種話不討喜，但她不需要討喜，她需要真相。
第一站是新疆。飛機在烏魯木齊降落的時候，天還沒亮。
同樣是中國的土地，深圳的夜晚燈火通明，新疆的夜晚卻是滿天繁星。
沒有誰對誰錯，只是發展的階段不同。她要做的，是找到讓這片土地也亮起來的路。
她沒有去自治區政府，直接去了南疆。車子在戈壁灘上開了大半天，路兩邊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偶爾能看到幾棵胡楊，樹幹扭曲著，葉子灰撲撲的，像是攢了很久的勁才從土裡鑽出來。
她問當地的陪同幹部：「這條路什麼時候修的？」幹部說：「六十年代。」
她問：「有沒有計劃修新路？」
幹部沉默了一會兒：「報過好幾次，批不下來。」
傍晚，他們到了一個小村子。
村子不大，幾十戶人家，土坯房，院牆也是土的，矮矮的，小孩子趴在牆頭上，好奇地看著這一行陌生人。
一個維吾爾族老人蹲在門口抽菸，煙杆是銅的，擦得鋥亮。蘇清晚走過去，蹲下來：「大爺，您家有幾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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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看了她一眼：「七個。」
她問：「幾個孩子？」
老人伸出四根手指：「四個。兩個在烏魯木齊打工，一個在縣城開飯館，一個在家種地。」
她問：「日子過得怎麼樣？」
老人想了想：「比以前好。」
她問：「好在哪兒？」
老人指了指院子裡的水管：「以前吃水要去河邊挑，現在院子裡就有水。」
又指了指頭頂的電線，「以前沒電，現在有電了。」
又指了指遠處那條砂石路，「以前去縣城要走一天，現在騎摩托車兩個小時就到。」
晚上住在縣城的招待所，條件很簡陋，沒有熱水，床單洗得發白。
新疆之後是青海。青海的路比新疆還難走，有些地方根本沒有路，他們的車在草原上碾壓出兩道車轍，草被壓倒了，露出底下黑色的土。
在青海湖邊的一個牧業村，她見到一個放羊的小姑娘。小姑娘十二三歲，臉被曬得黑紅，穿著一件大人的舊棉襖，手裡拿著一根樹枝當鞭子。
蘇清晚下車的時候，她正蹲在地上，拿石頭在地上寫字。蘇清晚走過去，低頭一看，是漢字，歪歪扭扭的，寫著「京城」。
蘇清晚蹲下來，說：「你認識字？」
小姑娘抬起頭，看了她一眼，說：「認識。」
蘇清晚指著地上的字，問：「你寫的？」小姑娘點了點頭。
蘇清晚問：「你為什麼寫『京城』？」
小姑娘說：「因為北京有毛主席。」
蘇清晚沒再說了，站起來，站在那裡，看著小姑娘遠去的背影，看著她揮著樹枝趕著羊群消失在草原深處。
青海之後是甘肅。甘肅的路比青海好一些，但水比青海少。
在定西的一個村子裡，她見到了一位打了一輩子井的老人。
他領著蘇清晚去看他打的那口井，井在村東頭，井口蓋著一塊石板，他掀開石板，拿手電筒往下照，說：「你看，有水。」
蘇清晚趴在井口往下看，黑漆漆的，看不見水，只聽見水聲，叮咚叮咚的。
「這口井打了多久？」
「三年。」
「三年？這口井打了多深呢？」
「一百二十米。」
蘇清晚愣了，一百二十米，那是四十層樓的高度。她想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在黃土高原上，一鍬一鍬地挖，一筐一筐地提，挖了三年，挖出一百二十米，只為了聽到水聲。
老人倒是先說：「你放心，有水了，日子就好過了。」
晚上，她在招待所寫調研報告的初稿。寫了刪，刪了寫，寫了好幾版都不滿意。
最後一版，她在報告結尾寫了一句話：「特區是中國的翅膀，西部是中國的脊樑。翅膀要硬，脊樑更要硬。」
小周站在旁邊，看見了，說：「蘇主任，這句話好。」
蘇清晚放下筆，靠進椅背里，說：「不是好，是事實。」
西部調研回來後，蘇清晚瘦了一圈，黑眼圈也重了。
徵求意見稿發到各部門後，反饋意見像雪片一樣飛回來。
