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的11點半左右，彼得羅夫就把第三瓶燒酒喝掉一小半，忽然撐著桌沿站起來，碩大的肚子把桌子頂得一晃，然後嘟囔著罵了一句，轉身往廁所方向走。
對，就是這個時候!
傑林斯基沒有立刻起身，他把自己的身子往旁邊側了側，借著前面一個醉漢搖搖晃晃站起來的空當，他迅速斜過一步，手裡拿著已經去掉了蠟封的藥劑瓶。
不過六七秒鐘的短暫功夫，傑林斯基已經把藥液全部倒進彼得羅夫喝剩下的半瓶酒水裡。事實上，燒酒的酒色本來就混濁不清，洋地黃酊劑混進去後，只讓液面微微晃了晃，顏色幾乎看不出變化。
前後不過十秒鐘，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桌邊，把空瓶塞回內衣口袋。
很快，彼得羅夫從廁所回來，他扶著牆走，坐回原處。酒館裡依然熱鬧著，酒鬼們一個個喝的東倒西歪，酒保繼續在櫃檯後面擦著杯子，沒人朝這邊多看一眼。傑林斯基把最後半杯淡啤酒慢慢喝完，付了錢，出了門。
如往常一般，傑林斯基左轉右拐，進了一條巷子，沿著維斯瓦河邊走了十幾步，停下來聽。身後沒有腳步聲，他摸出那個小空瓶，用鞋跟把它踩碎在泥地里，碎玻璃陷進泥水中，一衝就散。
傑林斯基繼續沿著維斯瓦河畔走去，走了大約十分鐘，便轉彎進入格日博夫斯基區的大型商業批發市場。此地商販、腳夫與外來過客摩肩接踵，人流駁雜，恰好便於隱匿行蹤。而他對外的公開身份，便是在此經營生意的糧食商人。而這裡，將是五人行動組重新匯聚的地方。
最終，彼得羅夫是「醉死」在距離銅鐘酒館門外，不過百來米的街上。當時還是凌晨4時，一名賣菜老婦拉著板車出攤，方才發現路邊倒著一名身形魁梧的男子。此人的腦袋歪在排水溝沿，一隻手裡仍死死攥著一隻空酒瓶，身體已經涼透了。
因為死的是一名俄國稅務官，所以盡職盡責的俄國巡警，還是照例請了一位私人診所的俄籍醫生，來擔當這一次臨時法醫。巡警也暗地裡催促醫生，需要在天大亮之前，完成所有的驗屍工作。
此刻天色蒙蒙亮了，圍觀的路人也不少，但都站得遠遠的，有人捏著鼻子說有臭味。那位俄國醫官戴著夾鼻鏡，在馬燈下看了看死者的臉和手指，又掀開眼皮照了照，草草在驗屍單上寫了一句：心臟衰竭，疑因飲酒過度。
巡警小心翼翼的多問了一句，要不要去停屍間繼續查點別的。醫官不耐煩地擺了擺手，說道，整個普拉加區，誰不認得彼得羅夫。這人日日酗酒，夜夜喝得不省人事，醉死在街頭，本就是再尋常不過的事。 那日，當瓦爾特將藥水交給傑林斯基的時候，就囑咐他一句：「要趕在俄國秘密警察進入彼得羅夫家裡之前，找到那份舉報信。」
當日凌晨二時，五人行動組的傑林斯基、加夫利克、赫米爾、沃爾斯基和諾瓦克重新聚在一起。這是瓦爾特進駐華沙總領事館的三周來，五人行動組的第一次集體行動。
彼得羅夫自從五年前與妻子離婚後，他就獨居在普拉加區一棟四層公寓的頂樓，房間朝北，終年不見多少太陽。樓里住戶混雜，有鐵路扳道工，有退役的俄國軍需官，也有幾個從不上報戶籍的波蘭寡婦。
白天，公寓的正門總是有人進進出出，從後牆的消防樓梯也能上到頂層。傑林斯基把行動時間定在凌晨3點，這個時候的人們基本都在熟睡中。如果太晚，俄國警察那邊就要派人來搜索彼得羅夫的房間了。
五人組分成三路：加夫利克在樓下街口望風並負責接應，赫米爾繞到樓後守住消防梯，至於傑林斯基，則帶著沃爾斯基和諾瓦克，三人身穿夜行衣，從正門悄悄的潛入。
彼得羅夫所在公寓的門鎖不結實，鎖匠出身的諾瓦克，只用一個彎鐵片就將門鎖輕鬆撬開。
整個屋子很暗，窗戶緊閉，空氣里浮著一股煙油，還有長期沒洗的髒衣服的氣味。地上堆滿了不少空酒瓶，桌上散著過期的舊報紙，以及啃了一半的黑麵包。床鋪和被單都是亂糟糟的，感覺房間主人從來都不會疊。
諾瓦克守在門口，傑林斯基和沃爾斯基藉助兩盞煤油燈，開始在房間裡翻找瓦爾特需要的文件資料。
兩人先是翻了衣櫃，發現幾件舊制服下面壓著一隻鐵皮盒，裡面是一疊小面額的盧布紙鈔，用橡皮筋捆著。接著，傑林斯基又翻了書桌抽屜，在一堆高利貸欠條和酒館收據下面，找到一封沒寄出去的信。
這封信是寫給華沙總督府政治處，也就是特別辦公廳的，信紙上用俄文寫著：「鄙人有充分的理由，懷疑總督府庶務處『文書歸檔與會務股』的副股長，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索科洛夫，正在與德意志帝國駐華沙總領館人員進行秘密接觸……」
