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蕙珍在奧馬拉老漢的農場住下來了。
最初幾日，她幾乎不怎麼說話。不是因為她不願意說，而是因為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奧馬拉老漢的英語帶著濃重的愛爾蘭西部口音，語速又快，她只能聽懂五六成。而她的英語本就不甚流利，加上身處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言語便愈發少了。
好在語言並不是人與人之間唯一的溝通方式。
第一天早晨，她天不亮就起了床，走到灶台邊，看見奧馬拉老漢正笨手笨腳地和面。他的手指粗大僵硬，麵團在他手裡像一塊不聽使喚的頑石，怎麼也揉不均勻。林蕙珍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終於忍不住走上前去，洗淨了手，接過他手裡的麵團。
奧馬拉老漢愣了一下，退到一旁，看著她動作嫻熟地揉面、醒面、擀平，然後切成均勻的麵條下鍋。整個過程行雲流水，沒有一句多餘的廢話。
那天早上，奧馬拉老漢吃到了他來美國二十多年來最好吃的一碗熱湯麵。
他沒有說謝謝，但從此以後，廚房裡的活計便自然而然地交給了林蕙珍。
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下去了。
每天清晨，林蕙珍在雞鳴聲中起床，生火做飯。奧馬拉老漢去牛棚擠奶、餵牲口，她在屋裡打掃、洗衣、縫補。老漢的衣服大多破舊不堪，扣子掉了就用麻繩隨便繫著，袖口磨破了也懶得縫。林蕙珍來了之後，將這些衣服一件一件地補好，該縫的縫，該綴的綴，還將一件舊外套翻了個面，改小了自己穿。
奧馬拉老漢看在眼裡，什麼也沒說。但有一天傍晚，他從屋外的工具箱裡翻出一卷嶄新的棉線，沉默地放在了林蕙珍的針線籃旁邊，然後轉身走了出去。
林蕙珍看著那捲棉線，愣了許久。
她忽然覺得，這個沉默寡言的異國老人，也許並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冷漠。
而托馬斯，在她住進農場的第三天清晨便離開了。
他說他必須回去——不是因為想回去，而是因為他若不回去，弗蘭克的懷疑會更深，到時候不僅他自己脫不了身，連林蕙珍藏身的地方也可能暴露。他答應她，每隔幾天會設法托人捎消息來，讓她安心住著，等他處理好城裡的事情就來接她。
他走的時候，天還沒有全亮。晨霧瀰漫在山谷里，將他的背影吞沒得很快。林蕙珍站在木屋門口，一直看到那個模糊的輪廓徹底消失在霧氣中，才轉身回屋。
她沒有哭。但她將那枚三葉草吊墜從衣襟內側取出來，掛在了脖子上，讓它貼著她的鎖骨，不再藏起來。
托馬斯走後，日子變得更加安靜了。
奧馬拉老漢不是一個健談的人，大多數時間裡，他都在田間或牛棚里忙碌，林蕙珍則待在屋裡做針線活。兩個人一天的對話加起來可能不超過十句，但那種沉默並不讓人覺得尷尬，反而有一種奇異的舒適感——像是兩隻各自經歷過風浪的船，終於找到了一個平靜的港灣，可以不必再說話，只需要靜靜地泊著。
有時她會坐在屋前的木階上，望著遠處的山脊發呆。秋天的山野正在一點一點地變換顏色——從深綠到金黃，從金黃到赭紅，像一幅被時間慢慢浸染的畫卷。山谷里的風比城裡更大一些，吹過樹梢時發出低沉的呼嘯聲，像大海的潮汐。
她常常在想，托馬斯在城裡怎麼樣了？他有沒有被他大哥發現那夜外出的事？碼頭倉庫失火的後續處理得如何了？那個叫卡尼的政客，有沒有藉機發難？
她不知道。她只能等。
到了第十天的傍晚，消息終於來了。
那天黃昏，林蕙珍正在院子裡收晾乾的衣服，忽然聽見遠處傳來馬蹄聲。她抬起頭，看見一個騎手正沿著山谷間的小路疾馳而來，馬匹跑得很急，揚起一路塵土。她的心跳加速了，手指攥緊了手中的衣服。
騎手在木屋前勒住了馬。是一個年輕的漢子，面孔陌生，穿著碼頭工人常見的粗布衣衫。他翻身下馬，看了林蕙珍一眼，沒有多問，直接從懷裡掏出一封摺疊起來的信，遞給她。
「托馬斯讓我送來的。」
林蕙珍接過信，手指有些發抖。她拆開封口，抽出裡面的紙，上面只有寥寥幾行字，字跡潦草而有力，像是匆忙間寫成的：
她將信翻來覆去看了三遍，然後將它小心地折好，貼胸收起，與那枚三葉草吊墜放在一起。
「他怎麼樣了？」她問那個送信的年輕人。
「還行，」年輕人聳了聳肩，「就是被他大哥看得死死的，出門都有尾巴跟著。這封信還是他趁著上廁所的工夫偷偷塞給我的，讓我務必送到。」他頓了頓，又補了一句，「他說了，讓你放心，他答應你的事，一定會做到。」
林蕙珍點了點頭，轉身進屋，拿了幾枚銅板和一塊用油紙包好的蔥油餅，塞到年輕人手裡：「辛苦你跑這一趟。路上小心。」
年輕人愣了一下，看了看手裡的蔥油餅，咧嘴笑了一下，翻身上馬，揮了揮手，便策馬沿著來路奔去。
馬蹄聲漸漸遠去，最終消失在暮色中。
林蕙珍站在院子裡，望著那條空蕩蕩的山路，站了很久。
晚風吹過山谷，帶來了遠處河水的氣息和草木的清香。天邊的雲被夕陽染成了橘紅色，像一團燃燒的火，正在慢慢地熄滅，一點一點地沉入地平線以下。
她伸手按了按胸口那封信的位置，紙張的觸感透過衣料傳來，堅硬而真實。
半個月。她在心裡默默地數著這個數字。
半個月，她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