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第二周，風徹底暖了。靜安寺路上的梧桐葉子從淺綠變成深綠，樹冠連成一片遮住了大半條街的陽光。百樂門門口的紅地毯換了一條新的，老何蹲在後門台階上抽菸的時候告訴我，張經理專門讓人從香港訂的，花了不少錢。他說這話的時候眯著眼看巷口的路面，手裡那根煙抽了一半，菸灰積了一小截沒掉。春天的上海有一種奇怪的熱鬧感，街上的人比冬天多了不少，黃包車叮叮噹噹地穿梭著，電車到站的時候從車廂里湧出的人流能把人行道塞滿。我每天走過這些街面的時候能感覺到一種微妙的鬆弛——打仗打了半年多，租界裡的人漸漸習慣了這種「孤島「生活，該吃吃該喝喝，舞照跳，舞廳照開。
但我知道底下的暗流沒有松。王京生已經有十一天沒有出現了。四月那次他從黃浦公園後門走之後我就沒見過他，也沒有任何指令傳過來。百樂門一切如常，「地「字號卡座空著，但空得很安靜，像一張還沒被重新啟用的桌面。我端盤子、續水、擦桌子，每一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把自己嵌進百樂門的運轉里，不發出任何多餘的聲音。
五月十二號那天晚上，有人從後門帶了一隻鐵皮盒子過來。不是什麼特殊的遞送方式——老何接的，轉手遞給我的時候看了我一眼。盒子上壓著一張折好的紙條，我走進後廚靠在灶台邊展開，借著頭頂那盞昏黃的燈看。紙條上的字寫得極細極密，像用極尖的筆尖在一張很小的紙上拼命壓縮內容。只有三行。
「虹口昆明路與海倫路交叉口，每天下午四點經過一輛黑色轎車，車牌滬A·三七二六。車上坐的人叫趙鴻德，日偽政府經濟委員會的專員，給日軍管物資調配。兼做特高課的線人。他的車會在交叉口等一個紅燈，大約二十秒。二十秒內解決。解決後撤到海倫路北側，會有人接應。「
紙條末尾沒有署名。
我把紙條放進灶台火里燒了。紙捲起來的時候邊緣發黃，從黃變黑只用了兩秒，灰燼落在灶台上，我用抹布擦乾淨了。
趙鴻德。黑色轎車。昆明路與海倫路交叉口。每天下午四點。二十秒紅燈。我把這些信息在心裡過了一遍，然後端了一壺茶走進大堂。水晶吊燈還在轉，爵士樂隊在換曲子，我在桌縫之間穿行，步子跟平時沒有任何變化。
第二天下午我請了半天假。跟張經理說身體不舒服，他看了我一眼，沒多問，擺了擺手說「去吧「。我換了那身深灰色衣服從百樂門出來，沿著靜安寺路往北走，穿過四川北路，然後往虹口方向去。虹口的街景跟公共租界完全不同。路面上行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是穿軍裝或便服的日本人，偶爾有幾個穿長衫的中國人在街邊低著頭走，步子很快，像趕著離開某段路面。街邊的鋪面開得稀稀拉拉，關門的比開門的多，門板上貼著日文的告示，我看不懂上面的字，但能認出一部分片假名拼出的「軍事管制「字樣。
我站在昆明路與海倫路交叉口東南角的一個小煙攤旁邊，買了一包最便宜的香菸，拆開點了一支夾在手裡。煙攤老闆是個瘸了一條腿的老頭兒，收了我幾枚銅板之後就不再管我了。我靠在旁邊電線桿上，把煙叼在嘴裡，視線不著痕跡地掃過路口的路面情況。交叉口四面的街景都熟悉了。東南角是煙攤和幾間關著的店鋪，西南角是一排兩層高的舊式民宅，有一個晾衣杆橫跨二樓的窗戶之間，上面掛著幾件半乾的軍裝。西北角是日軍的哨卡，兩個穿土黃色軍裝的士兵背槍站著，但沒什麼精神，其中一個在低頭看懷表。東北角有一間門面特別小的雜貨鋪，門口掛著半截棉帘子，裡面暗洞洞的看不清。信號燈裝在路口的鐵桿上，從綠燈變黃再變紅，從紅燈變黃再變綠。我掐著表數了一遍，紅燈持續時間二十三秒，比紙條上寫的多了三秒。
