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的意思是把孝經學習明白了，再學習四書，四書學習透了，才能開始學習六經。
前面我們介紹了「四書」，「六經」在後面會有介紹，這章談的是《孝經》。
《孝經》主要內容是記載孔子向曾子講述孝道的言論，相傳為孔子或曾子所作，沒有明確的作者，目前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曾子和曾子的學生記錄孔子對孝道零散的講述，慢慢整理為系統化的書籍。
《孝經》是儒家十三經之一，篇幅較短，只有一千八百多字，分為十八章，也是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釋的儒經，在古代備受各階層重視，廣為流傳。
作為儒家「十三經」中篇幅最短卻影響深遠的典籍，《孝經》建立了貫通個人修身、家庭倫理、社會治理乃至國家意識形態的孝道體系，自漢代被立於學官，唐代被尊為蒙學必讀經典，宋明以後深入民間社會，《孝經》定義了「孝」的文化內涵，將家庭中的親情倫理升華為整個社會的共識。
儒家思想體系以「仁」為核心，《孝經》的出現為「仁」找到了堅實的實踐落點，開篇便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將孝道定義為德行的根本，教化的源頭。
在《孝經》成書之前，儒家的倫理觀念零散記載在《論語》《孟子》等典籍中，孔子講「入則孝，出則悌」，孟子說「親親，仁也」，都沒有將孝道提升到貫通天地的哲學高度。《孝經》提出「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將孝道提升到與天地運行規律等同的高度，賦予其超越世俗倫理的神聖性，讓儒家的道德體系擁有了自然倫理的堅實支撐，讓儒家學說中推崇的所有德行，都能從孝這個起點延伸出來。
這種根基性還體現在對個體修身路徑的指引上，《孝經》提出的「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三階實踐路徑，規劃出從家庭出發，逐步走向社會、實現人生價值的成長路線。一個人從侍奉父母的小事做起，在日常起居中涵養愛敬之心，這份愛心會自然延伸到對他人的友善、對職業的盡責、對國家的忠誠，實現「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的人生目標。這條路線，成了無數儒家學者踐行儒家學說的必經之路。
中國傳統社會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家國同構」，《孝經》則是這個特徵的理論源頭與制度基石，在《孝經》的敘事體系中，家庭被視為國家的微型縮影，國家則是家庭的放大形態：家庭里的父子關係，延伸到國家層面便轉化為君臣關係；子女對父母的孝，自然過渡為臣子對君主的忠。這種倫理轉化，讓儒家融合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形成「忠孝合一」的獨特文化。
為了讓這套理論覆蓋整個社會，《孝經》設計出「五等之孝」分層規範：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將天子對父母的愛敬之心推廣到天下萬民身上；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以謙遜謹慎的態度守護封國；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嚴格遵循禮法，做出表率；士階層之孝要求「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以忠誠盡責的態度侍奉君主；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孝行。這個行為準則覆蓋所有階層，讓不同身份的人能在孝道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形成完整的社會倫理秩序。
依託這套體系，秦朝以後的歷代王朝均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理策略，把《孝經》的思想融入國家制度中：漢代推行「舉孝廉」制度，將孝行作為選拔官員的重要標準；唐代將《孝經》納入蒙學教育，要求七歲學童必須熟讀；明清時期在民間廣泛設立「孝悌祠」，表彰民間孝子。這種模式跳出了單獨依靠法律強制的治理模式，以家庭親情為紐帶培育社會共識，降低了社會治理的成本，讓儒家的德治理念由書本上的理論知識變成政治實踐。
在《孝經》誕生之前，儒家文化的受眾集中在貴族階層與少數讀書人之間，《孝經》以通俗直白的表述、貼近日常的內容，成為儒家文化走向民間的重要載體，它全文沒有晦澀難懂的概念，每一條孝行要求都能落實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居家時對父母和顏悅色，父母生病時細心照料，父母去世後哀戚祭祀，這些行為不需要高深的學問，不識字的普通百姓也能踐行。
重要的是，《孝經》為中國的家風建設提供了統一的模板，無數家族把孝親敬長作為家族傳承的準則，通過一代又一代的代際傳遞，讓孝道成為中國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遍布民間的文化網絡，讓儒家的文化體系擁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哪怕遭遇朝代更迭、社會動盪，儒家的文化體系也不會斷裂。
很多人認為孝道倡導的是子女對父母的絕對服從，《孝經》在兩千多年前就否定了這個觀念，《諫諍章》中記載，曾子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時，孔子斷然否定了這個觀點，明確指出如果子女一味服從父親的命令，會讓父親陷入不義的境地，反而是對父親的傷害，真正的孝子應當「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子女應當在父母做出錯誤選擇時直言勸諫，做到「從義不從父」。
這種「諫諍」思想，是《孝經》對儒家倫理體系的重要補充，打破了「三綱」觀念下的絕對權威邏輯，為儒家的孝行增添了理性精神，孝以「義」為準則，不是盲目順從，子女對父母的愛，是希望父母的人格與行為都符合道義，這才是孝。這種辯證思想也延伸到君臣關係中，臣子對君主的忠誠，也不是無條件服從，君主出現過失時，臣子應當直言進諫，這才是忠臣；這種辯證維度，讓儒家的倫理體系既強調對長輩的愛敬，又保留基於道義的反思空間，讓孝道擁有自我更新的活力。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社會經歷過多次戰亂、政權更迭與文化衝擊，但無論是異族入主中原的時代，還是社會秩序劇烈動盪的時期，孝道作為基礎的人倫情感，始終沒有被切斷，以《孝經》為載體的孝道文化，成了儒家文化薪火相傳的主要依託。
歷史上，每當社會秩序遭遇破壞，倫理體系瀕臨瓦解時，《孝經》的思想總會成為重建社會共識的重要資源：南北朝時期戰亂頻仍，《孝經》的傳播卻沒有中斷，眾多學者為其作注，甚至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推崇《孝經》，以孝道整合社會，加速文化融合；近代以來，面對西學的衝擊，儒家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孝經》中蘊含的理念，依然紮根在民間，成為中國人維繫文化認同的主要根基。
時至今日，《孝經》的價值依然在不斷顯現，傳統孝道正在與現代社會的養老服務、家風建設、社會治理深度結合，《孝經》所承載的文化精神，並沒有隨著時代變遷而沒落，反而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不斷煥發生機，為當代中國人提供安頓身心、涵養德行的精神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