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仗，我們打了一段落；
地，我們也收回了一些。
但是，革命的最終考場，不在戰場上，而在工廠的車間裡，在農民的田埔上，在每一個普通工人和農民家庭的飯桌上。
剛剛講完了國外駐軍的問題，今天剩下的時間，我們不談別的，就關起門來，好好算一算我們共和國的經濟帳，成績要講夠，問題更要講透。
誰先來？」
經濟人民委員魯道夫·希法亭推了推眼鏡，首先開口道：
「主席同志，各位委員。
我先匯報總體情況。
得益於相對穩定的內部環境和有效的組織動員，加上與英國……嗯，某些渠道獲得的原料，我國經濟確實在從戰爭的廢墟中爬出來。
根據統計，主要工業區的開工率，已經從年初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恢復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尤其是魯爾的煤炭和薩爾的鋼鐵產業，恢復速度超出預期。」
魯道夫·希法亭的話鋒一轉，指出了尖銳的問題：
「但是，我們面臨的是結構性困境。
首先，農業與工業的剪刀差問題凸顯。
春耕時我們推廣的『人民牌』拖拉機見到了成效，糧食產量預計比去年有顯著提升，這穩住了農村的基本盤。
然而，工業品，尤其是農民急需的化肥、布匹、鹽、煤油等，產能依然嚴重不足，無法滿足農村的需求。
這導致農民不願意按官方價格出售餘糧，黑市糧食價格高企，城市工人的實際購買力受到嚴重侵蝕。」
魯道夫·希法亭展示了一張圖表：
「其次，原料瓶頸卡住了我們的脖子。
我們與英國的秘密貿易量有限，且不穩定，像橡膠、有色金屬、優質棉花等依然極度匱乏，限制了許多行業的復產。
最後，是財政和貨幣問題。舊馬克的信譽已經破產，我們發行的新馬克和各類臨時糧票、工分券並行，市場混亂，投機倒把現象嚴重。建立一個統一、穩定的貨幣和財政體系，是當務之急。」
接著，負責工業和交通的委員補充道：
「主席，我補充一點。工人們的熱情很高，但許多工廠機器老舊，缺乏維修，故障頻發。
更關鍵的是技術工人和工程師的流失問題，一部分人跟著舊政權跑了，留下來的也面臨待遇和思想上的波動。
我們的『生產建設兵團』在基礎設施修復上立了功，但專業人才，尤其是高級技術人才，是花錢也難立刻買來的。」
內務委員恩斯特·台爾曼的代表匯報了社會層面的問題：
「社會穩定方面，總體可控。
但希法亭同志提到的『剪刀差』和黑市問題，正在滋生不滿情緒。
城市裡出現了針對物資短缺的零星抗議，農村地區則有隱瞞糧食產量的情況。
舊勢力的殘餘分子和西方派遣的破壞者，正在利用這些經濟困難進行煽動。
我們的『維和』部隊在立陶宛，但內部的『維穩』任務同樣艱巨。」
總政委約翰·施密特從思想層面提出了問題：
「隨著軍事壓力的暫時緩解和平靜期的到來，部分幹部和群眾中出現了兩種危險傾向。
一種是『革命到頭』的鬆懈思想，認為可以享福了，追求待遇和享受；
另一種是急於求成的『左』傾冒進情緒，希望立刻實現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給制，忽視了我們目前生產力的現實水平。
這兩種思想都在侵蝕我們的戰鬥力。」
最後，羅莎·盧森堡發言，她的關注點始終在根本原則上：
「我同意各位對經濟困難的分析。但我想強調的是，在應對這些困難時，我們必須警惕解決方案本身可能帶來的異化。
是更多地依靠官僚體系進行強制征糧和配給，還是更多地依靠激發工人委員會、農民協會的主動性和創造力？
是優先滿足軍工和重工業，還是更多地關注民生疾苦？
這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路線問題，關係到我們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
韋格納一直靜靜地聽著，不時在筆記本上記錄著。等大家都說完了，他放下筆，深吸了一口煙，緩緩說道：
「好啊，大家都說了實話，亮了家底。成績有，但問題更多，更複雜。這說明我們的共和國還只是一個身體虛弱、但志向遠大的少年。」
韋格納站起身來，走到地圖前。
「希法亭同志說的『剪刀差』，切中要害。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農業是兩條腿，工業是兩隻手。
現在腿有點力氣了，但手還跟不上，身體就不協調，走不穩，跑不起來。解決辦法是什麼？
不是去砍腿，也不是把手剁下來，而是要想辦法讓手快點強壯起來。」
韋格納具體指示道：
「第一，對農業。
要明確告知農民，他們的糧食是寶貴的，共和國需要，但共和國也會盡全力為他們提供工業品。
要列出清單，我們的工廠，哪怕是軍工企業，也要想辦法擠出一些產能，生產農民最需要的鋤頭、鐵鍋、布匹。
同時，嚴厲打擊囤積居奇的黑市商人，但要注意政策，不要把矛頭對準普通農民。」
「第二，對工業。
原料瓶頸，一方面要繼續千方百計拓寬來源，哪怕是和魔鬼做生意（韋格納看了一眼希法亭）。堅持到德俄鐵路完工應該不是很大的問題嘛。
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節約代用，技術革新。要發動工人和技術人員搞發明創造，用我們有的東西替代我們沒有的東西。」
「第三，對財政。立即著手研究貨幣改革方案，亂麻要用快刀。
新政權必須有自己穩定、統一的貨幣，這是經濟主權的象徵。」
「第四，對人才。
要出台政策，尊重、優待技術和專業人才，不管是留下來的，還是願意回來的。
告訴他們，在新的德國，知識和技能是受到尊重的資本。」
然後，韋格納回應盧森堡的關切：
「羅莎同志提醒得非常及時。
我們克服困難的方法，必須依靠群眾，而不是單純依靠命令。
工廠委員會要真正發揮作用，討論如何提高效率，如何節約原料。
農村要組織合作社，公平地分配任務和物資。我們要的是充滿活力的計劃經濟，而不是僵死的官僚統制。」
最後，韋格納總結道：
「同志們，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前一段我們靠軍事勝利站穩了腳跟，下一段，我們必須靠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來證明我們道路的正確性。
這場經濟仗，比軍事仗更複雜，更漫長，但也更根本。
它考驗我們的智慧，更考驗我們的黨性。
我希望大家回去後，都把主要精力放到這上面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
我們要讓德國人民，不僅因為紅旗而自豪，更要因為麵包和更好的生活而堅信這面紅旗！」
會議結束後，韋格納對希法亭和施密特特意交代：
「經濟數據和思想動態，要定期核實上報。
成績要宣傳，但不能浮誇；困難要承認，但不能失去信心。
我們要的是清醒的樂觀主義。」
這次會議，為共和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定下了堅實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