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據王成功了解，省里幾家真正的龍頭國企，如湘鋼集團在特種鋼材冶煉、湘南汽車在新能源整車平台等方面的重大技改項目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這些項目投資巨大，技術門檻高，正是最需要省里補貼支持的時候。
新政策中這條看似中性的「鼓勵聯合體申報」並「對省外合作方技術占優項目傾斜」的條款，如果結合「先鋒未來」這家公司的突然活躍來看，其指向性就有些耐人尋味了。
更關鍵的是，這份文件，楊文濤常務副省長已經簽署同意了。
如果其他副省長也順著簽了字，那麼這份政策將極可能直接印發。
將來，如果大量的補貼資金流向了像「先鋒未來」這類企業，而項目最終未能產生預期效益，那麼作為共同簽署這項政策的省領導，何勇難免也要承擔一定的決策責任。
如果這裡面再牽扯出任何利益輸送的問題，那後果將更加嚴重。
但如果何勇不簽，這無疑會公開與楊文濤產生分歧，甚至可能被解讀為何勇在楊文濤即將離開之際，刻意「刁難」其主管領域的工作，影響班子團結。
尤其是在楊文濤上午剛剛來訪「示好」之後，這樣做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王成功放下文件，身體向後靠在椅背上。
他需要為領導找到一個既提醒風險、又能妥善處理的「最優解」。
直接拿著文件去對何勇說「楊省長簽的這個條款可能有問題，指向了某家可疑公司」，這是最愚蠢的做法。
這等於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指控一位省級領導可能涉及不當利益安排，不僅極度危險，也超越了秘書的職責，會讓自己和領導都陷入被動。
他必須換一個角度，一個完全從工作出發、純粹業務探討的角度。
幾分鐘後，王成功睜開了眼睛，眼中恢復了清明。
王成功重新坐直身體，打開一份新的空白文檔，開始敲擊鍵盤。
他沒有提及任何具體企業名字，也沒有暗示任何個人可能存在的問題。
他完全從政策本身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潛在風險出發，來撰寫這份給何勇的「文件處理建議」。
「提請領導關註：新《意見》中關於『鼓勵聯合體申報』及『對省外合作方技術占優項目傾斜』的條款，導向積極，意在擴大創新開放。但在具體操作中，需防範可能出現的幾種風險：」
「一、技術評估風險。省外合作方技術貢獻度占優的評估標準，目前缺乏明確、權威、可操作的細則。若評估機制不健全，易導致評審主觀性過大，或引發對評估公正性的質疑。」
「二、資金效益風險。補貼資金向省外合作方傾斜，可能導致省本級財政資源對省內企業自身研發投入的帶動效應減弱。需關注補貼資金最終是否切實轉化為本省產業技術能力的有效提升，避免出現補貼外流、技術空心的現象。」
「三、項目監管風險。跨省聯合體項目，監管鏈條長，協調難度大，對合作方的資質、信用、技術實力的穿透式核查要求更高。若監管不到位，可能增加項目爛尾、資金套取或技術糾紛的風險。」
「四、輿論與公平性質疑……」
寫完風險分析，王成功提出了具體的建議，措辭極其謹慎：
「鑑於以上可能存在的風險，建議可請省國資委商省財政廳、省發改委、省科技廳、省工信廳等部門，就該條款的實施細則、評估標準、監管辦法及與原有政策銜接過渡安排。進一步研究細化，必要時可補充開展小範圍試點或專題調研，確保政策平穩落地。領導閱示後，可指示相關部門補充完善後再行上會或簽發。」
最後，他附上了新舊政策條款的詳細對比，以及省國資委近期報送的國企對外合作情況簡報中，關於聯合體項目數量顯著增加的數據摘要作為背景參考。
整份「處理建議」，沒有一句提到楊文濤，沒有提及任何具體企業名稱，完全是從一個負責任的角度，向領導提示潛在的業務風險和管理難點，並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議。
這樣既履行了秘書的參謀職責，為領導決策提供了風險預警和參考思路，又完全規避了捲入人事是非的嫌疑。
寫完最後一行字，王成功又仔細檢查了兩遍。
然後，他將這份「處理建議」列印出來，工整地附在那份《關於優化省屬國有企業技術改造與產業升級補貼政策的若干意見（送審稿）》的首頁，用回形針別好。
做完這一切，他輕輕舒了口氣。
下午省委財經委員會的會議開得有些久，直到下午5點多，何勇才帶著些許疲憊回到辦公室。
王成功立刻將泡好的新茶端上，同時將那份需要批閱的、附有他「處理建議」的省國資委文件，輕輕放在了何勇辦公桌的顯眼位置。
何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目光隨即落到了那份來自省國資委的《意見》稿上。
他拿起來，先習慣性地看了首頁王成功附上的「處理建議」。他看得很仔細，逐字逐句，眉頭隨著閱讀的深入，漸漸皺起。
王成功寫的風險分析，邏輯嚴謹，完全從業務角度出發，但何勇何等人物，一眼就看穿了這方案下可能暗藏的潛流。
「技術評估風險」、「資金效益風險」、「項目監管風險」、「輿論與公平性質疑」……
每一條都指向了政策執行中可能出現的隱患，而「省外合作方」這個關鍵詞，與近期某些企業的異常活躍，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
更重要的是，這份文件，楊文濤已經簽了。
上午他才來「示好」，表示會支持工作，下午就送來這麼一份可能埋著「雷」的文件讓自己簽？
是無心之舉，還是有意試探？
亦或是，這只是下面部門按常規流程報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