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道治理國家，以詭道用兵作戰，這是政治路線和軍事策略的不同處。老子的以正治國就是推行無為政治，在他看來，符合沖虛、自然、謙下之道的就是「正」。在卜辭中正是征的本字，就是出兵圍攻城邑，「利用行師征邑國」是也；在篆文中，正是止一，天下公認的統一標準就是「正」。卜辭中奇是騎的本字,像人騎在馬上，後來轉作不正之義、不俗之義或不偶之義，出奇制勝就是採用特別的策略取勝。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以清靜無為的正道治國，以出奇制勝的方法用兵，以不擾民來治理天下，我怎麼知道這樣做呢？根據就在於：天下的禁令越多，百姓就越陷於貧窮；民間的武器越多，國家就越陷於混亂；人們的技術越巧，奇怪的物品越多；法律越是分明，盜賊反而越多。所以聖人說：我無為，人民自然順化；我清靜，人民自然端正；我不攪擾，人民自然富足；我沒有貪慾，人民自然淳樸。他又在四十八章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他在三十九章說：「古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這裡的「一」就是沖虛清靜、自然無為之「道」，「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也就是「以正治國」的意思。
[故事]
《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正也」即是以正治國，首先要清正國家機關，純化官僚隊伍。季康子是當權派，所以孔子說：「只要你正了，誰敢不正？」上樑不正下樑歪，中梁不正塌下來，上邊正下邊自然正了。「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憂盜賊橫行，問計於孔子，孔子說：「如果你不貪，你賞賜的，人家也不要。」意思是說，當權者少私寡慾，清靜自正，下級們自然也不貪，雖是賞賜都推辭。言外之意，盜賊橫行的根源在於季康子貪得無厭，不斷榨取民脂民膏，致使百姓衣食堪憂，過不下日子了，自然起來做盜賊，暗中把官府掠奪的財富再偷回來。季康子是竊國大盜，是土匪頭子，他只有以身作則，不貪不榨，才是根本的弭盜方法。說到底，以正治國就是要統治者以身作則，廉潔奉公，苟上正矣，誰敢不正？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周易·繫辭傳上》：「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揹著口袋騎驢走，肯定招來盜賊，因為他們認為，口袋裡準是黃白之物，否則就放在驢身上了。金銀財寶不好好收藏，就是教人家來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冶，就等於引誘人家來淫。籬牢犬不入，都是自己思春人家才來淫，「女人浪，倚門框；男人浪，滿街逛。」風流蕩婦潘金蓮常倚門向街，搔首弄姿，招蜂惹蝶，恰撞著眠花宿柳、妻妾成群、整天浪遊的第一浪子西門慶，所以才有那樁千古當為戒的花案。內因更關鍵，權力核心先腐敗了，慢慢向外爛下去，以至於整個權力機關都爛掉。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你所不要的，賞給人家也不要。」上行下效，當權的希罕而搶購的，社會上也趨之若鶩，有錢的爭購緊俏貨，沒錢的只好作偷作搶了，那是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的強盜社會！「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又對孔子說，用以殺止殺的辦法把壞人殺掉，進到正道那裡去，怎麼樣？孔子說，為政之道不在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在於道德感化，你向善，百姓自然向善了。君子的道德像風一樣，善通人的道德像草，如果一陣風吹過，草一定跟著風向眠到了，風力越大，草越倒伏。孔子對季康子的三次回答都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高標準要求統治者。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責備領導者和有道德學問而應負歷史責任的賢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語》以「政者正也」來解釋為政在於當權者先求自正，正己而後正人正家正國。後來《大學》《中庸》以正心誠意作為領導人的必然修養，內聖外王、修齊治平都是這個意思。但孔子的「正」與老子的「正」是有區別的，因為二人的「道」不同，老子的「正」是自然無為、居下不爭、貴柔守雌等，而孔子的「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悌友愛。老子用陰、柔雌、謙下、不爭、虛靜、自然、無為等消極反面入世，孔子用陽、剛健、進取、有為、仁義、禮樂等積極正面入世。
我們如今講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都是強調以法律制裁、以道德教化國家機關中的官員們，並不是針對人民群眾來說的。中國歷史一直強調德治，而且也一直是德治傳統，我們要繼續發揚光大古代的以德治國，純潔、提升幹部隊伍的素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自身中正，從政是很容易的，不能自正其身，怎麼能正別人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孔子的理想太高，王道仁政不適於亂世，因而周遊列國都很失意，雖累累如喪家之犬，也沒有人會採納他那一套治國方略。相比之下在衛國那些年還是值得懷念的，衛靈公對他很重視，有人以為孔子可能要相衛，子路在這種背景下問過孔子：「假使衛靈公把國政委託先生，您首先要幹什麼？」孔子說第一件事就是要端正理念（指導思想）、名分（等級地位）。