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開明略微停頓，選擇著措辭：「……原告似乎初步完成了其作為權利人、且符合補償條件的舉證責任。
其訴訟請求，即要求政府履行支付補償款的法定職責，在形式上符合行政訴訟的受理條件。」
周開明的話說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
從純法律程序角度看，宏圖公司告得「有理有據」，手續看起來是「齊全」的，法院立案程序上沒問題。
這無疑給在座的政府方面人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李洪主任不動聲色地點點頭，目光轉向市住建局這邊：
「開明院長的介紹很客觀。那麼，住建局作為徵收工作的業務主管部門，也是前期審核的主要責任單位，你們對這件事怎麼看？
對方起訴的依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你們住建局前期認可其補償資格的基礎上的。
現在面臨訴訟，你們有什麼具體的應對思路和建議？」
這個問題極其尖銳，直接點明了住建局在此事中的核心責任和潛在風險。
會場瞬間安靜下來。
張愛民局長的臉色變得更加不自然，他下意識地瞥了一眼身旁的李致和副局長，輕輕咳嗽了一聲。
李致和副局長會意，接過話頭：
「李主任，周院長，各位領導。關於水口鎮農機修配廠的補償事宜，我們局前期確實是依據對方提供的權屬證明文件，進行了形式審核。
從表面證據鏈來看，當時我們認為符合徵收補償的政策框架。
現在對方提起了訴訟，進入了司法程序，我認為，我們政府方面應該秉持法治精神，積極應訴。
關鍵在於，如果我們無法在法庭上提供這樣的有效反證，那麼……」
他頓了頓，沒有把話說完，但意思不言而喻，如果拿不出過硬的反證，政府敗訴的風險很大。
他這番話，聽起來四平八穩，強調「依法應訴」、「證據說話」，但潛台詞卻是在暗示：
如果查不出新問題，就該按原方案付款責。
王成功坐在李洪主任身邊，看似低頭記錄，但全身的感官都處於高度警覺狀態。
他清晰地捕捉到了張愛民給李致和使的那個細微的眼色。
這個細節，讓他更加確信住建局領導班子內部，至少是主要領導人，對此事的態度絕非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李致和發言後，張愛民覺得火候差不多了，他清了清嗓子，試圖將討論引向對他有利的方向：
「李主任，周院長，致和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啊。
現在事情鬧到法院，性質就不一樣了。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謹慎應對。
我認為，當前的核心是兩點：第一，我們要尊重司法，積極準備應訴材料；
第二也是更關鍵的，我們要評估風險！
如果……我是說如果，經過我們內部仔細核查，最終確實無法找到足以在法庭上推翻宏圖公司訴求的硬性證據。
那麼，我們就要考慮敗訴的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和經濟風險了。」
他停頓了一下，觀察著李洪和王成功的反應，見二人面無表情，便繼續按照預設的思路說道：
「敗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政府行政不作為被法院確認。
意味著我們要支付補償款，還要承擔訴訟費，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會受到嚴重損害！
而且，城市更新項目進度必然會受到巨大影響！」
說到這裡，他拋出了真實意圖，語氣帶著一種無奈的意味：
「所以，我個人建議，在工作組加緊調查的同時，我們也要做好預案。」
是不是可以在確保程序合法的前提下，為了大局著想，我們……是否可以考慮與對方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
或者，在法院的主持下，尋求一個折中的解決方案？畢竟，城市更新項目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啊。」
張愛民和李致和這一唱一和，意圖非常明顯，就是要在調查的關鍵時期，利用訴訟帶來的壓力。
營造一種「查不出問題就只能付款了事」的輿論氛圍，試圖迫使調查放緩甚至轉向，從而保住那1.3億的補償款能夠順利支付給宏圖公司。
然而，臨湖區副區長姚海生副區長清了清嗓子，開口道：
「李主任，各位領導，對於張局長剛才提到的項目工期和大局觀，從市里整體推進的角度，我理解其重要性。」
他先禮節性地肯定了對方的出發點，但隨即話鋒一轉，切入了核心矛盾：
「但是，作為臨湖區信訪工作的負責人，我必須代表區里，也必須代表水口鎮農機修配廠那幾百名可能權益受損的工人，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
他環視一周，聲音提高了幾分：
「如果我們現在僅僅因為怕耽誤工期、怕擔責任，就草率地將這1.3億多元的補償款支付給宏圖房地產公司，
那麼請問，那四百名手持原始股，自身權益被嚴重侵害的原農機廠工人怎麼辦？
他們的安置問題、他們的補償訴求，誰來負責？誰來保障？」
姚海生越說越激動，手指輕輕敲著桌面，強調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工人，很多都是為廠子奉獻了大半輩子的老職工，現在廠子沒了，補償款如果還沒他們的份，他們能答應嗎？
目前工人們情緒非常激動，已經明確表達了如果問題得不到公正解決，將組織大規模越級上訪，甚至進京上訪的強烈意願！」
他目光直視張愛民，語氣變得尖銳：「張局長，您說的後果如果是指工期延誤。
那我認為，相比可能引發的數百工人持續集體上訪、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衝擊、給市委市政府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的後果。
哪個更嚴重？哪個才是真正需要我們優先防範的大局？
我們不能為了推進一個項目，就忽視可能引爆的另一個更大、更直接的社會風險！這種方式，我堅決不同意！」
姚海生的發言，有理有據，擲地有聲，直接將問題的焦點從「工程進度」拉回到了「群眾權益」和「社會穩定」這個更敏感的政治高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