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起兵擊敗並流放夏桀，終結了夏朝的統治，建立商朝，商朝傳了六百多年，到商紂王時代被周朝滅亡。
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在鳴條之戰中擊敗並流放夏桀，夏朝滅亡，商湯建立商王朝，商朝完善了奴隸制國家體系，讓原本帶著部落聯盟殘餘的奴隸制制度，變成一套覆蓋全社會的成熟制度。
商部族本身是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龐大氏族集團，在滅夏前，商湯就完成了對周邊數十個方國的整合，建立王朝後，商王將商部族的族姓「子姓」進行大規模分封，把同族的支庶子弟分封到各地建立方國，這些子姓方國作為商朝的「屏藩」，拱衛王畿區域，同時，商朝保留了大量歸附的異姓方國，通過冊封方國首領為「侯」「伯」等方式，將其納入奴隸制的等級秩序中。這套制度，是商朝奴隸制政治的核心框架：商王直接管轄的王畿區，設置「尹」「卿士」「百僚庶尹」等各級官吏，形成分工明確的官僚體系；分布在各地的方國對商王承擔納貢、從征、朝覲的義務，商王通過授予方國首領統治合法性的方式，維繫奴隸制國家的統一。
和夏朝相比，商朝的井田制體系發展得十分成熟：商王是全國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所有土地被劃分成規整的「井」字形方塊，中間的公田由奴隸集體耕作，產出歸商王和奴隸主階層所有，周邊的私田分配給庶民和奴隸維持生計。為了保證產出，商朝專門建立了「小籍臣」這一官職，負責管理農業生產，監督奴隸在公田上的集體耕作。
在商朝，出現了歷史上最早的大規模集體協作作坊，以青銅鑄造業為例，商朝的青銅作坊動輒擁有成百上千名奴隸工匠，從採礦、冶煉到鑄造、紋飾，整個生產流程被拆分成數十個專門的工序，由不同的奴隸分工完成，像后母戊鼎這樣重達832公斤的巨型青銅禮器，需要數百名奴隸同時協作才能完成，只有在奴隸制鼎盛的階段，才能調動如此大規模的無償勞動力去製作。此外，制陶、制骨、紡織等各類手工業作坊，也使用奴隸進行生產，商朝的奴隸主階層通過完全占有奴隸的產出，將社會的生產效率推向奴隸制時代的頂峰。
商朝為了強化統治，將神權與王權進行綁定，建立了一套極具威懾力的神權奴隸制體系，讓商朝的奴隸制統治強度，達到中國奴隸制時代的頂峰。
在商朝，社會生產力較低，鬼神崇拜比較盛行，在商朝人的認知里，從農業收成、戰爭勝負到天氣變化、生老病死，都由神靈掌控，於是商王將自己包裝成「帝」在人間的代言人，宣稱自己的統治權是上天授予的，所有的國家決策都要通過占卜向神靈詢問吉凶。在殷墟出土的十萬多片甲骨文，幾乎都是商王室的占卜記錄：無論是出征打仗、舉行祭祀，還是耕種、建造宮殿，都先在龜甲和獸骨表面刻上需要占卜的問題，然後觀察甲骨灼燒後的裂紋走向，來判斷神靈的旨意，商王通過壟斷占卜的權力，把所有的奴隸制統治行為，都披上「天命」的神聖外衣。
為了配合神權統治，商朝發展出極為殘酷的人祭制度：在祭祀儀式上，奴隸主階層會將大量的奴隸作為「人牲」，像牛羊一樣獻祭給神靈。根據殷墟考古的不完全統計，僅在已發掘的商代祭祀坑中，被獻祭的奴隸數量就超過了一萬多人，這些被獻祭的奴隸，大多是戰爭俘獲的異族俘虜，小部分是犯下重罪的本土奴隸。
與神權統治配套的，是商朝的奴隸制刑罰體系，在夏朝《禹刑》的基礎上，商朝發展出完整的「五刑」制度：墨刑（在臉上刺字）、劓刑（割掉鼻子）、刖刑（砍掉腳）、宮刑（破壞生殖能力）、大辟（死刑），用來鎮壓奴隸的反抗。此外，商朝還建立大量的監獄，用來關押逃亡的奴隸和反抗統治的平民。
在商朝的奴隸制文明走向巔峰同時，早期封建制度也在奴隸制的外殼上悄然萌芽。
商朝早期的外服方國，有一部分是歸附的原生部族，獨立性極強，和商朝的關係更像是鬆散的部落聯盟，到商朝中後期，商王大量將自己的子弟、親信功臣分封到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封國。這些商王主動分封的封國和之前的原生方國不同，他們的土地是商王授予的，統治權力來自商王的冊封，封國的首領必須無條件服從商王的命令，承擔納貢、服役、拱衛王室的義務。這種「授民授疆土」的分封模式，就是西周時期封建分封制的源頭，周部族的祖先古公亶父、季歷，就是商朝分封的「西伯」，後來的周朝正是在這套分封體系上，發展出覆蓋全國的宗法分封制度。
井田制下私田的逐步擴張，也是一個關鍵的封建萌芽，井田制的核心是公田優先，奴隸要先完成公田的耕作，才能去耕種自己的私田。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奴隸主階層發現，依靠暴力強迫奴隸在公田上勞動，奴隸們就用消極怠工、逃亡的方式進行反抗，生產效率越來越低，為了提高產出，部分奴隸主階層開始調整方式，不再嚴格要求奴隸集體耕作公田，而是把土地劃分為小塊，租給奴隸和庶民獨立耕種，收取一定比例的收成作為地租，這種新的方式，就是封建生產關係的早期形態。到商朝末年，這種耕作模式已經在很多地方流行開來，為之後井田制的全面封建化改造，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
還有一個封建萌芽，就是血緣氏族組織的宗法化轉型，商朝早期的王位傳承實行「父死子繼」和「兄終弟及」相結合的制度，沒有明確的嫡庶區分，很容易引發王族內部的權力爭奪。到商王武丁時期，嫡長子繼承觀念逐步萌芽，武丁開始明確區分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庶妻所生的「庶子」，確立嫡子的優先繼承權，同時開始按照血緣的嫡庶親疏，將子姓王族劃分成不同的宗族，設立「宗」來管理宗族事務，通過宗廟祭祀體系，明確不同宗族之間的尊卑等級秩序。這套宗法體系，是西周時期宗法制的前身，而宗法制則是中國封建制度的核心。
商朝奴隸制的鼎盛，為中華文明積累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與制度經驗，而它內部孕育出的封建萌芽，在商末的社會動盪中快速成長，完成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關鍵轉折。
周朝建立後，也沒有完全推翻商朝的制度遺產，而是在商朝的奴隸制框架上，將孕育出的封建萌芽，進行系統性的完善與推廣，通過大規模的分封，將「授民授疆土」的分封制推廣到全國，同時建立以嫡長子繼承制為核心的宗法制，配套完善禮樂制度，確立了封建貴族制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商朝既是中國奴隸制文明的巔峰，也是封建制度孕育過程中的重要階段。
商朝用登峰造極的青銅文明，將奴隸制的創造力推向極致，又在鼎盛的外殼上，悄然完成封建制度的孕育，像一座連接兩個時代的橋樑，一邊承接原始氏族社會的餘韻，一邊開啟延續數千年的封建文明，成為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無可替代的關鍵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