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冬的寒意還死死扣著京城，農曆二月的風裹著碎冰碴，刮在臉上生疼。湖面上大片冰才剛開始化開，一塊塊灰黑色浮冰在水面緩緩漂移，岸邊柳條依舊光禿禿，只隱約鼓出一點嫩芽。
下午五點，天色暗得快。一個戴著大帽子、戴著大罩的男人，慢悠悠騎車進了北海南門，他不直奔湖邊，而是沿著湖岸繞了半圈，時不時側頭用餘光掃身後。
湖邊長椅上坐著一個中年男人。
一身洗得發白的深藍中山裝，袖口磨出細毛，氣質斯文內斂，手裡攤開一本《人民畫報》，指尖輕輕搭在紙頁上，姿態閒散，像是避風歇腳的普通文人。
他叫陳敬山。
蘇聯僑眷出身，常年幫使館做古籍裝幀、畫宣傳插畫。
長椅另一側空著。
那個男人推著二八大槓自行車緩緩走近，棉大衣領口緊繃，面色沉靜。他停在長椅邊，好像隨意歇腳的樣子，自然落座在長椅的另一頭，目光平視前方結冰的湖面，絲毫沒有側視對方。
風聲簌簌，蓋住了人聲。
男人趁著攏圍巾的動作，將摺疊到極小的紙條順著長椅縫隙滑了過去。
陳敬山指尖微動，悄無聲息收走紙條，目光依舊落在畫報上。
兩個人沒有任何語言上的交流，甚至都沒有對一個眼神，就完成了一次重要情報的交接。
幾秒後，男人率先起身，拉緊棉大衣，推車緩步離開。 背影消失在暮色冷風裡。
長椅上，陳敬山又靜坐良久，才緩緩合上畫報，若無其事起身，混入稀疏人流。
晚上，一輛二八大槓順長安街往東，接著拐上了一條更窄的馬路。
還是那個男人。
他要去的，是東城一家不掛牌的招待所。那裡住著一個從東京來的「民間友好人士」，身份是某商社的「駐華代表」，名叫松本。
松本不是第一次來了。過去一年多，他借著中日貿易的渠道，頻繁出入北京、上海、廣州，身份乾淨，履歷清白，在日本商社的駐華機構里，這樣的人不止一個。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商社和金融機構迅速向中國大城市滲透，明面上是做貿易，暗地裡的勾當，誰和他們有勾連誰知道。
日本商社的情報網絡之密、之深，早有定論。
三井物產早在1971年就建立了環球通訊系統，遍布世界的分支機構和電傳機網絡晝夜不停地傳遞信息。而松本所在的商社，正是其中之一。
松本此行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北方幾處重點工程項目的技術需求，名義上是為了「幫助日本企業更好地參與對華出口」，實際上是接受各個非正渠道傳遞過來的情報。
車子停在了招待所的後院。男人從側門進去，沿著一條鋪著舊地毯的走廊走到盡頭。松本的房間在二樓拐角，門虛掩著。
男人敲門進去的時候，松本正坐在窗邊的藤椅上，手裡端著一杯溫熱的茶。他三十七八歲的樣子，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的毛衣，戴一副金絲邊眼鏡，看起來像個大學講師。見男人進來，他站起身，微微鞠了一躬，用流利的中文說：「韓桑，辛苦了。」
男人沒有寒暄，在桌子對面坐下，從口袋裡掏出那折成四折的紙，放在桌上，推過去。
松本拿起來，展開。
他的目光落在紙面上的第一行字時，嘴角還掛著那種習慣性的、禮貌的微笑。那微笑保持了一秒，兩秒，第三秒的時候，像被人從後面猛地扯掉了面具，一下子消失得乾乾淨淨。他的手指先是微微收緊，然後猛地攥住了紙頁的邊緣，指節因為用力而發白。他的呼吸停了半拍，然後又停了一拍，胸口起伏的節奏亂了，像一台被人猛敲了一下的儀表。
他的眼睛在紙面上飛快地掃過去，又掃回來，來來回回看了三遍。每看一遍，他臉上的血色就褪一層。那張平時被金絲邊眼鏡襯得斯文而從容的臉，此刻像一張被揉皺了又勉強展開的紙，上面的線條全亂了。他的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麼，可嗓子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沒有發出聲音。
他抬起頭來，看著面前的男人。那副金絲邊眼鏡後面，那雙平時總是半眯著、帶著一種溫和笑意的眼睛，此刻瞪得渾圓，瞳孔縮成了針尖大的兩個點，裡面像是有什麼東西正在翻江倒海地湧上來，攪得那眼珠子都在微微發顫。
「這……」他終於擠出了一個字，聲音又干又澀，像是從嗓子裡硬拽出來的，「這個……你確定？」
男人站在桌子對面，手插在棉猴的口袋裡，臉上還是那副不慌不亂的表情。
「我們老闆的消息有過一次不靠譜的嗎？」
松本又把目光收回到紙上，重新看了一遍。然後毫不避諱地打開壁角的保險柜，從裡面取出五根黃澄澄的金條：「這個，請您帶回去！以後滴，還請多多關照！」
男人叫韓志遠，住在城北一條很窄的胡同里，一間半的平房，門口搭了個油氈棚子，棚子底下靠著一輛半舊的二八大槓。鄰居們管他叫「小韓」，知道他在街道上接些零活，幫人跑跑腿、送送貨、有時候去火車站接個站、有時候替人排隊買點緊俏東西。
他三十多歲，話不多，臉上總掛著一副和氣的笑，誰家搬個東西、換個煤球、看個門，他都能搭把手。沒人覺得他有什麼特別，也沒人問過他到底靠什麼吃飯。
韓志遠回到城北那條窄胡同的時候，天已經徹底黑了。
他把二八大槓支在油氈棚子底下，進了屋，拉亮那盞十五瓦的燈泡，昏黃的光照著這間半的平房。靠牆一張單人床，床單洗得發白，枕頭邊摞著幾本舊雜誌。窗下一張三屜桌，桌上一隻搪瓷缸子，缸底還沉著前天的茶鏽。他把五根金條隨意丟在空著的鹹菜壇里，然後坐在床邊，點了一根煙。
煙抽到一半，他拉開床頭櫃最下面那個抽屜。抽屜里有一張折了角的舊照片，黑白底，邊緣發黃，照片上三個人——中間坐著一個穿長袍馬褂的老頭，左邊站著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中年男人，右邊站著一個七八歲的男孩。那男孩是韓志遠。老頭是他爺爺，中年男人是他爹。
爺爺是漢奸。這話他從七歲起就聽街道上的人念叨。偽滿時期爺爺在縣裡當過商會副會長，給日本人籌過糧、征過工、收過金。日本投降那年，爺爺被國民政府判了刑，死在監獄裡。他爹沒沾過日本人的邊，可接過爺爺的生意，開過一家紡織廠。公私合營之後他爹還算太平，可到了三反五反，有人把爺爺的舊帳翻出來，說他爹「繼承漢奸遺產、剝削工人」，廠子收了，人送到農場勞動改造，後來死在農場裡。那年韓志遠十二歲。
從十二歲起，「漢奸的孫子」「資本家的兒子」這兩頂帽子就扣在他頭上，摘不掉。上學時同學躲著他，工作後單位里沒人跟他交心。他不怨誰，怨也沒用。可他心裡一直憋著一股勁——他得活出個人樣來，他不能像他爹那樣窩窩囊囊地死在泥里。他鉚著勁幹活，可鉚著勁幹活也換不來一個好臉色，他走到哪兒，那頂帽子就跟到哪兒。
直到「一個貴人」找到他。
那個貴人，姓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