然後那輛黑色轎車出現了。下午四點整，從昆明路南側開過來。車頭是黑色的，漆面很亮，擋風玻璃擦得乾淨，引擎的聲音低沉均勻，像一台保養得很好的機器。車牌滬A·三七二六。車停在紅燈線後面，司機的側臉在擋風玻璃後面看不清楚，后座車窗關著，深色的玻璃擋住了裡面的人影。我站在東南角的煙攤旁邊，把半截煙掐滅了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一下，然後轉身走了。沒有多看一眼。
第二天我又來了。第三天也是。連續四天在同一時間站在同一位置，觀察同一輛黑色轎車在同一條路上經過同一個路口。第四天的時候我已經能閉著眼描述出趙鴻德的車在等紅燈時停靠的具體位置、司機等待時手指在方向盤上敲打的節奏、以及哨卡那兩個士兵在車經過時會微微站直身體然後很快鬆懈下來的細節。我注意到紅燈亮起的時候司機會在第三秒左右把目光從正前方移開，看向左後視鏡，大約持續四秒，然後再看回正前方。也就是說，紅燈的前半段司機的注意力不在正前方，在後視鏡上。后座車窗是深色的，我看不見裡面，但第二次觀察的時候我看見車窗內側有一根極細的銀色邊框——那是車門內飾的鍍鉻條，貼著玻璃邊緣。
第五天我在路口蹲守的時候帶了半隻燒餅，站在煙攤旁邊慢慢吃。紅燈亮起的第二十三秒，我透過那根鍍鉻條的反光看見后座坐著一個人影。左肩的位置比右邊高一點，像是一個習慣性往左靠的坐姿。頭微微低著，在翻看什麼東西。然後車開走了，引擎聲低沉地遠去，拐過街角消失了。
那天下午我走回百樂門的時候，開始在心裡組裝計劃。
趙鴻德的車在路口停靠二十三秒。司機在紅燈前第三秒開始看左後視鏡，持續四秒。后座車窗深色，從車外看不見裡面，但裡面的人能看見外面。哨卡那兩個士兵在車經過時會站直，但他們的視線不盯車，看的是司機，而且只有前五六秒。所以最佳的行動窗口在紅燈亮起後的第七秒到第二十秒之間。這十三秒里司機的注意力不在正前方，哨兵的注意力在司機身上，后座的人低頭翻東西。
但我不能在白天動手。白天太亮了，路口來往的人雖然不多，但煙攤老頭兒、斜對面雜貨鋪的店主、偶爾走過去的行人，都可能是目擊者。而且虹口是日軍控制區，得手之後跑不掉。我需要的不是截車，而是等車停下來的地方出現一個我可以動手的縫隙。
我在辦事處對面的一個修鞋攤旁邊蹲了下來，假裝在等鞋底打掌。修鞋的老頭兒正敲著錘子在小鐵砧上敲掌釘，叮叮噹噹的聲音蓋住了街道上的大部分噪音。我透過他手裡的鞋底邊緣看了那棟灰色樓一會兒。樓不高，三層，底層的窗戶有鐵柵欄，大門是深紅色的，門框上方有一盞燈。大門斜對面有一條窄巷，通往後面的一片居民區。巷子不深，約莫二十米，另一端通到另一條平行的街道。如果趙鴻德從車裡下來走進大門，那條巷子就在左側十步遠的地方。他下車之後會經過巷口，從車門到大門大約走七八步，七八步之間他的身側會短暫地暴露在巷口範圍內。
那條巷子，像一隻張開的嘴。
我站起來，把修鞋的錢付了，走了。
