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韋格納家。
卡爾·弗雷迪今年十五歲了。
他不再是那個小時候去到人民委員會的時候在走廊里跑來跑去、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的小男孩了。
弗雷迪的個子長到了一米七二，肩膀寬了，嗓子變粗了，下巴上冒出了一層淡淡的絨毛。
但他的臉還是小時候那張臉——圓圓的，笑起來眼睛彎成兩條縫——只是多了些稜角，顴骨高了一點，下巴也方了一些。
他每天早上六點半自己起床，不用人叫。穿衣服，洗漱，吃早飯，然後騎自行車去學校。
自行車是他十二歲那年韋格納給他買的二手貨，騎了三年，鏈條換過兩回，車鈴壞了，剎車有點松，但他捨不得換。
他說這車「有感情了」。
弗雷迪在學校里是個活躍分子。
他的成績在班裡排上游，不算頂尖，但也不差。
數學和物理是他的強項，語文和歷史也不賴。
他最喜歡的是物理課——老師講力學、講電學、講熱力學的時候，他聽得特別認真。
他有時候會拿回家一堆破銅爛鐵，在院子裡搗鼓，裝個簡易電動機，或者拆個舊收音機看看裡面的線路板。
韋格納有時候蹲在旁邊看他搗鼓，不說話，只是看。
弗雷迪問他「爸，這個電阻是幹什麼的」，韋格納說「你翻書去，書上比我講得清楚，我可不是理科生」。
弗雷迪就翻書去了。翻完了回來告訴他「我想明白了」。
韋格納點點頭，繼續看他的文件。
弗雷迪在學校里參加了足球隊。
他踢中場，跑動多，傳球准，不算球星，但教練說他「腦子清楚，知道球往哪兒傳」。
足球隊每周訓練兩次，周末有時候有比賽。弗雷迪每次比賽都去，穿著洗得發白的球衣，球鞋是去年買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但他捨不得換新的。
他跟隊友們關係很好——隊友里有工人的孩子，有農民的孩子，有幹部的孩子，有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
弗雷迪可不分這些。
他跟他們一起踢球，一起洗澡，一起在更衣室里瞎聊。
沒有人覺得他是「主席的兒子」。
他自己更不覺得。
有一次一個新來的隊友不知道他是誰，訓練結束之後拍著他肩膀說「弗雷迪，你爸是幹什麼的」，弗雷迪說「我爸在政府里上班」，隊友說「哦，公務員啊」，弗雷迪說「差不多吧」。
後來那個隊友知道了真相，嚇得臉都白了，弗雷迪拍著他肩膀說「沒事，我爸就是個上班的，跟我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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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子女勞動的傳統，弗雷迪一直保持著。
每個周末，只要沒有足球比賽，他就去街道辦報到。
街道辦的人給他分配活兒——有時候是去掃大街，有時候是去幫孤寡老人搬煤、修屋頂、通下水道，有時候是去農場幫著收菜、餵牲口、修籬笆。
弗雷迪幹活不惜力，搬煤的時候兩隻手黑乎乎的，掃大街的時候掃得滿頭汗，幫老人修屋頂的時候爬上爬下，褲子蹭破了也不在乎。
街道辦的老主任姓米勒，六十多歲，跟弗雷迪很熟。
他有一次跟韋格納說——「主席，你家弗雷迪，幹活實在。
不偷懶，不耍滑，不嫌髒。
上次幫奶奶通下水道，通了兩個鐘頭，弄得滿身都是泥，通完了還幫人家把院子掃了。
奶奶要給他煮雞蛋，他不要，說『奶奶你留著吃』。」
韋格納聽完，點了點頭，說了一句——「他干他的，別誇他。夸多了容易飄。」
弗雷迪跟工農的感情確實好。
他去農場勞動的時候，跟農民一起蹲在地頭吃飯，他吃得很香。
他跟農民聊莊稼，聊天氣，聊收成，雖然很多事他不懂，但他願意聽。
有一次他在農場幫著收土豆，跟一個老農聊天，老農問他「你爸是做什麼的」，弗雷迪說「在政府上班」，老農說「政府的人啊，那可得好好干，別學那些搞特權的」，
弗雷迪說「我爸不搞特權」，老農說「那好。你回去跟你爸說，就說我說的——搞特權的人，早晚要栽跟頭」。
弗雷迪回去之後把這話原封不動地跟韋格納說了。韋格納聽完，笑了一聲，說——「老人家說得對。
你下次去，替我謝謝他。」
韋格納對弗雷迪的教育，一直是順其自然。
他沒有逼弗雷迪學這個學那個，沒有給弗雷迪定什麼「將來要當什麼」的目標。弗雷迪喜歡物理，他就給弗雷迪買物理書。
弗雷迪喜歡足球，他就給弗雷迪買球鞋。
弗雷迪說想學修收音機，他就把家裡那台舊收音機拆了給弗雷迪練手。
他很少跟弗雷迪講大道理。偶爾講一次，也是幾句話就完事。
有一次弗雷迪問他——「爸，你希望我將來幹什麼？」
韋格納說——「你將來幹什麼，你自己定。我不給你定。我就一條——別幹壞事。」
弗雷迪說——「那幹什麼算好事？」
韋格納想了想，說——「你幹的事，讓老百姓日子好過一點，就算好事。
讓老百姓日子難過，就是壞事。
就這一條。」
弗雷迪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安娜對弗雷迪的教育比韋格納細一些。
她管弗雷迪的學習，管弗雷迪的作息，管弗雷迪的衣服穿得夠不夠、飯吃得飽不飽。
她有時候會跟弗雷迪聊學校里的事，聊他跟同學的關係，聊他有沒有什麼煩惱。
弗雷迪跟她說實話——說足球隊裡有個隊友跟他鬧彆扭，說物理課有個地方聽不懂，說街道辦有個老頭脾氣不好，老罵人。
安娜聽完，有時候給建議，有時候只是聽。
她跟韋格納說過一句話——「弗雷迪這個孩子，心大。什麼事都不往心裡去。
這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是他不容易被壓垮，壞事是他有時候不夠認真。」
韋格納說——「心大好啊。心大的人活得長。」
二月中旬的一個周末，弗雷迪去街道辦報到。米勒老主任給了他一個活兒——幫附近一個孤寡老人修窗戶。
弗雷迪拎著工具去了，修了一個多小時，把窗戶修好了，還順手把老人院子裡的積雪掃了。
回來的時候路過一家麵包店，他用自己攢的零花錢買了兩個麵包，一個自己吃，一個揣在懷裡帶回家給安娜。
安娜接過麵包，問他——「今天幹活累不累？」
弗雷迪說——「不累。就是冷。手凍得有點僵。」
安娜把麵包掰開，遞了一半給他，說——「吃吧。吃完去把作業寫了。」
弗雷迪接過麵包，咬了一口，坐在廚房的椅子上，晃著腿，一邊吃一邊跟安娜聊今天修窗戶的事。
安娜聽著，偶爾插一句嘴。
窗外的柏林還在冬天的灰色里，但廚房裡很暖和，爐子上的水壺咕嘟咕嘟地響著。
弗雷迪吃完麵包，站起來，把書包拎過來，攤開作業本，開始寫作業。安娜坐在旁邊，拿起一件織了一半的毛衣，一針一針地織。
兩個人誰也沒說話，但廚房裡有一種很穩的東西在流動，像爐子上的水汽，不聲不響，但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