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報紙連載的原因，原來時空《不列顛黨衛軍》第一集劇情整整連載了七天。《香港商報》的副刊每天留出一個版，雷打不動。穆晚秋的英文翻譯同步發往倫敦，在《倫敦小說報》上連載。沈逸川每天早上去工作室寫稿，中午穆晚秋或方若雲送飯，傍晚回來。三個孩子各忙各的，家裡反倒比從前更安靜了。
第一天，讀者們看到「邱吉爾壯烈殉國」，茶樓里炸了鍋。
第二天，倫敦警察廳的警探阿徹出場，一個夾在黨衛軍和抵抗組織之間的英國人。
第三天，黨衛軍旗隊長胡特登場，冷峻、理性，但骨子裡透著那股讓人不舒服的傲慢。
第四天，美國記者芭芭拉出現，優雅、神秘，突然介入調查。
第五天，阿徹發現死者生前涉及核武器機密。
第六天，胡特與上司凱勒曼的權力鬥爭浮出水面。
第七天，阿徹在黑暗中接到了一個神秘電話，對方只說了一句：「你想知道真相，就來找我。」懸念留到了下一章。
香港讀者從第一天追到第七天，茶樓里每天都有新話題。克己有一天放學回來，趴在沙發上翻著當天的報紙，指著「不列顛黨衛軍」那幾個字問穆晚秋：「媽媽，英國真的被德國占領了嗎？」穆晚秋正在切菜，手裡的刀頓了一下。「小說里是這麼寫的。」克己又問：「那香港呢？」穆晚秋愣了一下，沒有回答。
第七天，茶樓里的議論進入了高潮。連日的連載讓讀者們有了足夠的時間消化劇情，也讓他們從小說中的倫敦看到了自己腳下的香港。
一個穿著灰色短褂的中年人把報紙翻到連載版，指著一段文字大聲念出來——「倫敦警察廳的德國黨衛軍官坐在辦公室里發號施令，穿著制服的英國警察在街頭巡邏，而英國人只能在夾縫中求生。」他放下報紙，環顧四周。「這不就是香港嗎？掌權的是英國人，辦事的是我們。英國人坐在辦公室里喝茶，我們在街上跑斷腿。我們不就是那些被夾在中間的人？上頭是英國人，下面是老百姓，我們兩頭受氣。」
旁邊的人點頭，端起茶杯又放下。「你說得太對了。李少將寫的哪裡是倫敦？他寫的就是香港。那些穿黑色制服的黨衛軍，不就是街上的英國警察？那些在夾縫裡求生的英國警探，不就是我們？」
另一人接話，把報紙翻到另一頁，指著一段描寫。「你們看這裡——『阿徹站在警局門口，看著黨衛軍的黑色轎車從面前駛過，車裡的軍官連看都沒看他一眼。』這不就是咱們每天看到的？那些英國警司從我們面前走過去，眼睛都不帶斜的。」有人嘆了口氣，有人端起茶杯，有人低下頭繼續看報。
議論傳到了警務處。鮑威爾署長在辦公室里翻著《香港商報》，讀到「英國警探被黨衛軍呼來喝去」那一段時，手指頓了一下。他想起自己每天坐在辦公室里發號施令，樓下的華人警員們跑斷腿。他是英國人，他們是中國人。他坐在椅子上，他們站在地上。他喝咖啡，他們喝茶。如果有一天，英國真的被德國占領了，他會不會也變成小說里那些被呼來喝去的人？那些英國警探，是不是就是他們這些殖民地警察的寫照？他把報紙放下，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沒有說話。
倫敦，唐寧街十號。邱吉爾讓秘書每天把《倫敦小說報》放在餐桌上，他一邊吃早餐一邊讀。第一天讀完「邱吉爾壯烈殉國」，他差點撕了報紙，但後來理解了沈逸川的用意。第二天，小說開始寫阿徹破案，他的眉毛皺了一下，沒有自己出場。第三天，胡特登場，還是沒有他。第四天，芭芭拉出場，依然沒有他。第五天，核武器機密，沒有。第六天，黨衛軍內鬥，沒有。第七天，阿徹接到神秘電話——還是沒有他。
邱吉爾翻到第七天的報紙，讀完了，把報紙放在一邊，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他對站在門口的秘書說：「我以為他會繼續寫我，至少寫寫我死後英國是怎麼亂的。結果他把我寫死了就不管了。這是什麼邏輯？我死了就不重要了？」秘書不敢接話，低著頭看著自己的皮鞋。
邱吉爾又喝了一口威士忌，嘟囔了一句：「這個李少將，寫死人不負責。他把我寫死了，然後去寫那些小警察、小記者、小黨衛軍。我的戲份就這麼多？七天我只在開始出場了一回就死了？他是不是覺得我的人生就值開頭這段話？」他把酒杯墩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與邱吉爾不同，普通英國讀者讀得心頭髮緊。《倫敦小說報》的讀者來信欄爆滿，編輯從中挑了幾封有代表性的刊登。
一位署名「倫敦老居民」的讀者寫道：「每次讀到倫敦街頭的黨衛軍、掛滿納粹旗幟的白金漢宮，我都要停下來喘口氣。十年前，我們差一點真的輸了。我那時候還是個孩子，每天晚上躲在防空洞裡，聽著頭頂上德國飛機的轟鳴。我父親在皇家空軍服役，我們不知道他第二天還能不能回來。讀這本小說，就像重溫那些噩夢。」