夜裡我躺在福煦路後間的床上，把所有的碎片拼在一起。趙鴻德每天四點從昆明路開到海倫路交叉口，停約二十三秒紅燈，然後繼續開到經濟委員會虹口辦事處，下車，走七八步從車到大門，經過一條窄巷的巷口，巷口通往后街。我需要在他下車之後、走進大門之前的那幾秒里動手。白天不行，街面上有行人、有司機、有可能窗邊的目擊者。他進去之後會在辦事處裡面待到幾點？我沒數過。但每天下午四點到，從樓里出來的時間大約在六點半左右，那時候天快黑了。如果他在六點半出來，黃昏的光線暗下來，街面上的人少了一半，然後他上車，車開走。下車的時機，或者上車的時機。
我翻了身，把被子裹緊了一點。上車的時機更好——他出來的時候司機可能已經在車裡等著了，車沒有熄火，引擎在輕顫。他拉開車門彎腰進車的那兩秒里，巷口距離他最近，光線最暗，而所有人都以為他馬上要坐進車裡了，視線會從他身上提前移開。
接下來的兩天我都在辦事處對面的修鞋攤旁邊坐著，看趙鴻德六點半左右從深紅色大門裡出來。他穿著一件深灰色中山裝，頭髮梳得整齊，戴一副金絲邊眼鏡，手裡提著一隻黑色的公文包。他走出來的時候步子不快不慢，步幅均勻。他走到車邊拉開車門彎腰坐進去，整個過程大約四秒。這四秒里他的身側暴露在巷口的範圍內，但非常短暫。我不可能在四秒內完成從巷口出來、動手、回撤的全部動作。但我可以提前站在巷口，等他走過來的那幾秒。如果我在他拉開車門的瞬間接近他，動作在一到兩秒內完成，然後我撤回巷子裡，整條過程可以壓縮在四秒以內。司機在車裡等著，視線落在前方或後視鏡上。大門裡的人不會一直看著門口。
我坐了很久，久到修鞋攤的老頭兒收攤了，鐵砧和錘子收進了一隻簍子裡，他扛著簍子走了。我坐在矮凳上又待了一會兒，然後站起來往回走。
那天晚上，百樂門的打烊時間到了之後我還沒走。我坐在後廚角落的矮凳上，老何已經走了，灶台上的火也熄了，只剩一盞小燈還亮著。我從懷裡摸出一個小布袋，裡面裝著那把用了兩次的骨刃——不是骨刃本身，是我給自己備的一套備用品。幾根細鐵絲、一小卷紗布、一隻打火機。我把這些攤在膝蓋上，又把它們收起來。
第二天下午，我請了半天假。跟張經理說身體還沒好利索，他看了我一眼，沒多問。我換上深灰色衣裳從百樂門出來。那套衣裳我很熟悉了，穿著它走了很多路、辦了四趟事、在十幾個街角蹲過。它已經不像新衣裳了，後腰和手肘處有了幾道細微的褶皺，顏色從深灰變成了灰藍，像一塊被水反覆泡過的石頭。
下午五點半，我在修鞋攤旁邊坐著。這一次我沒有假裝修鞋。修鞋攤已經收了，但矮凳還在，我坐在上面，面朝著經濟委員會虹口辦事處的大門。風從街面上吹過來，帶著暮春傍晚特有的溫熱和塵土氣。街上的行人不多了，偶爾有一個穿長衫的快步走過去，或者一輛自行車叮鈴鈴地擦過。那輛黑色轎車停在門口，發動機沒熄火，排氣管里有一股極淡的白氣在暮色里飄散著。
六點三十七分。深紅色大門開了。
趙鴻德從裡面走出來。深灰色中山裝，金絲邊眼鏡，黑色公文包。他走出來的時候左手拉了拉衣領，頭微微低著看了一眼手錶。我站了起來。動作不急，從矮凳上起來的過程中我把重心壓得很穩，每一步都踩實了，地面是小碎石的，步子踩上去有細碎的沙沙聲。
我走到巷口的時候，他正在拉車門。右手搭在門把手上，身體微微前傾，彎腰準備坐進去。這個角度他的視線落向車座的內部，後腦勺和左後頸完全暴露在巷口的方向。距離大約四步。巷口的光線很暗——附近那盞路燈的燈泡壞了半個月沒換，這一片地面比其他地方暗了至少兩個色度。他拉開車門，頭低下去，左肩和左頸的弧線在暮色里看得很清楚，襯衫領口翻著，領口上方露著半截脖頸，膚色偏白，頸側的皮膚在街燈末端的餘光里微微發亮。
