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七那天，哈爾濱又下了一場小雪。雪不大，細細的雪粒斜著飄下來，落在窗台上積了薄薄一層，像是被什麼人用篩子篩過，輕輕覆在舊雪的邊緣，沒有蓋住底下已經壓實的痕跡。
周遠是下午到的。他進門的時候頭髮上落了一層白，在門口拍了拍肩膀，把圍巾摘下來掛在門後。他比年前瘦了一點，但精神很好，手裡拎著兩個布包，一個大一個小，用細麻繩扎著口，邊角乾淨利落。他把大的那個放在茶几上，小的那個放在旁邊，然後轉身跟王淑芬打了招呼：「阿姨，過年好。我媽讓我給您和叔叔帶點東西。」
王淑芬從灶房探出頭來，在圍裙上擦了擦手：「你家裡人太客氣了，大老遠的還帶東西。」
周遠解開小布包，裡面是兩個用牛皮紙包好的方包，用紅繩扎著，紙面上沒有寫字。他把其中一包放在茶几左手邊：「叔叔，這是給您抓的藥。爺爺說您有慢性胃炎加上長期熬夜和飲酒，脈象偏緊、偏細，舌苔薄白，有寒象。他按您的具體情況配了一副溫中健脾的方子，讓您調理一下胃，以後少喝點酒。」
他又把另一包放在茶几右手邊：「阿姨，這是給您的。爺爺說您操勞過度，氣血有虧，加上冬天容易手腳冰涼。他說您底子不差，但得慢慢養，不能急。」他頓了一下，「爺爺說了，藥方是按個人的體質配的，他根據叔叔阿姨兩個人的脈象分別調整了配伍，不能換著吃。」
王淑芬站在灶房門口，手裡還攥著抹布，她看著桌上那兩包用牛皮紙包好的中藥，像是一時不知道該怎麼接這句。過了幾秒她才說：「這怎麼好意思……你爺爺那麼大年紀了，還費心給我們配藥。」
「不費心。他說他好久沒給沒有面診的人開過方子了，這回破例。」周遠在秀蘭旁邊的椅子上坐下，把大布包打開，裡面是一套用舊報紙裹好的瓷盤，白底青花，釉面透亮，邊緣有一道細細的裂紋，已經被修復過了，「這套盤子是我爺爺以前的，他說這套盤子放他那兒也沒人用，給你們日常使正好。」
「這太貴重了。」王淑芬說。
「他說東西得有人用才叫東西。」周遠說著，把那隻瓷盤輕輕放在桌面上，瓷盤落在紅布上時發出一聲輕微的、乾燥的脆響。王淑芬沒有再推辭，接過那隻盤子，翻過來看了看底款，又正過來，像是想說什麼，最終只是把盤子翻過來看了看底款，又正過來，沒有放回桌上，拿在手裡轉了一圈，最後在圍裙上擦了擦，放回桌上。
陸衛東一直沒有說話。他坐在沙發上，看著桌上那兩包藥和那隻青花盤子，然後抬起頭看了周遠一眼：「你爺爺看病還號脈嗎？」
「還號。他說望聞問切，望和切最要緊。光看舌苔不行，得搭了脈才知道底子。」周遠說，「他跟我說，這年頭願意讓他摸脈的人越來越少了。」
「你爸呢？他那邊的項目怎麼樣了？」
「還是老樣子，天天扎在實驗室里。前陣子他打了個電話回來，說某條路徑的數據跑通了，但具體是什麼他沒說。我爺爺說，他搞半導體研究，比當年學中醫還入迷。」
「那你呢？開春的項目什麼時候進場？」
「正月十五過後。公共藝術委員會那邊已經把場地圖紙發過來了，下個月要去現場實地測量一遍。」
陸衛東點了點頭。他想起周遠上次說過的那個項目和他要列席旁聽的觀察員席位。他沒有問進度，只是把目光從電視上移開，落在窗台上：「你爺爺的身體怎麼樣了？」
「年前住了幾天院，現在已經出院了。」周遠說，「醫生說沒大礙，讓他多休息。他閒不住，在病房裡還給人號脈，被護士說了好幾回。」
「那你這次來，能待幾天？」
「準備後天走。秀蘭跟我一起回北京，她說美術館那邊年後有整理庫房的任務，她想去搭把手。」
