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文沿著來時的路往回走。
巷口的剃頭鋪子已經收了攤，門板一塊塊合上了，收音機也關了，整條巷子安靜下來。
巷子裡飄來各家各戶晚飯的味道。
這附近住的都是各個工廠或者機關單位的職工，端著國家鐵飯碗，在這個時代里也算屬於高收入家庭了。
所以吃的也還可以。有炒菜心的，有煎魚的，還有一家在煮什麼湯，香氣混在一起，說不清道不明，但聞著就是踏實。
推開自家院門的時候，粿條湯的香味從廚房裡飄出來，豬肝和蔥花的味道混在一起，熱騰騰地撲了他一臉。
潮汕人喜歡吃粿條湯，特別是雙職戶，一是方便，二是節儉。
母親說的「多放兩片豬肝」，在這個年代已經算是奢侈了——六十年代末一般家庭三餐難得有魚有肉。
「回來了？飯菜馬上就好了。」葉舒柔的聲音從廚房傳出來，平平淡淡的，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周秉文在院子裡站了一會兒，夕陽的餘暉灑在那棵石榴樹上，把葉子染成了金紅色。老三周秉海蹲在屋檐底下剝蒜，抬頭看了他一眼，什麼也沒說，又低下頭繼續剝。
飯桌上擺了三副碗筷。
父親周大山還沒下班，可能晚飯就在工廠食堂里解決了。不過母親還是把給父親留的那份扣在鍋里溫著。
粿條煮得軟爛，湯頭濃白，豬肝切得薄薄的，浮在湯麵上，撒了一把蔥花和炸蒜末。
周秉文低頭呼嚕呼嚕地吃了一大碗，額頭沁出一層薄汗。
三個弟弟妹妹也吃的歡快，先三隻小豬似的，呼嚕呼嚕呼嚕……
葉舒柔坐在對面，慢悠悠地喝湯。喝了兩口，忽然像是不經意地問：「去了公園？見著同學了？」
「嗯，都見了。」
「都定下來了？」
「下鄉的、頂崗的、托關係找工作的，都有。」
葉舒柔沒再追問。她把碗裡的粿條撥了撥，低頭說了一句：「別人的路是別人的。你走你的。」
周秉文把碗端起來，把湯也喝乾淨了。碗底朝天的時候，他看見碗底那朵青花圖案被湯漬暈得模糊了，像隔著一層水看過去的世界。
他把碗放下。「媽，我吃好了。」
「嗯，去歇著吧。」
他站起來往廂房走。經過走廊的時候，看見了牆上那張褪色的宣傳畫。
四個工農兵扛著紅旗往前走，底下有一行小字：「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他今天看了很多這個時代的東西：青石板巷、老剃頭鋪、韓江上的木船、西湖公園的老榕樹、同學臉上的笑。
他在街上走過的時候，看見國營商店的櫃檯後面，售貨員把一包白糖用牛皮紙捲起來，拿紙繩扎了個十字花；
看見一個推著板車賣菜的老農，赤著腳踩在柏油路上，腳底板黑黢黢的，板車上堆著一把把紮好的空心菜，菜葉上還帶著水珠；
看見巷口幾個小孩蹲在地上抓石子，精心從河邊撿來的圓石子滾進陰溝縫裡，一個孩子趴下去掏了半天沒掏出來，其他幾個就笑成一團。
這些都是真的。
這些是1969年潮州城一個普通下午的真實切面。
而他，馬上就要離開這些了。
匆匆而來，又匆匆而走。
再回來的時候，不知道又會是怎樣一番景象。
他推開廂房的門，在床板上坐下。
挎包還靠牆放著，藍布包塞在最底層。他伸手進去摸了摸那個布包的稜角，確認它還在，然後縮回手，仰面倒在了床板上。
天花板上那個小洞還在，蚊帳頂上懸著一根細細的蛛絲，在穿堂風裡輕輕晃蕩。
窗外，潮州的夜一點一點暗下來了。
巷子裡傳來鄰居家收音機里樣板戲的唱腔，斷斷續續的，被晚風吹得一截一截的。隔壁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飯，聲音拖得老長。
