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兩宋腐儒糟蹋了儒學！
「封閉與否，亦與世勢時運相糾葛。」馬淳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現在有了更多明悟，「一個朝代，若逢氣候溫潤、物產豐饒、國力鼎盛之時，如漢武、唐宗之際，自然胸襟開闊，有『鑿空西域』、『兼容並包』的底氣與信心。」
「彼時絲路駝鈴不絕於耳，胡商蕃客雲集長安，何嘗懼異質文化？」
「但若遇氣候轉寒、天災頻仍、邊患不斷的時期，朝廷首要之務是維穩、是賑濟、是防禦。」
「如南宋偏安一隅，北方面對強敵，自然更強調內部純然與道德堅守。」
「理學那套『嚴夷夏之防』、『重義輕利』、『崇尚儉樸』的觀念，恰與此種『守成』『內斂』的現實需求深度契合，故能被朝廷大力倡導，深入人心。」
他停下腳步，目光似乎穿越了眼前的秦淮夜景，投向更悠遠的時空：「這便是『天時』與『人和』的交織。」
「氣候之變影響經濟民生與外部壓力，進而左右朝廷戰略傾向；」
「而理學這套高度強調秩序、穩定、內省的思想體系，又為這種內向保守的戰略提供了完美闡釋與道德依據。」
「兩者相互強化，歷經宋元，至我朝而制度化為國策根基。」
「海禁之嚴，非僅太祖一時之意，實是此數百年思想與形勢交互作用下，看似最『安全』、最符合當時主流認知的必然選擇。」
徐妙雲默然良久，方輕聲道：「如此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欲論海禁利弊，確不能只著眼於眼前海防或銀錢流失了。」
……
回到府邸時，天已徹底黑透。
管家早早點亮了門廊下的氣死風燈。
馬淳與徐妙雲相攜踏入院門，身後的錦衣衛沒有繼續跟上來，而是融入到黑影里，在外圍守護著國公府的安全。
徐妙雲未急著進屋，而是在院中石凳上坐。
她抬眼看向正在吩咐僕人備些安神湯的馬淳，待他走近，方低聲問道：「夫君，你方才那番『天時』『人和』交織之論，借錦衣衛之耳，必達天聽。你說……陛下聽到，會作何想？」
馬淳撩袍在一旁坐下，「陛下乃雄猜之主，古今罕有。其推行理學、嚴行海禁，皆有其深謀遠慮，非我等可妄度。」
「陛下亦是務實之人，重實效勝過空談。我今日所言，並非否定現行國策，更非妄議聖斷，而是將海禁之策置於更悠長的歷史脈絡與更廣闊的天人視野中加以審視。」
他接過侍女端來的溫水，遞給妻子一杯，繼續道：「陛下若聞之，或會不悅於有人窺破其政策背後的層層思慮與歷史慣性，但更多應是思忖。」
「陛下深知，治國如醫病，須明病源方能根治。點破海禁與理學、氣候之關聯，猶如為陛下示以病灶之深層機樞。」
「或於當下無改，然待將來時移世易，朝廷權衡是否調整、如何調整海疆之策時，能多一層考量，知所進退，兼顧朝廷威嚴與沿海生民之實情，便是今日之言的價值了。」
「如今科舉重開，朝廷還沒頒布科舉定式，也就是說沒有將程朱之說定為科舉唯一，在這個契機之下，若能讓陛下改變想法，那就是最好的。」
其實這才是馬淳今天說這番話的真正用意。
在原來的歷史線上，《大明會典》載，洪武十七年頒《科舉成式》，明確《四書》主朱子《集注》，士子答題『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且『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概不錄取』。
這才是科舉真正束縛思想的原因。
程朱之流，之所以讓馬淳不喜歡，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學問，不是因為野史里，說朱熹自己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卻扒灰兒媳婦。
而在於這些人在思考哲學問題時，只將目光局限在眼前的天時框架里。
他們思想的形成跟天氣轉冷有很大的原因，儘管宋代沈括《夢溪筆談》等筆記中已有對物候、氣象的細緻觀察記錄，官方亦編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類書包羅萬象，但這些所謂的儒學大家，把自己儒學大家的身份端的太高，根本不屑於系統性地從物候志、地方志乃至邊防奏報的蛛絲馬跡中，尋找深層次的原因。
