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過去以後，開封表面上沒有發生值得百姓議論的大事。
宮門照常開啟，御街照常擁擠。石守信、高懷德等人的車馬仍能出入朝堂，府上的匾額沒有摘下，家眷也沒有被遷往別處。只有熟悉禁軍名冊的人知道，幾處最重要的軍職已經換了主人。
趙匡胤首先要證明，自己在酒桌上許下的富貴不是誘人交權的空話。
賞賜很快送到各府。宅第、金帛、器物，一樣不少。石守信改鎮天平軍，高懷德移鎮歸德軍，王審琦出任忠正軍節度使，張令鐸出鎮鎮寧軍。他們離開禁軍中樞，卻仍保有節度使的旌節與高俸。
皇室婚姻也成為保證的一部分。
這些人後來確實大多保住了性命與富貴。
石守信廣置田宅，積累的家財以巨萬計；王審琦在地方為政寬簡，不再像五代節度使那樣把州縣官員視為私人屬吏；張令鐸患病以後，趙匡胤親自探視，對其家人賞賜優厚。高懷德也繼續以外戚與功臣身份享有尊榮。
他們不再擁有讓皇帝失眠的權力，也沒有落到李筠、李重進那樣的結局。
從結果看，趙匡胤兌現了交易。
但這一切並不能證明後世流傳的每一句席間對白都曾原樣發生。宮中家宴沒有起居郎坐在桌邊記錄，石守信也沒有留下當夜筆記。關於「黃袍加身」「多置田宅」的完整談話，主要見於後來編成的史書；不同記載甚至把酒宴放在不同年份。
可以確定的是，建隆二年七月，幾名禁軍最高將領在同一天被解除軍職，改授外鎮；也可以確定，趙匡胤沒有用大規模殺戮處理這些功臣。至於一桌酒怎樣把猜疑、威脅與交換說開，後來的史家替沉默處補上了最符合這場政治交易的一段對話。
傳說未必是逐字實錄，卻抓住了交易的結果：趙匡胤把五代皇帝慣用的屠刀，換成田契、婚書和任命狀，讓交權者看見退路，也讓其他節度使明白，朝廷要削去的是起兵能力，未必是一個家族的全部生路。
可是，杯酒只處理了離皇帝最近的一批將領。
開封之外，還有許多節度使掌握地方軍隊；各州的錢糧仍有相當一部分留在本地；邊地將帥還需要長期統兵，抵禦契丹、北漢與西北諸部。更遠處，荊南、武平、後蜀、南漢、南唐和吳越仍各有君主。宋朝此時擁有的只是中原，不是天下。
趙普所說的「方鎮太重，君弱臣強」，也不能靠一夜全部解決。
朝廷開始一點點收回地方權力。重要州郡逐漸由朝廷任命文臣主持政務，另設官員分掌監督；地方財賦經過轉運系統更多送往中央，不再全部留給節度使養兵；各地精壯被選入禁軍，地方留下維持治安與雜役的軍隊。
一次任命、一項帳目、一紙調令積累起來，軍隊、財賦與官員任免便逐漸收歸中央。
這種秩序同樣有價錢。
精兵集中開封，邊地與州縣便可能顯得空虛；財賦不斷上送中央，地方遇到災荒或戰事時能夠臨時動用的錢糧便會減少；禁軍越多，養兵費用越重，朝廷就需要更穩定也更龐大的稅收。
趙匡胤解決的是五代最急迫的問題：怎樣讓皇帝不再被自己的軍隊趕下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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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一次解決另一個問題：當所有力量都向中央集中以後，中央是否永遠能夠正確地使用這些力量。
眼下，還沒有人急著追問後一件事。
對經歷過幾十年兵變、屠殺和改朝換代的人來說，一個將領交出兵權後仍能回家，一個幼主退位後仍能活著，已經足以稱為難得的進步。秩序首先意味著第二天醒來時，城頭沒有換旗，鄰居沒有因為站錯隊而被抄家。
一杯酒不能建立完整制度，卻讓所有人看見，權力也可以不通過鮮血完成轉移。
入秋以後，石守信等人陸續準備出鎮。開封的酒樓仍在談論兩鎮平定，朝廷卻已經把目光投向南方。
荊湖一帶傳來的消息越來越多。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病死，年幼的周保權繼位。部將張文表起兵反叛，境內大亂。求援的使者沿驛路北上，希望宋朝派兵救援。
奏報送到趙匡胤面前時，趙普展開了另一幅地圖。
從開封向南，若要進入武平，軍隊必須經過荊南。荊南國小兵弱，夾在幾股勢力之間，長期靠向強者低頭維持生存。它若允許宋軍借道，城門便等於向宋朝打開；若不允許，宋軍又有了出兵的理由。
趙匡胤看著地圖，沒有立即下令。
北方有契丹和北漢，短期內難以攻取。南方諸國彼此分立，力量較弱，又控制著人口、糧賦與江河通道。先打誰，後打誰，決定宋朝能否把中原政權變成統一王朝。
杯中的酒已經醒了。
宮中的將領也已經交出兵權。
接下來，這支重新屬於皇帝的軍隊，要走出開封，去奪取整個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