另一位讀者寫道：「我父親參加過不列顛之戰。他說，1940年夏天，他們以為下一個星期德國人就會登陸。海灘上架起了鐵絲網，路牌被拆掉，教堂的鐘聲只准在德國人登陸時敲響。那種恐懼，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懂。李少將寫出來了。他一個中國人，寫出來了。」
還有一封來信很短，只有幾行字：「我讀《不列顛黨衛軍》的時候哭了。不是因為小說寫得有多好，是因為我想起了我哥哥。他1940年死在法國。如果他活下來，看到今天的小說，不知道會說什麼。」
文化界也開始了討論。一位著名的英國導演在《觀察家報》上發表談話，公開表示對《不列顛黨衛軍》的讚賞：「這是一部偉大的架空歷史作品。它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可能的世界——一個英國輸掉戰爭、被納粹占領的世界。那種壓抑、恐懼、窒息感，李少將寫得入木三分。我想把它搬上銀幕，讓更多人看到那段『險些發生的歷史』。」
話音剛落，立刻有人反對。另一位電影人撰文反駁：「邱吉爾還活著。他在小說里被寫死了，你現在要拍成電影，全國人民都看到首相壯烈殉國。這不是找罵嗎？你拍出來，邱吉爾的臉往哪兒擱？保守黨的臉往哪兒擱？大英帝國的臉往哪兒擱？」導演退縮了，在接下來的採訪中改口說「只是想法，暫無具體計劃」。但《不列顛黨衛軍》可能被搬上銀幕的消息，已經在倫敦的文化圈裡傳開了。
倫敦大學的一位歷史教授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長篇評論，標題是《歷史不是必然的》。文章寫道：「《不列顛黨衛軍》的價值不在於文學性，而在於它提醒我們——歷史不是必然的。1940年的英國確實站在懸崖邊上。法國投降了，美國還在觀望，蘇聯和德國簽了條約。英國孤軍奮戰。如果當時德國人真的登陸了，如果皇家空軍真的敗了，如果邱吉爾的飛機真的被擊落了——我們今天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讀這本小說，不是為了恐懼，是為了珍惜。」
文章被多家報紙轉載，引發更大範圍的討論。有人贊同，有人反對，有人罵教授「替中國人說話」，也有人支持他說「這才是歷史學者的良知」。
香港，沈逸川在工作室里讀到英國讀者的反饋，鬆了一口氣。他把那些評論剪下來，用橡皮筋紮好，放進抽屜里。穆晚秋端著一杯咖啡走進來，放在他手邊。
「還好英國人沒罵我咒他們亡國。我還以為會有人說我詛咒大英帝國。」沈逸川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穆晚秋在他對面坐下：「他們十年前差點亡國，比你寫的還慘。你寫的不過是他們害怕過的東西。你寫的是『假如』，他們經歷的是『差一點』。不一樣。」她頓了頓，「而且英國人沒有那么小氣。他們能接受失敗，也能接受反思。不像有些人，輸了還不承認。」
沈逸川想了想，覺得她說得對。他放下咖啡杯，靠在椅背上。「你說，邱吉爾會不會生氣？我在小說里就寫了他一次，還是寫他死了。」
穆晚秋看了他一眼：「他生不生氣，跟你有關係嗎？反正你也不去英國了。」
沈逸川笑了：「也是。」
深夜，克己還沒睡。他趴在沙發上，翻著當天的報紙，指著「黨衛軍」那幾個字問沈逸川：「爸爸，英國真的被德國人占領過嗎？我們會被德國人占領嗎？」
沈逸川蹲下來，看著克己的眼睛。克己九歲了，眼睛很亮，像他媽媽。他的手指還指著報紙上那幾個字，指節小小的。
「沒有。英國沒有被占領，香港也不會。那是小說，不是真的。」
克己眨了眨眼睛。「可是寫得跟真的一樣。」
沈逸川摸了摸他的頭。「那是爸爸的想像力。想像力可以寫成小說，但小說不是真的。你要分清楚。」
克己點了點頭，抱著報紙跑去找懷瑾了。懷瑾正在屋裡畫畫，克己把報紙攤在她面前，說：「姐姐你看，英國被德國人占領了。」懷瑾拿起報紙看了一眼，又放下。「那是小說。你作業寫完了嗎？」克己撅著嘴，跑回自己房間去了。
沈逸川站在原地，看著窗外的九龍塘。梧桐樹的新葉在夜風中輕輕搖著，發出細碎的沙沙聲。遠處的海面上有幾艘漁船的燈光，明滅不定。他想，克己還小，分不清小說和現實。但有些大人也分不清。他們把小說里的倫敦當成了香港，把黨衛軍當成了英國警察，把阿徹當成了自己。他不知道這算好事還是壞事。他只知道，他寫小說是為了講故事，不是為了讓人對號入座。但讀者要對號入座，他也攔不住。
他轉身走回臥室，今天似乎方若雲又不在臥室，她一定又跑到穆晚秋與懷謹的房間，跟穆晚秋擠到了一起了，這既令沈逸川鬆了口氣，不再擔心自己的腰痛了，但同時又有一點擔心，他不在意穆晚秋與方若雲如何，但別把懷謹給帶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