於是，為應對眼前內憂外患交織的困局，也為在學術競爭中確立權威、謀取功名與道統地位。
他們選擇在「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旗幟下，將主要的智力投入於對「天理人慾」、「理氣先後」、「心統性情」等形而上問題的反覆辯難與體系建構。
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辯析「尊德性」與「道問學」孰先。
言辭機鋒激烈，卻罕及當時民生實際與邊防實況。
這種學問路徑，雖在道德哲學與心性論上臻於精微，卻在客觀上「無視了務實的氣候問題」及其引發的連鎖社會效應。
這些人當然是功成名就，享有名望，卻害苦了後來者。
思想的封閉導致了元明清三朝陷入了僵化，原本在春秋至漢唐尚有「用夏變夷」、「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等文化主義色彩的「華夷之辨」，在理學強調「嚴夷夏之大防」的語境下，漸有從「文化之辨」滑向「種族之辨」的趨勢。
兩宋的思想家與之前的思想家相比，胸襟小太多。
可以說，這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導致異族入侵，讓華夏百姓遭受罹難導致思想家們的思想狹隘了。
但把中原民族遭受的苦難，置於千百年來華夏民族形成的歷程來看，這點苦難說實話乃是疥癬小疾。
因為「漢族」乃至其前身「華夏族」的本質，從來非純以血脈界定，而是一個以共同文化認同為核心、不斷融合吸納的文明共同體。
華夏族的誕生與壯大，本就是一部與周邊眾多部族不斷碰撞、交流、融合的歷史。
夏、商、周三代之疆域擴張與民族融合，已見端倪；
春秋戰國時期，華夷雜處，爭霸兼併中文化交融加速；
至秦漢大一統，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奠定了文化認同的堅實根基，將眾多不同來源的人群凝聚為「漢人」。
版圖千百年來不斷地擴大，靠的是什麼？難道靠的是談判？
是打出來的！
為何最後只有漢人人口最多？
難道僅僅是因為漢人能生？
為何諸多曾叱吒風雲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鮮卑、突厥等，其部分或全部最終融入了漢族？
那是因為，你不融合進來，那你就整個物理消亡。
那句名言怎麼說的來著？
你不讓我種地，我就把你種地里。
漢唐為什麼有那麼霸道？
因為，漢唐實行的就是，你認同我們漢人、唐人的文化，給你就是漢人、唐人，不認同，那你就是四人。
為什麼要把原本的『華夷治辯』從思想上的爭辯，改成種族之辯？
因為兩宋，在軍事上長期處於被動防禦，屢屢敗於契丹、女真、西夏、蒙古，失地納幣，乃至最終亡於異族。
在硬實力無法取得優勢的困境下，就只能背後蛐蛐人家，只能通過強調血脈至高論來凝聚民心，其實就是放大版的阿Q精神勝利法。
這才是為什麼馬淳很不喜歡兩宋的原因。
因為這種思想上的閹割即便在現代社會，也成為很多無知者的口號。
徐妙雲端著茶杯，輕抿一口，「我信陛下能懂你苦心。只是……夫君你本可逍遙醫林，如今卻每每捲入這等廟堂深論之中。」
馬淳微微一笑，「醫者，治病救人；此言，或可醫國。二者雖徑不同，其心一也。況且，陛下與太子待我以誠，信重有加，我既有所見，若緘默不言，於心何安？此非求聞達，乃盡本分。」
徐妙雲凝視夫君片刻，終是嫣然一笑，目中憂慮散去，轉為驕傲：「是妾身想窄了。夫君心懷錦繡，志在兼濟，這才是真國士風骨。」
「妾身惟願常伴左右，聽夫君剖析這古今興替之理，便覺天地也開闊了許多。」
馬淳起身，伸手扶起徐妙云：「起風了，回屋吧。」
徐妙雲頷首，將手放入他溫暖的掌心。
……
夜色沉沉，萬籟俱寂。
徐國公府邸內宅，紅已熄，唯有角落一盞小夜燈散發著朦朧微光。
妻子褪卻潮紅後舒適地睡下，馬淳一片清明後的腦子裡卻依舊迴蕩著剛才議論的議題。
許是佛性後的腦子更加純粹，他居然更能理解朱元璋的國策。
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敏銳地察覺到，理學那套「天理—綱常—秩序」的嚴密邏輯，正是他打造高度集權、絕對穩定的洪武王朝所需的思想基石。
