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區小學的法治課，定在放寒假前的最後一周。
教學點在半山上，一排平房，一個班，十四個孩子，從六歲到十二歲，全在一間教室里上課。燒的是煤爐，爐筒子從房頂伸出去，老遠就能看見冒煙。
老師叫卡德爾，柯爾克孜族，五十四歲，在這個教學點教了三十一年。他的普通話是自學的，說得很慢，一個字一個字往外送，像數豆子。聽說檢察院要來上法治課，他提前三天就把教室掃了，黑板擦得能照見人。
「娃娃們沒出過山。」他搓著手跟李明鑰說，「你多講點外頭的事，他們愛聽。」
等孩子們進教室的工夫，老教師給李明鑰看他的教案本。本子裡面夾著一沓照片，有穿警服的，有穿白大褂的，有站在大貨車旁邊的。「都是我的學生。」卡德爾一張一張指給她看，「這個是民警，這個是醫生，在烏魯木齊。這個開車，跑喀什。」
「您這兒沒有榮譽牆？」
「要那個幹什麼。」老教師把教案本合上，拍了拍，「他們在我本子裡，比在我牆上，擱得穩當。」
課是從一個問題開始的。李明鑰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法律。然後問：「誰知道，法律是什麼？」
十四個孩子，十四種答案。
「是警察！」
「是罰款！」
「是天平！電視裡的天平！」
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站起來，很認真地說：「是我媽說的——不聽話，法律就來抓你。」
滿教室都笑了。李明鑰也笑了，笑著說：「大家說的都沾邊，又都不全是。我給你們講個事吧，就發生在你們旁邊的草場。」
她講了兩隻羊的故事。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草場上的草。兩家大人先是吵，後來打了架，後來驚動了派出所，最後在氈房裡，靠著幾堆老石頭，把界線重新認了下來。
「你們看，羊吃草，多小的事。可是沒有規矩，小事能變成大事。有了規矩——草場有界，互不越界——大事就化小了。」她在黑板上畫了一桿秤，「法律就是一桿秤。這邊放上麥子，稱得出斤兩；這邊放上人心，也稱得出對錯。秤桿是規矩，秤砣是公道，提秤的那隻手，得穩。」
「法律是一桿秤——稱麥子，也稱人心。」
卡德爾老師在講台上跟著念了一遍，點點頭，轉身用柯爾克孜語給孩子們又講了一遍。孩子們的眼睛亮晶晶的。
「那要是有人把秤砣偷了呢？」一個半大男孩忽然問。
滿教室安靜了一瞬，然後哄堂大笑。
李明鑰沒笑。她看著那個男孩，認真地說：「問到點子上了。秤砣被偷了怎麼辦？就得有人把它找回來。找秤砣的人，就是我們這些人。」
又一個孩子舉手：「老師，我同桌拿了我的橡皮，不還我。我能不能趁他不在，自己拿回來？」
「自己的東西，也不能自己拿。」李明鑰說，「你得先告訴他：那是我的，請你還我。他不還，找老師，找家長。要是人人都能自己上手拿，那力氣大的就永遠有理了——法律這桿秤，稱的頭一樣東西，就是『誰說了算』。規矩說了算，不是拳頭說了算。」
那個孩子似懂非懂，點了點頭。
下課的時候，卡德爾老師從裡屋抱出一個布包，一層一層打開，是一把都塔爾。琴身是老桑木的，包漿油亮，兩根弦。
「跟了我二十年了。」老教師把琴抱在懷裡，先彈了一段。指頭一挑，琴聲像泉水一樣淌出來，十四個孩子齊刷刷地安靜了。
一曲彈完，不知哪個孩子起了個頭：「讓老師彈！讓老師彈！」十四個孩子全跟著喊，拍手的，跺腳的，爐子上的水壺都跟著響。
李明鑰推辭不過。她只在熱合曼那兒聽過琴，看著他彈會的兩個把位。她接過琴，學他的樣子抱好，深吸一口氣，撥了下去——
第一個音就跑了。第二個音，跑到山那邊去了。
教室里爆發出山洪一樣的笑聲。孩子們笑得前仰後合，有兩個直拍桌子。卡德爾老師也笑得直不起腰，笑完了，趕緊擺手：「不許笑，不許笑——」自己先又笑出了聲。
笑完了，老教師把琴接回去，用袖子擦了擦琴身，跟她說起這把琴的來歷。琴是他結婚那年，岳父送的，老桑木的料子，岳父自己做的。弦斷過三次。「第一次斷，是我第一批學生畢業那天晚上。」他說，「我彈著彈著，弦崩了。學生們都哭了。我說哭什麼，弦斷了，換一根，接著彈——你們出去了，斷了什麼，也接上，接著過。」
李明鑰索性把那兩句跑調的旋律又彈了一遍，這回跑得更遠。她放下琴，很鄭重地對孩子們說：「看見了沒有？法律我懂，這個，我不懂。不懂就得學，學得不好就得挨笑。挨笑不丟人。」
笑聲里，那個說「法律來抓你」的小姑娘走上來了。她接過琴，有模有樣地抱好，指頭一挑——還是那段旋律，一個音都沒錯。
教室里響起掌聲。小姑娘的臉紅到了耳根，抱著琴，眼睛亮得像星星。
「你教老師好不好？」李明鑰蹲下來問她。
小姑娘點著頭：「好！你先把手這樣子——」
那天下午，法治課的下半場，是七歲的學生教三十多歲的檢察官彈琴。
小姑娘教得極認真。她先把李明鑰的手指一根一根擺好位置：「手要這樣子放，輕輕的，像捧一隻小鳥——捧緊了，鳥難受；捧鬆了，鳥飛了。」
李明鑰照著做，忽然想起熱合曼教她維語時說過的話：舌頭學不會的話，心先學會。原來琴也一樣，法也一樣，都得先把手放軟。卡德爾老師在旁邊看著，跟李明鑰說了一句話：「李檢，你肯讓娃娃教，娃娃就肯聽你教。這個理，我教了三十一年書，最信。」
回城的車路過喀拉蘇村。李明鑰讓司機停了一下——熱合曼有糖尿病，她順路把縣醫院開的藥捎給他，是馬曉梅托她帶的。
在村口的班車站，她看見了阿迪力。
年輕人拖著一個行李箱，從縣城方向的班車上下來，瘦了一圈，眼窩深陷，鬍子拉碴。看見李明鑰，他愣了一下，擠出一點笑，叫了聲「李檢」。
「回來了？」李明鑰問，「在內地幹得怎麼樣？」
「回來……看看。」阿迪力的目光往旁邊飄了一下，落在自己的鞋尖上，「先回了，李檢。」
他拖著箱子就走，輪子在路上顛簸著，發出很響的聲音。
李明鑰的目光在那口箱子上停了一下。那箱子很新，拉杆上掛著的行李牌沒撕——西安，烏魯木齊，白楊縣，三程的牌子都掛著。從西安到白楊縣，兩千公里，他就這麼一口氣拖回來的。她辦案多年，認得那種行李牌：不是回家的人捨不得撕，是逃回來的人，顧不上。走出去十幾步，村委會方向傳來一聲喊：「阿迪力！」是熱合曼的聲音。
年輕人的腳步停頓了半秒——沒有停，反而更快了。
熱合曼追出來，只看見兒子的背影。老頭站在路口，手還舉在半空，慢慢放下來。
他對走過來的李明鑰說，聲音里聽不出是氣還是愁，「問他內地的事，就說挺好。挺好？」
老人望著那個越來越小的背影。
「我養大的兒子，他眼睛裡有事沒事，我看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