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介紹了我國古代的五服制度，按照服喪的輕重，分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個等級，每一個等級都對應著嚴格的服飾規定、服喪時間和親屬範圍。
斬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等，喪服用最粗的生麻布製作，不縫邊緣，服期三年，對應的親屬是兒子對父親、未出嫁的女兒對父親、妻妾對丈夫、臣子對君主，這是整個親屬體系中最核心的關係。
齊衰的喪服用熟麻布製作，縫齊邊緣，服期從三年到三個月不等，對應著兒子對母親、孫子對祖父母、丈夫對妻子等次一級的核心親屬關係。
大功的喪服用更細的熟麻布製作，服期九個月，對應著堂兄弟、已出嫁的姐妹等旁系親屬。
小功的喪服材質更精細，服期五個月，對應著從祖父母、堂伯叔等更遠一層的旁系親屬。
緦麻是五服中最輕的一等，喪服細如絲帛，服期三個月，對應著族兄弟、岳父母等邊緣親屬。
這套制度主要存在於古代，現代的喪服大多數已捨棄了傳統形制，不論親疏遠近都使用同一款式。
五服制度的正式成型，是西周初年周公「制禮作樂」的產物，源頭可追溯到殷商乃至新石器時代的喪葬習俗，殷商時期並沒有形成統一、系統的五服規範，西周滅商後，統治者面臨著一個治理難題：如何將分散的部族凝聚成一個共同體，避免重蹈殷商覆轍。
周公的解決方案是將血緣親情與國家治理綁定，構建「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分封體系，將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同姓子弟，用建立諸侯國的方式維繫這套分封體系，五服制度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整理並上升至國家層面，它用統一的標準，把從周天子到普通庶民的所有親屬關係納入同一個等級框架中，形成了「家國同構」的結構。
五服制度的精妙之處，是它的「推恩」邏輯：以自身為中心，向上追溯到父親、祖父、曾祖、高祖，向下延伸到兒子、孫子、曾孫、玄孫，橫向擴展到同宗的旁系親屬，形成一個覆蓋九代人的親屬網絡，這個網絡里，每個人的親疏遠近都被精確標識出來，沒有模糊爭議。
在西周的宗法社會中，五服制度是社會運行的底層規則。它是宗法分封的依據，根據五服的親疏遠近，來決定分封的爵位高低、封地大小，血緣關係越近的親屬，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資源就越多，同時它也是宗族內部管理的準則，同一個五服範圍內的族人，擁有共同的財產、共同的祠堂、共同的墓地，族長根據五服的等級來處理族內糾紛，分配族田收益。
更重要的是，五服制度不需要複雜的官僚體系和嚴苛的法律條文，每一個人都能根據五服的規則，知道自己和其他親屬的關係，知道自己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種將血緣親情制度化的治理方式，讓西周社會形成了一個自動運行的穩定秩序。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西周的宗法分封體系逐漸瓦解，與宗法制度綁定的五服制度也受到巨大的衝擊。各國鼓勵小家庭獨立，拆分大家族，累世同居的宗族結構被打破，五服制度的社會基礎受到了動搖。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孔子及其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不斷對五服制度進行理論上的調整，把五服制度政治工具逐漸轉化成強調人倫親情的道德規範。
到了秦漢時期，統治者發現五服制度倡導的孝悌倫理，對於維護基層社會的穩定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於是漢代開始施行「以孝治天下」，通過「舉孝廉」等制度，選拔踐行孝悌倫理的人進入官場，同時在法律中引入親屬相隱的原則，允許親屬之間隱瞞犯罪行為，不強制告發，這些舉措為五服制度全面進入法律體系埋下伏筆。
西晉是五服制度發展史上最關鍵的一個時期，晉武帝司馬炎制定《晉律》時，第一次將「准五服以制罪」原則正式寫入國家法典，這個原則意思是在審理涉及親屬之間的犯罪案件時，根據雙方之間的服制遠近，來決定刑罰的輕重，這是中國法律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革。
這個原則的邏輯是雙向的：晚輩侵犯長輩，如毆打、辱罵祖父母、父母等，哪怕沒有造成任何實際傷害，也會被判處最重的刑罰，而且雙方的服制越近，處罰就越重；反過來，長輩侵犯晚輩，如祖父母故意打傷子孫，處罰就會比普通人之間的傷害輕很多，服制越近，處罰就越輕。
