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省城上了高速，車子一路往南開，他要在看一眼這個地方。
窗外的田野、村莊、樹林一片一片地往後退，快得讓人來不及看清。
林惟民靠在座椅上，目光一直落在窗外。
那些他在這五年裡走過無數遍的路、看過的無數遍的風景、經過的無數遍的村莊，此刻都在以一種他從未體驗過的速度和角度從他眼前掠過。
那些在他任期內拔地而起的廠房，那些被整治得清澈見底的河流，那些在文化長廊的廣場上笑著鬧著的遊客，那些在訂單班畢業典禮上捧著畢業證書激動落淚的孩子們，那些在水龍頭通水的那一刻笑得合不攏嘴的老人們，都在他的視野里一閃而過，然後消失在遙遠的天際線後面。
他沒有回頭，車窗外是漢東的田野、漢東的村莊、漢東的河流。
遠處，清江在陽光下閃著光，城際鐵路的大橋上，一列白色的動車組正從漢東方向駛向漢江，車廂的窗戶在陽光里閃著光，從清江上呼嘯而過，帶起一陣風，吹得岸邊的蘆葦彎下了腰。
那些蘆葦彎下去又直起來，彎下去又直起來，像是在向這條鐵路、這座橋、這趟車、這座城、這片土地致敬。向一個時代致敬，向那些在這片土地上流過汗、出過力、扛過活的人們致敬。
車窗外，那片他生活了五年的土地正在漸漸遠去。
田野、河流、村莊、工廠、橋樑、道路，一幀一幀地往後退，越來越小，越來越模糊，最後變成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斕的抽象畫，鋪在天地之間。
他知道這幅畫會一直掛在他的心裡，掛在他餘生的每一個日子裡，掛在他從此以後無論走到哪裡都無法割捨的牽掛里。
畫裡有清江的水、編鐘的聲音、文化長廊的燈火、訂單班孩子們的畢業證書、石門溝村那個老太太捧著一捧自來水送到嘴邊時的笑容。
畫裡有張老太太在葉家山那塊木牌旁邊坐著給遊客講故事時眼裡閃著的光，有陳設計師站在曾侯乙墓那個大玻璃盒子前面仰著頭比劃手勢時額頭上的汗珠，有那個挖到陶片的小孩在模擬考古區蹲著用小刷子刷土時專注的神情，有老馬站在自己農家樂門口舉著一串紅辣椒咧嘴笑時被風吹亂的頭髮。
畫裡有沙瑞金在常委會上沉穩而堅定的發言，有李達康在工地上捲起袖子跟工人一起扛沙袋時曬得黝黑的脊背，有高育良在跨省協調會上據理力爭時漲紅的臉，有田國富在查辦案件時熬紅了的雙眼。
畫裡有無數個普普通通的漢東人，他們在這片土地上出生、長大、變老，在這片土地上流汗、流淚、流血，在這片土地上播種、耕耘、收穫，在這片土地上愛過、恨過、生活過。
他們是這幅畫裡最生動的色彩，是這幅畫裡最動人的線條，是這幅畫裡最持久的生命力。
車繼續往前開，駛向新的方向。
在漢東的田野上，在清江的岸邊，在文化長廊的廣場上，在葉家山的那塊木牌旁邊，在石門溝村那個新裝的水龍頭下面，在那片山坡上張老太太的墳頭前，在那些他曾經站立過、凝望過、沉思過的地方，另一個春天正在悄悄醞釀，另一季麥子正在默默生長，另一代人正在蓬勃興起。
根留在了那裡，希望就不會斷。
希望不會斷，這片土地就不會老。
土地不老，人就不會散。
人不散，情就在。
情在，故鄉就永遠在身後。
那個紅布包里的麥粒，將會在新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在新的季節里抽穗揚花，在新的收穫中結出新的籽粒。
那些籽粒還會被留下來，還會被種下去，還會在無數個春天裡，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在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上，長成新的莊稼，養活新的人，續寫新的故事。
離別的日子定在七月十八號。
消息是前一天晚上傳出去的，沒有人通知，沒有人組織，沒有任何官方的安排。
辦公廳只是在內部系統發了一個簡短的告知：林惟民同志將於明天上午九時離開漢東。
短短一行字，不到二十個，卻在那個夜晚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省城的大街小巷，飛遍了隨州的山山水水，飛遍了清江兩岸的村莊和城鎮。
無數人在那個夜晚輾轉難眠，無數人在那個夜晚翻箱倒櫃找出了這些年攢下的東西，無數人在那個夜晚默默地做著同一個決定——明天要去送送他，一定要去送送他。
早上七點剛過，省委大院門口就有人來了。
最先到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用黑色發卡別在腦後。
她的手裡拎著一個紅色的塑膠袋，袋子裡鼓鼓囊囊的，看不清裝的是什麼。
門衛老李認出了她，是張老太太的兒媳婦。
兩個人沒有說話，只是互相看了一眼，那一眼裡有說不完的話，但誰都沒有開口。
老太太站在門口，沒有進去，就那樣安安靜靜地站著，像一棵被風吹彎了腰又倔強地直起來的樹。
緊接著，來的人越來越多。
有拄著拐杖的老人，有抱著孩子的婦女，有穿著工裝的工人，有戴著安全帽的建設者，有西裝革履的企業家，有背著書包的學生。
他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的騎了半個小時電動車，有的開了幾個小時的車，有的天沒亮就從隨州出發，有的連夜從漢江坐火車趕過來。
沒有人組織，沒有人通知，沒有任何官方渠道的召集，他們自己來了，帶著他們這些年攢下的東西，帶著他們這些年憋在心裡的話，帶著他們這些年對一個人的感激和不舍。
省委大院門口的空地上很快站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安安靜靜的，沒有喧譁，沒有吵鬧，只有偶爾幾聲孩子的啼哭和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