遠處的韓江上，大概還有最後一條木船在往回劃，櫓聲一下一下，隔著幾條街傳過來，模糊得像一聲嘆息。
周秉文閉上眼睛。
他在心裡默默地算著：從潮州到深圳，坐長途汽車大概要兩天。陸路偷渡，需要蛇頭帶路，價格據說在五十到一百港幣之間。到了香港，先去找大姨。
荃灣的乾貨鋪子，大姨信里說過地址，母親記得很清楚，走之前會抄給他。
現在的香港，還沒有實行抵壘政策，偷渡者到了香港之後，需要有親戚收留，不然就會被遣返。
其實沒有親戚也沒關係，每年那麼多人從大陸逃到香港，怎麼可能每個人都有親戚在香港。
只要花錢，滿大街的路人都可以是叔叔舅舅。
不過有總比沒有好，一來可以省一筆錢，二來，到了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個親戚在，總不至於孤獨。
偷渡的事情，母親也會幫著找路子。
幸好遇到一個開明的母親。
如果讓自己一個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去闖，說不定碰的頭破血流，也找不到去香港的路。
每一步都有風險。
但他沒有別的選擇。
他也不想有別的選擇。
他翻了個身，把臉埋進那個藍布包里。
布料上還有母親枕頭底下的氣味，說不上來是什麼味道，有點像樟木，又有點像曬了一整天的棉布。
他攥著那包東西，漸漸睡過去了。
窗外，石榴樹的影子被月光拉長了，投在窗紙上，一晃一晃的。
時間一晃而過，馬上就到了知青出發的日子。
八月二十六號，天還沒亮透。
周秉文就被廚房裡的動靜吵醒了。
鐵鍋碰灶台的叮噹聲，清水嘩啦衝進盆里的響動，還有母親壓低嗓門跟誰說話的聲音——大概是老三在灶前燒火，母親在催他火大些。
周秉文從床板上坐起來。
那床薄被被他捲成一團靠在牆角。
行李包已經早早的準備好了。
母親特地為他準備了兩個包。
一個大包，一個小包。
小包里裝的是要帶著去香港的。
將小包塞在大包底部，上面放上一些知青下鄉可能要用的物品，緊緊壓著。兩件換洗衣裳、一條毛巾、一塊肥皂、一個鋁製飯盒，還有一些到海南可能用到的生活必須品。
挎包的拉鏈拉得嚴嚴實實，靠牆放著，看起來就是個普通知青下鄉的行李。
他洗漱完走進堂屋的時候，飯桌上已經擺好了早飯。
一鍋白粥，一碟鹹菜，兩個煮雞蛋。
在這個年代，兩個煮雞蛋已經算是送行的規格了。
周大山坐在主位上，今天穿了件半新的白襯衫，袖口卷到小臂，正低頭喝粥。
看見周秉文出來，他放下碗，難得地露出了一個有點笨拙的笑。
「今天走了。到了那邊，好好干。」
「嗯。」周秉文在桌邊坐下，端起粥碗。
「你劉叔說了，你們這批海南的去湛江集合，然後坐船過去。路上有人帶隊，你跟著隊伍走就行，別掉隊。」周大山頓了頓，像在找話說，「到了農場，聽組織安排。幹活別偷懶，但也別逞能。你身子骨不算壯實，量力而行。」
「知道了，爸。」
周大山似乎還想說點什麼，嘴唇動了動，又端起碗喝了一口粥。
葉舒柔從廚房裡端了一碟煎蛋出來，放在桌子中間。
煎蛋邊緣焦得微微捲起，中間的蛋黃還是溏心的，冒著熱氣。
她沒說什麼，只在圍裙上擦了擦手，坐下端起自己的粥碗。
這頓飯吃得很安靜。
筷子碰碗沿的聲音、咀嚼的聲音、屋外巷子裡有人挑著擔子走過的吆喝聲，混在一起，填滿了那些沒人開口的空隙。
吃完飯，周秉文回廂房拿挎包。
他拎起來掂了掂，不算重，十幾斤的樣子。
他又拉開拉鏈看了看。