王淑芬在旁邊插了一句：「那她住哪兒？」
「先住我家院子。我家院子大，媽已經把廂房收拾出來了，離美術館也近。」
王淑芬沒有再問，轉身回了灶房。水龍頭打開的聲音響了一會兒又關了，她端著洗好的碗出來，放回碗櫃裡，在圍裙上擦了擦手，站在灶房門口，沒有進去，也沒有坐下。
當天晚上吃完飯，王淑芬把那兩包中藥拿出來仔細看了一遍。包藥的牛皮紙疊得齊整，紅繩扎口的位置也打了雙結，紙面上沒有字跡，只在左下角用鉛筆輕輕地標了一個「男」和一個「女」字。她把藥包放在柜子頂上。窗外的路燈把光斜斜地投進來，落在柜子上。
初九那天早上，周遠和秀蘭走了。陸衛東送他們到公交站，秀蘭拎著那個帆布提包，裡面多了一個油紙包，是王淑芬早上塞進去的餃子。公交車來了，兩人上了車，從車窗里朝他擺了擺手。車開走了，尾燈在灰白色的街盡頭閃了兩下，拐過彎，看不見了。陸衛東站在站牌下面，風從領口灌進去，他摸了摸外套口袋，煙不在口袋裡，他才想起自己早上把煙放在了茶几上沒有拿。他把手收回來，轉身往回走。
初十那天，陸衛東去省廳上班。春節後的走廊里還殘留著年味，有人還在互相道新年好，桌上擺著瓜子花生，搪瓷缸子裡泡著新茶。他進了辦公室，把年前積壓的幾份協查通報翻了一遍。他拉開抽屜，把那些卷宗壓平，又把抽屜推回去，在椅背上靠了一會兒。窗外陽光照進來，在桌面上鋪開一層薄薄的亮光。
中午吃飯的時候，他端著飯盒在食堂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他咬了一口饅頭，嚼了幾下咽下去，目光沒有落在窗外的楊樹上，而是停在不遠處那棵已經死了一半、只剩頂端還零星掛著幾片枯葉的刺槐上。他又咬了一口饅頭，嚼得很慢。他想著這個時間點——1989年春天，那個邪教組織還沒有起步，還沒有發展出後來那些體系化的騙錢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步。
第二天一早，陸衛東去找了顧德昌。顧德昌正在整理舊檔案索引，見他進來，抬起頭：「衛東，有事？」
「幫我查一下長春市糧油公司保衛科的人員名單，還有那邊近期有沒有什麼異常活動上報。」
顧德昌看了他一眼，把老花鏡摘下來放在桌面上：「需要什麼名義？」
「不用名義。先看看那邊最近有沒有異常記錄。」
顧德昌沒有追問
兩天後，顧德昌叫來陸衛東，然後從身後的鐵皮櫃裡抽出一本登記簿，翻了幾頁：「我找長春那邊核查了一下，去年年底有一條記錄，長春糧油公司保衛科報過一個情況——說他們在廠區發現有人散發傳單，內容涉及所謂『功法』和『組織』，他們收繳了一批，但沒有找到散發者。記錄里附了一份傳單樣本，說是一個姓李的乾的。」
陸衛東接過登記簿，翻到那一頁。傳單的複印件夾在登記簿里，上面的字跡是油印的。他看了幾秒，把複印件夾回登記簿里，合上本子，放回桌上：「有報長春市局或者省廳處理嗎？」
「沒有後續。當時長春那邊沒當回事，說是有人自己印著玩的，不是大事。」
陸衛東沒有接話。他站在桌前，日光燈管的光落在桌面上，把攤開的登記簿頁面照得發白。他看完了那幾行字，然後合上本子，放回原處。「我過幾天要出一趟差，去長春那邊查個線索。」
顧德昌看了他一眼，把登記簿放回鐵皮櫃裡：「好，我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