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傳就是公羊高所著的《公羊傳》，左丘明所著的《左傳》和穀梁赤所著的《穀梁傳》，它們都是解釋《春秋》的書。
三傳的出現可以簡單認為是斷句爭議引發的，例如解釋「下雨天留客不留」這句話，公羊高認為這句話要表達的是「下雨天留客不？留」，左丘明認為要表達的是「下雨天，留客不留」，穀梁赤認為要表達的是「下雨天留客？不留」，同一句話，解釋方法和側重點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注釋，就有了《公羊傳》、《左傳》、《穀梁傳》三本理念不一致的書籍。
公羊學派的傳承有著清晰的脈絡：從子夏到公羊高，再經過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四代公羊家族學者的口述傳承，到漢景帝時期，公羊壽和弟子胡毋生將口傳的《春秋》學說書寫於竹簡上，形成《公羊傳》文本，同一時期，董仲舒在廣川地區講授《公羊春秋》，並在原有學說的基礎上融入大量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思想，極大地拓展了公羊學說的理論邊界，讓這個學說成長為一套涵蓋宇宙秩序與人類歷史規律的思想體系，成為能適應漢王朝需求的意識形態資源。
穀梁學派的傳承路徑則完全不同：子夏之後，《春秋》學說經過荀子的傳述，漢初時期由浮丘伯傳授給申公，申公的學術風格以嚴謹平實、恪守禮制著稱，所以穀梁學派的學者始終將注意力集中在辨析《春秋》文本中的禮制細節、釐清人倫關係的邊界上，到漢宣帝時期，穀梁學派的學說才在官方支持下整理成文本。這種傳承路徑的差異，決定了兩派不同的學術氣質：公羊學派充滿了外向的、激進的擴張衝動，穀梁學派則保持著內向的、穩健的守成特質。
公羊學派的崛起，是漢武帝時期政治需求的產物，經歷了漢初數十年的「文景之治」，漢王朝的社會經濟恢復到一定的水平，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矛盾：地方諸侯王的勢力不斷膨脹，時刻威脅著中央政權的穩定；北方匈奴的軍事壓力持續存在，和親政策已無法維持和平；地方豪強勢力快速崛起，侵占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間。這種情況下，主張「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無法滿足王朝的治理需求，漢王朝迫切需要一套能夠支撐中央集權、推動制度變革的意識形態體系。
在這樣的背景下，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的主張，得到漢武帝的認可，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將《公羊傳》立於官學，公羊學派的學者開始大量進入帝國的權力層：公孫弘以布衣身份被提拔為丞相，成為漢代第一個以儒家身份出任三公的學者；董仲舒因以「天人感應」理念限制皇權的原因，受漢武帝忌憚，未能進入政治中心，被下放到地方，先後擔任江都相與膠西相，留下大量「《春秋》決獄」的案例；漢武帝時期推出的「推恩令」削弱諸侯勢力、出擊匈奴開疆拓土、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重大國策，背後都有公羊學說的影子。在漢武帝時代，公羊學派幾乎成了漢王朝的官方政治神學，壟斷《春秋》學說的官方話語權，完全壓制了穀梁學派。
直到漢宣帝時期兩派的地位平衡才被打破，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從小在民間長大，因此清楚漢武帝時期長期對外征戰後，民生極度疲敝，王朝的治理路線必須轉向穩健守成來休養生息，為了平衡公羊學派的勢力，避免經學被某一派系壟斷，在甘露三年，漢宣帝召集全國的五經博士、著名學者在石渠閣召開了規模空前的經學辯論會，會議的議題就是公開比較《公羊傳》與《穀梁傳》的優劣，漢宣帝本人擔任辯論的裁判。
公羊學派以嚴彭祖為首，穀梁學派以尹更始、劉向為首，圍繞《春秋》中數十個主要經文的解讀展開了數十輪激烈的辯論，最終漢宣帝以官方權威的身份裁定穀梁學派同樣符合儒家的道義標準，正式將《穀梁傳》立於官學，設置穀梁博士，結束了公羊學派獨霸《春秋》官學的局面，形成兩派並列格局。
公羊學派與穀梁學派在解經邏輯與義理層面，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以《春秋·隱公元年》中的「鄭伯克段於鄢」為例，兩派的差異展現得淋漓盡致：公羊派將「克」解釋為「殺」，認為《春秋》之所以不稱段為鄭伯的弟弟，是為了批判鄭伯處心積慮，故意縱容弟弟共叔段擴張勢力，等勢力擴張到一定程度，就不可避免地犯下謀逆大罪，然後可以名正言順地將其剷除，這種權謀行徑拋棄了「親親之道」，為權力不擇手段。公羊學派的解讀跳出了文字本身，引申出對政治權謀的批判，指向的是宏大的政治倫理命題。
而穀梁學派對這段經文的解讀不同：它將「克」解釋為「以力相勝」，認為《春秋》用「克」字，是同時對雙方進行批判：共叔段作為弟弟，違背了做弟弟的本分，肆意挑戰兄長的權威；鄭伯作為兄長，沒有盡到教化弟弟的責任，反而一步步將弟弟推向了深淵，雙方都違背了宗法禮制的要求。穀梁學派的解讀始終圍繞禮制與人倫展開，不引申超出文本之外的命題，目標是維護雙向的人倫規範。