科舉定於一尊，便是最關鍵的制度抓手。
洪武三年初開科舉，旋即因取士多後生少年、乏於實務而暫停，至十五年復開，十七年頒定成式，其間對考試內容的裁定，朱元璋深度介入。
他不僅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欽定為唯一標準答案，更在詔令中嚴厲申明：「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毋得毀謗程朱，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
這不是一般的推崇，而是以國家權力強行實施的思想壟斷與格式化。
天下讀書人，自啟蒙至殿試，思想被嚴格塑造於同一模具。
獨立思考、批判精神、乃至對經義的不同闡發，都成了潛在的危險與歧途。
士大夫階層，從此在很大程度上，從可能的社會批判者與創新源，轉型為帝國意識形態最忠誠的維護者與執行者。
從這個角度看，朱元璋能接納並大力推行自己提出的氣候物候論、大寫數字、小寫數字、複式記帳法這些「新學」，著實是極大的破例與信任。
這些學問，某種程度上跳出了程朱理學的框架，更重實證、邏輯與實效。
皇帝願意採用，固然是因空印案後整頓財政的迫切需求，也因自己「國舅」與「神醫」身份帶來的特殊可信度。
但更深層看，或許也折射出朱元璋本人務實乃至功利的一面：
只要有利於鞏固統治、提高效率、澄清吏治，即便是「異質」的學問，他也能拿來所用。
這份超越教條主義的實用理性，正是他能夠駕馭龐大帝國的關鍵之一。
接著是《大誥》與道德律法化的恐怖統治。
朱元璋親自主持編纂《御製大誥》及其續編、三編，將理學強調的忠、孝、節、義等道德條目，與駭人聽聞的酷刑懲罰直接掛鉤。
《大誥》中案例觸目驚心：不孝子被凌遲，鄉里老人因未教化好子弟被連坐，官吏貪贓數十兩即被剝皮實草……
這實現了「出禮入刑」的極致，用國家暴力機器來強制執行道德規範，營造出一種瀰漫性的恐懼氛圍。
社會在表面的井然有序下，是萬馬齊喑，人人自危，不敢越雷池半步。
理學從道德勸導，變成了懸在每個人頭頂的刀劍。
當然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看中理學，絕非欣賞其「格物致知」的求知精神——那太奢侈了。
皇帝真正需要的是理學體系中「存天理、滅人慾」所蘊含的強大社會控制功能。
《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中，洪武三年六月乙酉條，朱元璋對廷臣言：「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使驕奢淫佚不至縱盪。」
這話雖未直接引用朱子，但其精神內核，與理學將三綱五常論證為「天理」在人世展現的邏輯如出一轍。
將道德規範上升到「天理」高度，再以國家權力強制執行，這比任何刑律都具有更深層的約束力和滲透性。
海禁，在這套邏輯下，便不止是單純的經濟政策或國防需要，更成為一種維護「文化純潔性」的政治—道德舉措。
洪武四年十二月，朱元璋頒下首道明確海禁令：「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時方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
這道詔令的出發點確是防寇靖邊。
但至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屢次嚴申，乃至「片板不許下海」時，其內涵已悄然擴展。
《皇明祖訓》首章《箴戒》中明確將「日本」列為「不征之國」，卻又嚴斥其「雖朝實詐」，這種矛盾心態背後，是對「異質」文化與勢力深入骨髓的警惕。
禁止的不僅是貨物與人員的流動，更是可能隨之而來的、不易掌控的「異俗」與「異見」。
理學「嚴夷夏之防」的觀念，為這種警惕提供了完美的道德註腳，使海禁從權宜之計升華為維護「天理」秩序的必要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