堂屋裡，周大山已經站起來了，手裡捏著一根煙沒點，來回搓著。看見兒子出來，他把煙別到耳朵後面，伸手想幫周秉文拎包，周秉文側了側身說不用。
「那行。走吧。」周大山搓了搓手。
一家人送他到院門口。
周佳慧今天出奇地安靜，沒咋呼也沒跳腳，只是揪著母親衣角站在後面，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哥哥的挎包帶子勒在肩上的樣子。
巷口，街道辦事處通知的集合地點已經到了好幾個人。
都是跟周秉文同一批去海南的知青，每人背一個挎包或拎一個網兜，三三兩兩站著。
劉幹事在清點人數，手裡拿著那張蓋了紅戳的名單，勾一個喊一個。
「周秉文！到了？行，上車吧。」劉幹事在他的名字後面打了個勾。
一輛藍色的大解放卡車停在巷口路邊，車廂上罩著軍綠色的帆布篷，兩側的長條凳上已經坐了七八個人。
周秉文踩著車輪轂翻上車廂，找了個靠邊的位置坐下。
帆布篷被風鼓起來又塌下去，早晨的涼氣從篷布縫隙里灌進來，帶著泥土和露水的味道。
人陸續到齊了。
劉幹事又清點了一遍人數，跟司機交代了幾句，然後揮了揮手。
卡車發動機轟的一聲響起來，整個車廂跟著顫了一下。車緩緩啟動，駛過潮州城清晨的街道，兩邊的騎樓和店鋪門板一格一格往後退去。車廂里的人都不怎麼說話，有人抱著挎包低頭打盹，有人望著篷布縫隙里漏進來的光發呆。
周秉文回頭看了一眼。
巷口已經遠了，院門口那幾個模糊的身影還在那兒站著。
石榴樹的枝葉從院牆上面伸出來，在晨光里抖了抖。他不知道母親有沒有在哭，那個距離看不清了。
卡車拐了個彎，巷子看不見了。
從潮州到湛江的路，卡車開了將近兩天。
第一天走的是國道，路面坑坑窪窪的，車廂里的人被顛得東倒西歪。第二天上了省道，稍微好些，但仍然是一路塵土。
沿途經過幾個縣城，路邊有戴著草帽的農民在田裡幹活，田埂上的標語牌寫著「農業學大寨」幾個大字，紅底白字，遠遠地就能看見。
坐在周秉文旁邊的是一個叫李衛國的男生，比他還小一歲，臉圓圓，鼻樑上架著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這小孩話不多，但一旦開口就帶著一股認認真真的勁兒。
「你去過海南嗎？」李衛國問。
「沒有。」
「我也是。我家在汕頭，那邊就是海，但沒坐過船出海。」李衛國推了推眼鏡，「我爸說海南島上椰子樹上全是椰子，掉下來能砸死人。」
周秉文忍不住笑了。「沒那麼誇張。」
「你咋知道？」
「……聽人說的。」
李衛國「哦」了一聲，又推了推眼鏡，低下頭在挎包里翻東西，翻出一個用報紙包著的饅頭，掰了一半遞給周秉文：「吃點吧。」
「謝了。」周秉文接過來，兩個人並排坐著啃冷饅頭。饅頭是昨晚蒸的，已經硬了，嚼在嘴裡要費點力氣才能咽下去。但在這個年代，出門在外有饅頭吃就已經不錯了。
車廂前面有人在唱歌，是那個叫孫援朝的。
他嗓門大，第一個帶頭唱起了革命歌曲，唱著唱著就有人跟著哼。
周秉文嘴裡嚼著冷饅頭，耳朵里聽著「我們走在大路上」的調子，心裡想的卻是另一件事。
他在等一個時機。
卡車今天下午會到達湛江，然後他們要在湛江的知青接待站休整一晚，明天一早坐船去海南。
到了船上就沒有機會了——船上人多，有帶隊幹部，不可能在甲板上憑空消失。
在中途走也不行，如果中途下車，他就兩條腿，很快就會被人追上。抓回來等待他的只有批鬥……
他必須在湛江那一夜脫身。
周秉文腦子裡翻來覆去地盤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