這封信的後半截還沒寫完，字跡到一半就已經潦草得不成樣子了，感覺是寫的人已經醉得連拿筆都把握不足。
除此之外，還有一隻小布袋，裡面是少量的金幣和銀幣，混著幾枚奧地利克朗。傑林斯基把所有的現金，以及那封信都收進隨身的帆布包里，然後將看到的幾份高利貸欠條，放在房間裡的顯眼位置。 房間裡的人動作迅速，每一個抽屜都恢復原位，只把目標物品帶走。前後不到二十分鐘，五個人便從不同方向各自散去，整棟公寓樓無人察覺。
黎明時分，瓦爾特把行動組帶回來的戰利品統統擺在桌面上，房間裡還有傑林斯基和陶德曼。
借著煤油燈的光亮，他先是看了看彼得羅夫還沒寫完的那半封信。信紙粗糙，字跡歪斜，但「海鷹」和「德國外交官」幾個字都寫得清楚。如果這封信當天被送出去，海鷹現在恐怕已經在總督府的地牢里待著了。
瓦爾特把信折好，劃了根火柴，扔進火爐里，看著它徹底化成灰燼。旁邊的鈔票他大致數了數，盧布連紙幣帶金銀幣，折算起來大約1100多，另外還有少量的奧匈克朗和零散銅板。
瓦爾特先是拿出350盧布交給陶德曼，沖抵之前海鷹被人勒索的借帳。剩下800多盧布分成兩堆，大的一堆用紙包好，讓傑林斯基帶回去，給五個人均分；另一小堆，他推到陶德曼的面前。
作為身價數百萬帝國馬克的領導，瓦爾特-科勒自然是看不起這一點的歪瓜裂棗，就給下屬們分了。
傑林斯基和陶德曼二人相視一眼，看了看各自的那疊錢，也沒推辭，收了起來。
稅務官彼得羅夫的死，不過是一顆小石子投進了維斯瓦河。這一過程中，水花僅僅濺了一下，就被後面湧來的浪頭徹底吞掉了。
那天清晨，臨時醫官在普拉加街邊草草驗完屍體，巡警把登記表塞進皮包，圍觀的人散開，街道又恢復了原樣。
也是在同一天上午，華沙總督府換了一位新主人。
切爾托夫一早就乘馬車去了火車站，他的身邊只跟著一個副官和兩個拎皮箱的勤務兵，走得很安靜，連送行的人都沒湊齊。據說他上車前回頭看了一眼總督府樓頂的帝國旗幟，什麼也沒說，就鑽進了車廂。
午後，馬克西莫維奇將軍的車隊從另一條路進了城，沒有儀仗，沒有軍樂，只有一個騎兵連在街口列隊。 新總督剛下車，就把切爾托夫留下的將校軍官，還有警察總長叫進去談了三個鐘頭。緊接著，幾道換防命令從總督府發出去，華沙城內的駐軍頻頻的調動，馬蹄聲和炮車輪子的咯吱聲，在幾條主要大街上響了一天。
全城的政客、官員和外交人員，都在忙著打聽新總督的脾氣和走向。毫無疑問的，沒有人顧得上一個稅務官死在了酒館外頭。
彼得羅夫的頂頭上司只好先派人去收了屍，通知了彼得羅夫的前妻和兒子，但母子倆一聽說彼得羅夫生前沒有留下一個盧布的財產，反倒是一大堆欠條等著償還的時候，既不繼承對方的「遺產」，也拒絕出席追悼會。
事實上，那場為彼得羅夫舉辦的追悼會，最後只來了稅務所的三個同僚，其中一個還半路溜走了。
瓦爾特在總領館裡，聽著陶德曼帶回的這些消息，並不吃驚。這是他選擇在總督更替當天動手的原因之一。新政體交接，軍警調動，所有人都盯著上面，下面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案子自然不會引發注意。
這種時候，一個肥胖稅務官的猝死，連《華沙信使報》的小邊欄都上不了。陶德曼說，只有一家小報紙，在新總督到任華沙的第三天，這才刊登了一小段「普拉加區一稅務官員酒後暴斃」的消息。這家報紙甚至連彼得羅夫的名字都寫錯了，叫「別特羅夫」。
「呵呵，好得不能再好。」瓦爾特笑著說。
這件事之後，瓦爾特對人的身體和死亡方式，有了一種近乎職業性的習慣。他開始在腦子裡給每個可能構成障礙的人做「病案分析」：年齡、體型、飲食習慣、日常作息、家族病史、是否吸菸、是否喝酒、是否容易疲勞。
他在柏林大學讀醫時學會的那套診斷思路，如今被用在了完全不同的用途上。他越來越覺得，讓一個人死在所有人意料之中，是最乾淨的。
越是合情合理的死亡，越沒有人去追問。這是華沙，一個每天都有人被凍死、淹死、醉死、餓死，被人捅死在巷子裡的地方。在俄國人的檔案抽屜里，裝滿了各種匪夷所思的意外卷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