這種解讀差異說明兩派理論體系的根本是對立的。公羊學派建立了覆蓋天人秩序的歷史哲學：它提出「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概念，將維護中央集權的國家統一視為古今不變的法則；提出「通三統」理論，認為夏商周三個朝代分別代表黑統、白統、赤統，每個新王朝建立之後，都必須根據新的時代需求調整前代的制度，不能盲目沿襲舊的規則；提出「張三世」說法，將《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歷史劃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階段，認為人類歷史在不斷向著更理想的社會前進，這種帶進化色彩的歷史觀，為社會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還強調「經權之道」，認為在不違背道義的前提下，可以根據現實情況做出靈活調整，不必拘泥於舊的禮制。
而穀梁學派的所有闡釋都圍繞著維護周代的宗法禮制展開：它反覆強調「尊尊親親」等級秩序，釐清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倫理邊界，認為任何違背禮制的行為，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應受到批判；同時不認可公羊學派提出的歷史進化理論，不鼓勵激進的制度變革，主張通過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慢慢調和社會矛盾，讓社會重新回到符合禮制的穩定秩序中。穀梁學派的學說帶著一種溫和穩健的道德力量，沒有激進的論調，比較適合在大規模的社會變動後，用來修復被破壞的社會倫理秩序。
公羊學派與穀梁學派的理論分歧，代表了西漢不同階段不同的國家治理邏輯，公羊學派的政治路線是「進取型」路線，主張積極有為，大膽破除舊制度的積弊，主動推動社會變革，建立符合新時代需求的新秩序。在這條路線指引下，漢武帝時期的漢王朝突破黃老思想的束縛，極大地拓展了帝國的疆域，強化了中央政府對全國的控制能力，確立儒家思想在中國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完成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重大制度建設，同時副作用也很明顯：長期的對外征戰耗盡了文景之治的積累，讓底層民眾苦不堪言，「《春秋》決獄」也帶來大量的司法隨意性，製造了大量冤獄。
穀梁學派的政治路線則是「守成型」路線，它主張與民休息，逐步調整激進政策帶來的負面作用，通過強化倫理教化來穩定社會秩序。漢宣帝時期，在穀梁學派思想的影響下，漢王朝大幅減少了大規模對外軍事行動，出台大量惠民政策，減輕底層民眾的負擔，同時整頓「《春秋》決獄」帶來的司法體系的混亂，強調禮制與人倫在司法判決中的重要作用，讓整個社會從動盪的狀態中逐步恢復過來，形成「孝宣中興」的穩定繁榮局面。這條政治路線，對公羊學派的激進變革進行了重要糾偏，讓漢王朝的治理體系找到變革與穩定之間的平衡。
公羊學派與穀梁學派的博弈，沒有隨著西漢王朝的結束走向終結，它的影響貫穿了此後中國兩千年的歷史，到西漢末年，以《左傳》為核心的古文經學興起，古文經學家批判今文經學的兩派都過於牽強附會，沉迷於讖緯迷信，隨著古文經學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公羊學派和穀梁學派逐漸失去官方官學地位，走向衰落。但兩派的思想沒有真正消失，公羊學派的「大一統」「張三世」變革思想，在中國進入需要進行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就會煥發生機：清代晚期，以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家發掘公羊學派「三世說」思想，與西方的近代進化觀念結合，為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撐，推動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轉型。
而穀梁學派強調的禮制秩序與人倫教化思想，始終是中國傳統社會維繫基層穩定的主要文化資源。漢代之後的歷代王朝，在官方的禮制建設和民間的宗族倫理建構中，都能看到穀梁學派思想的影響，它倡導的溫和穩健的道德教化路徑，為中國社會提供強大的修復能力，讓經歷戰亂動盪後的社會，能快速重建穩定的倫理秩序，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
這場學派之爭，是儒家文化內部兩種治理智慧的平衡與互補，公羊學派為中國文化注入了敢於變革、追求理想社會的動力，讓中華文明擁有突破時代局限向前發展的可能性；穀梁學派則為中國文化築牢重視倫理、維護秩序的穩定根基，讓中華文明在劇烈的變動中不失去自身的內核，正是這兩種思想的不斷碰撞與互補，共同支撐起中國傳統政治與文化的完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