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匪」之迷

  以來一家如何前往上思，暫且按下不表，以下說說一些相關知識。

  清代，廣西是匪患最活躍的省份之一。廣西巡撫蘇鳳文認為，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是廣西匪患元年。

  據載：「道光二十七年，湖南雷再浩、李沅發，在湘新寧、全州交界瑤山內，倡習邪說，惑眾作亂。官兵剿捕，竄入廣西，是為廣西盜匪煽亂之始。」由此引發了巨大的蝴蝶效應，桂西之南（寧）、太（平）、泗（城）、鎮（安）四府土匪紛起，「道路阻隔者將及十年，弱肉強食。不獨流賊、土賊，即團練亦賊，居民亦賊。到處裹脅，轉徙無定，乘虛竄擾，擊散復聚。或旋起旋滅……」整個廣西社會的平衡被打破，「匪患」波及廣西各府縣，其中太平天國之亂更是動搖了整個清王朝的根基。

  關於「匪患」，筆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雖然經歷了不同的社會階段，但是不同階段不同政權奉行的一些基本的人類行為準則還是相同的，不能因為其政權的腐朽沒落而完全否定。比如正能量的尊老愛幼、睦鄰友好、勤儉持家、尊師重教等倫理道德標準。對於那些為了滿足個人的生存及欲望而殺人、盜劫、強姦、綁架勒索的個人和團伙，在任何社會階段的政權都是無法允許的「匪」類行徑，用現在流行的詞來說，就是「反人類罪」。

  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史學界受政治思維左右，認為腐朽政權反對的，就要支持。因此，他們對各類匪患活動多冠以「農民起義」的標籤來進行研究。這樣的史學成果不僅無視歷史，還「創造」了歷史，甚至是一種「道德綁架」，誤導了幾代人。

  「一般而言，單純的土匪事件和其人物的行為多以眼前經濟利益和首領人物的功利目的為轉移，缺乏明確的政治主張。正是這個界限，把土匪團伙和農民起義隊伍的性質區別開來。」

  因此，應當對清代廣西土匪武裝的行為進行合乎人性的甄別，才能準確把握當事者的行為性質。

  「匪」字原意為一種竹筐，後引申為非的意思。直到清代，才用「匪」字來概括那些用暴力手段來進行各種「反人類」罪行或者危害清政府行為的個人和團伙。

  「匪」的名目繁多，分別按來源、性質、特點來分，有廣匪、土匪、毛匪、團匪、教匪、會匪、艇匪、客匪、堂匪、股匪、竄匪……，數不勝數。「匪」的成因十分複雜，無法一一說明。本書僅就涉及的幾個所謂「匪」類，作一個簡要介紹。

  「毛匪」，又稱「長毛匪」、「長毛」，是民間對「太平天國」信眾及武裝的一種叫法，作為一個曲解西方基督教教義並本土化後發展起來的一個組織，它以編造的完美「大同」、「平均」世界的美夢為幌子，許諾教眾平等互助的形式，吸引了大量不同姓氏、勢單力薄的人群加入。它一方面以推翻滿人統治為口號吸引信眾，另一方面又其摒棄中華民族數千年積澱起來的文化傳統的做法又讓大多數百姓無法接受。此外，由於對異己的村屯百姓實行無情的滅絕性殺戮，無法得到廣大民眾的真心支持，各地百姓為了自保，往往自發組織武裝與之對抗。

  筆者個人認為，就其「革命性」來說，「太平天國」武裝或許是近代中國第一支「有信仰」的武裝，只是它的「信仰」太過清新脫俗，以至於沒有「接地氣」（即「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

  隨著其勢力的日益強大，領導成員的個人慾望膨脹，最終因爭權奪利導致分崩離析而覆滅。

  「會匪」，即所謂秘密組織天地會或者類似系統下的人，清早期曾以「反清復明」或「反清復漢」為口號，清中後期以宣稱「遇事得有幫助」、能解決「貧苦難度」為名，吸引了不少勢力單薄、不同姓氏的人群（客家移民居多）加入，以拜台盟誓的方式將他們結成利益共同體。由於結社活動是清廷重點打擊的對象，因此其活動基本是秘密進行的，具有較強的流動性。隨著勢力增長以及維持自身生存的需要，多數演變成靠「反人類」活動對百姓進行擄掠的匪伙。雖然有少數人物參與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動，整體上仍然無法改變其「匪」的特性。如果不加區別，將各種「會匪」與官軍對抗的都稱之為「起義」，只能是無知的誤導，不利於當下倡導的依法治國，創建和諧社會的宗旨。



  「團匪」，又稱「練匪」。團練是由基層鄉村士紳組建起來的，保護本地村民人身及財產安全的團練組織，是基層百姓主要的安全保障。但是，不少團練為了滿足其個人或團伙生存及欲望，對周邊（多數是本團轄域之外）村寨人民或團練進行「反人類」掠奪活動時，即稱之為「團匪」。

  

  此外，各種「匪類」在不同的形勢下也會出現相互轉變甚至假冒的情況，如「太平天國」運動高潮時，許多匪類紛紛假託「太平天國」名號，成為冒牌「毛匪」以壯聲威，典型的例子如吳凌雲建「延陵國」，即冒用「太平天國」名號；而天地會活動盛行時，各地「堂匪」也借鑑天地會的組織形式（如拜台）以貌似「會匪」的面目活動；「堂匪」、「團匪」受到官軍圍剿時往往流竄至外地，則演變成所謂的「股匪」、「竄匪」等等，如此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