我把右手從袖口裡滑出來。指尖發燙，骨刃從指甲縫裡擠出的那一瞬幾乎沒有聲音——比冬夜那次短多了，只出了兩厘米。不到三秒，他的頸側和下頜之間的凹陷里刺了進去，角度稍微偏上一點，斜著穿進去的尖端頂穿了軟齶，他向前倒進的姿勢正好和我刺入的方向形成一段極短的配合，像兩段齒輪合進去了。他的身體沒有明顯抽搐。他往前跌進車座里的動作和平時彎腰進入的動作幾乎一樣連貫，公文包從右手裡滑脫，掉在車座位上，發出一聲悶響。那一秒內我左手接住他的後頸把他往前送了半寸，把骨刃抽出來的時候刃口乾淨，血量極少，創口被頸椎和下頜的骨骼夾住了大部分。我收了骨刃，轉身，走回巷子裡。步子平穩，不急不緩，跟一個從巷口經過然後拐進去的人沒有任何區別。我走進巷子深約十步的時候聽見背後傳來車門關上的一聲悶響——砰。司機在踩油門。
我走出巷子另一端的時候混入了后街的一條人流里。幾個穿短打工裝的漢子正在路邊收攤，一個老太太在門口收晾了一天的衣物。我沿著后街往外走，經過了兩個路口，在一堵矮牆背後停下來，把右手翻過來看了看。指縫乾淨，沒有血跡。我把手攥成拳收進褲兜里，然後繼續走，穿過三條街，從四川北路拐進公共租界地界，在路燈下重新匯入了靜安寺路的人流中。
我走回百樂門後門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我蹲在後巷的石階上，看著巷口漏進來的一小塊燈光在地面上切出一個平行四邊形。我在那兒坐了一會兒，讓呼吸從偏快的頻率慢慢降回正常。心跳在第六分鐘的時候基本平了，指尖的餘溫也已經退下去了。我站起來，拉了拉衣領，拍掉袖口不存在的灰，從後門走進百樂門。
大堂里水晶吊燈照常亮著，爵士樂正在演奏一首慢板曲子，卡座上坐滿了客人。我走進後廚，老何正在灶台邊抽菸，看見我進來抬了一下眼皮。「回來了？「
「回來了。「我說。
我換好工裝，肩膀上搭好白毛巾，端著托盤走進大堂。「天「字號卡座上還空著。「地「字號卡座上坐著一個穿深棕色大衣的人，面前的桌上放著一杯沒動過的檸檬水。他低著頭在看一張報紙，報紙把臉遮住了大半，但我看見了報紙邊緣露出來的手指。指節粗大，食指和中指的指甲剪得很短。他從桌面上把一張折好的紙片推到桌沿，我端著托盤經過的時候順走了。紙片很薄，我送進後廚才打開看，上面寫著四個字，筆跡很穩，一撇一捺都壓得很勻——「釘子拔了。「
我在灶台邊站了一會兒，把紙片燒了。火苗從紙頁邊緣升起來的時候舔了一下我的手指尖，不疼，溫熱的。灰燼落在灶台上，我用抹布擦了，跟之前每一次一模一樣。
我端著托盤重新走進大堂。水晶吊燈的碎光在舞池地板上鋪開著，舞池裡有幾對客人在轉圈，女士的旗袍裙擺在彈簧地板上旋轉出一圈一圈的弧線。我穿過那些光斑和影子，走到「地「字號卡座旁邊給那杯檸檬水續了半杯，然後端著托盤從桌子之間穿過去，步子平穩，沒有回頭。
那枚暗紅鑰匙還在我褲兜里貼著大腿外側。我摸到它的時候手柄上的線已經被體溫捂溫了，像一枚從石頭裡剝出來的鐵質種子。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