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有的提了一堆修改意見，有的乾脆把稿子原封不動退了回來，附了一張便條，上面寫著「此事需慎重」。
蘇清晚把那些反饋意見一份一份地看，用紅筆在重要的地方畫線，在空白處批註。
贊成的，她畫一個勾；反對的，她畫一個圈；提意見的，她仔細看，覺得合理的，採納；覺得不合理的，寫批註解釋為什麼不合理。
有一個部委的意見最激烈，說西部大開發是「勞民傷財」，「重複建設」，「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蘇清晚看了三遍，最後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市場經濟不全是市場經濟，是人民的市場。人民需要路，就要修路。人民需要水，就要找水。人民需要發展，就要發展。」
她把那份意見連同自己的批註，一起裝進文件袋，讓小周送回去。
報告最終定稿那天，小周列印了三份，用紅絲帶紮好，放在蘇清晚桌上。
她拿起最上面那份，翻了翻，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看到最後一頁那句「特區是中國的翅膀，西部是中國的脊樑」時，筆停了一下。
她沒有改，把報告合上，遞給小周，說：「送上去吧。」
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蘇清晚坐在後排，聽著各部門負責人發言。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提出修改意見，有人沉默不語。
領導坐在主位，手裡拿著那份報告，翻到最後一頁，看了那一行字，贊同的說著，「人民需要市場，人民需要發展，就要發展。」
「清晚同志，這個事兒就交給你了。」
西部大開發的推進比蘇清晚預想的還要艱難。阻力不光來自部委之間的扯皮，更來自觀念深處的溝壑。
她最怕的不是沒錢，是沒人信——不信這條路能修通，不信這片地能養活人，不信日子能好起來。
她讓西部地區各省先把最急需的項目報上來。
新疆報了公路，青海報了水利，甘肅報了生態，四川報了交通，貴州報了教育，雲南報了農業。
項目五花八門，有的寫得詳細，有的只有寥寥幾行字，有的連可行性報告都拿不出來。
蘇清晚沒有批評他們，她知道不是他們不想寫，是沒人寫過。
她從計委借了幾個筆桿子，又在國務院內部抽調了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專門幫西部各省完善項目方案。
她定了一條規矩——不代筆，只輔導。方案必須是各省自己寫的，改可以，但不能替。
她帶著小周跑了十幾趟西部。不是每個地方都去，而是挑重點項目去。新疆那條公路，她跑了三趟。第一趟是去了解情況，第二趟是去協調資金，第三趟是去看進度。
路還沒修完，只修了一小段，但她去的時候，已經有工人在鋪水泥了。
協調資金最是難辦。財政部那邊咬得很緊，說國家沒錢，要各省自己想辦法。
蘇清晚去找財政部長談了好幾次，每次都磨很久，最後財政部長被她磨得沒辦法，說了一句：
「蘇秘書長，你是搞經濟的，你算過沒有，西部那幾個省的財政收入加在一起，還不如深圳一個市。你讓我怎麼辦？」
蘇清晚說：「那你就讓他們繼續窮下去？」
部長不說話了。蘇清晚站起來，走到他面前，說：「不是我要搞西部大開發，是國家要搞。你攔得住我，攔不住國家。」
部長嘆了口氣，說：「你這個人，太硬了。」
蘇清晚說：「不是硬，是事情總要有人做。」
蘇清晚在國務院內部會議上匯報西部大開發進展時，提到了一個細節。
她說她在甘肅定西見到一位打了一輩子井的老人，那個村子之前是有名的「苦瘠甲天下」，最窮的時候，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現在，那個村子的路修通了，水引來了，年輕人出去打工，留下來的人也能找到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