言就是指語言、文字、理論，「名不正則言不順」通俗地講，就是名分不正則說話無力，份內之事言之合理，份外之事言之不順；深一點講，就是指導思想不端正，理論則蒼白無力，在理論上講不過去的事，是一定不會成功的。政事不成功，則禮樂教化不振，刑罰不中正恰當，以至於老百姓都無所適從了。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一套名言系統，也就是觀念的上層建築，首先是這個時代的靈魂、中心思想，其次才是政治法律制度。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子善於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水平而做出對所問問題的相應回答。樊遲是善通學生，悟性不高，有時突然問道如何種穀種菜，使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孔聖人很尷尬。這次他問什麼叫仁，孔子說能夠愛人就是仁；又問什麼叫智，孔子說能夠知人就是智。愚笨的樊遲還不明白，孔子又說：「作為一個領導人，把正直之士提拔起來，安排在邪曲之輩的上層，以上之正直感化下之邪曲，就可以使邪曲之輩也學成正直之人了。」樊遲還是不甚瞭然，他出去了，見到子夏又問：「『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什麼意思？」子夏說：「老師的話太豐富太深刻了！舜當皇帝時，從許多人中選擇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工作，天下再也沒有冤枉事，壞人也遠遁了，變好了。商湯舉用伊尹，伊尹助湯成天下大業。用有才能、學問、道德的人作領導，上正則下化，天下皆正矣。古代歷史上，特別是開國帝王，常常提拔一些有才能、有學問、有道德但不顯達的人物作宰相，孟子不是說過這樣的話嗎？「舜發於畎畝之中，傅悅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還有用直鉤在渭水之濱釣魚的姜子牙，被文王聘請去作軍師；諸葛亮隱居南陽躬耕隴畝，劉備三顧茅廬請他出山。凡是第一流的將相，決非論資排輩慢慢升上去的平庸貨色，都是歷盡坎坷、多才多藝的人中豪傑。有遠見卓識的帝王親自登門聘請，先師之而後臣之，一步登上將相位，擢拔於稠人之中。士為知己者用，感報知遇之恩，甘效犬馬馳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諸葛亮《出師表》說得好：「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韓非子•二柄》：「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妒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楚靈王有一怪癖，偏好細腰，不管男女，凡腰圍粗大者，一見便如眼中釘。他大興土木，建起了一座豪華壯麗的章華宮，在全國廣選蜂腰的美女充實其中，因此又稱為細腰宮。宮人求媚於靈王，減食忍餓，以求細腰，甚至有餓死都不後悔的。全國人都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漸漸都以腰粗為丑了，因而都不敢飽食，一個個變得弱不禁風。百官入朝，都用軟帶把腰緊緊地束起來，儘量顯得細瘦，就怕自己腰粗而惹靈王憎惡。官員們為了腰細，每天只吃一頓飯，他們憋住氣，勒緊腰帶，扶著牆才能站起來。一年以後，朝廷里的官員們都餓得干黑癟瘦了。這不正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嗎？樸素自然最美麗，為什麼故意瘦腰自討苦吃呢？
春秋亂世，盜賊橫行，有一個時期，晉國更是猖獗，晉君深以為憂。恰巧有一個叫郄雍的人善於因貌識賊，只要觀察其眉睫眼目，便能知道是不是盜賊。晉君請他試觀，一百個盜賊中沒有一個能逃過他的雙眼。晉君很高興，對大臣趙文子說：「我得到了郄雍，一國的盜賊都跑不了，弭盜何必多人呢？」文子回答說：「君王用識盜的方法弭盜，盜賊永遠滅不盡，而且郄雍的小命也不保。」不久群盜都嫌郄雍砸了他們的飯碗，便合夥把他謀殺了。晉君聞報大驚，立即召見文子說：「果如先生所言，郄雍被暗殺了，以後何以弭盜呢？」文子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所以郄雍不得好死。而且您要弭盜，最好的辦法是舉賢任能，使其教化百姓，人民有了羞恥感，誰還做盜賊呢？」這個故事再次佐證了孔子對季康子說的話是多么正確，弭盜的根本方法不在於捕殺，而在於消除產生盜賊的原因，關鍵還在於統治者自身，是他們的貪得無厭、殘酷壓榨逼得人們做盜賊。人窮生盜心，飯吃不上就要餓死，不偷不搶怎麼活下去？揚湯不能止沸，必須釜底抽薪。晉君便聽從了文子的勸告，任用賢臣隨會治國，大行仁政，盜賊們便羞得逃到秦國去了。
莊子在《則陽》中說道：「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伕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古代治國的君王，把功勞歸於人民，把過失歸於自己。如果一人受到損害，就退而自責。現在的社會卻不這樣了，隱蔽事情真相，反過來指責別人愚笨沒見識；故意製造困難，卻歸罪人們不敢去做；加重任務，超過負荷，卻責難人們不能勝任；大大延長里程，卻責罰人們不能按時到達。百姓智窮力竭，便以虛偽來對付，瞞天過海。人君弄虛作假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多，人民怎能不弄虛作假？能力不足就要作假，智力不夠就要欺騙，財物缺乏就要行盜，盜竊橫行，該歸咎誰呢？孟子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貧富兩極分化何其甚也！君王窮奢極欲，老百姓饑寒交迫，君王的牲畜都有好飯吃，人民卻吃不上飯，不斷地餓死，這不是君王領著牲畜吃人嗎？你不讓我過，我也不讓你過，老百姓只好鋌而走險，為盜為賊，甚至占山為王反叛朝廷，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