「准五服以制罪」的確立，標誌著五服制度從單純的禮儀典章，轉化為國家法律體系的主要原則，成為覆蓋全國所有臣民的法律規則，任何一個人在涉及親屬的案件中，都要按照五服的規則來定罪。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 101 看書網解書荒，101𝔨𝔨𝔰.𝔠𝔬𝔪超實用 】
唐代是五服制度發展的鼎盛時期，《唐律疏議》對「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進行了細化，幾乎每一條涉及親屬的法律條文，都明確標註了不同服制對應的不同處罰標準。同時《開元禮》中對五服的禮儀規範也進行了整理和簡化，讓繁瑣的禮儀變得適合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
宋代，商品經濟快速發展，人口流動逐漸加劇，大家族結構進一步瓦解，五服制度再次面臨新的挑戰，很多士大夫意識到，五服禮儀如果不再次進行簡化改造，就會逐漸脫離民眾的生活，於是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開始對五服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改造，他編寫的《朱子家禮》中，大幅簡化了五服的禮儀流程，將原本只適用於士大夫的喪服制度，調整為普通百姓都能操作的民間禮儀。同時，朱熹大力倡導民間修建族譜、設立族田，將五服的範圍和族譜的編撰綁定，每一個家族修訂族譜時，都按照五服的規則來排列世系，明確族人的親疏遠近。經過宋代的改造，五服制度從廟堂之禮變成了民間家族的生活習俗。
明清兩代，五服制度的法律地位進一步強化，《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全部繼承了「准五服以制罪」原則，甚至很多方面比唐代的規定更細緻，法律文本中，還專門附上了《五服圖》，用圖畫形式呈現出來，不識字的百姓也能通過圖畫看懂親屬之間的服制關係。
這一時期，五服觀念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在大部分地區，同一個五服範圍內的族人擁有極強的凝聚力：誰家遇到紅白喜事，全五服的族人都要過來幫忙；誰家和外姓人發生了衝突，全族的人都會站出來共同應對；族人之間發生了矛盾，首先按照五服的規則調解，不會直接告到官府，形成了「出五服不算親」這句俗語。
與此同時，五服制度也開始出現僵化跡象，很多家族為了維護宗法秩序，過度強調晚輩對長輩的絕對服從，甚至出現以「禮教」名義壓迫個體的極端案例，讓原本充滿溫情的人倫規範，在部分場景下變成了束縛人性的枷鎖。
五服制度的根本性變革，發生在清末民初時期，隨著西方法律體系的傳入，傳統的「准五服以制罪」原則，被認為是和「人人平等」理念相悖的封建糟粕，遭到了知識分子的猛烈批判。1911年，清政府在制定《大清新刑律》時，大規模刪除了傳統法律中基於五服的不平等條款，引入西方的平等法律原則。
民國時期的《民國民法典》徹底拋棄了傳統的五服制度，不再以服制遠近來判定親屬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採用現代親等計算法，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准五服以制罪」原則，徹底退出國家法律層面的歷史舞台。在新文化運動中，很多進步青年主動拋棄傳統的喪服禮儀，採用新式的追悼會等現代喪葬形式，傳統五服制度作為國家正式制度的生命，在這一時期走向了終結。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頒布的婚姻法、繼承法等法律，完全採用現代的親屬關係規則，傳統的五服制度不再出現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但它並沒有隨著退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新的形式保留了下來。
在當代中國的很多地區，「出五服」依然是人們判斷親屬親疏遠近的主要標準，喪葬習俗依然保留著不同親屬穿不同孝服的傳統，遇到婚喪嫁娶、建房生子等重大事情，五服之內的親屬依然是第一個過來幫忙的人。
更重要的是，五服制度已經由制度規範轉化為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它倡導的「親疏有別」的差序人際邏輯，依然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待人處事方式。我們習慣了根據關係的遠近來調整自己的相處方式，這種獨特的人際思維，是數千年五服制度沉澱下來的文化基因。
從周公制禮作樂，到當代依然流傳的「出五服不算親」，五服制度走過了三千年的漫長曆程，由維繫宗法分封的政治制度，演變為覆蓋古代法律體系的準則，再下沉為民間社會踐行的生活習俗，最終在現代社會轉型中褪去制度外殼，轉化為深層的文化觀念，五服制度背後承載的，是中國人對血緣親情的重視，對差序人倫的獨特理解，這些是中華文明不可丟棄的文化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