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清晨，霧還未散盡，唐寧街十號的臥室里，邱吉爾已經醒了。他穿著那件標誌性的睡袍，踩著拖鞋走下樓梯，胖墩墩的身影在晨光中顯得有些笨拙。
餐桌上已經擺好了早餐——一杯威士忌兌蘇打水，一碟培根煎蛋，還有幾份報紙。秘書每天都會把他的報紙疊好放在右手邊，《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還有一份他特別交代的、從倫敦市區報攤買來的《倫敦小說報》。他早就知道，今天這份報紙上會刊登那個香港作家專門寫給他的小說。
他坐下來，先把威士忌端起來喝了一口，然後拿起《倫敦小說報》。作為首相，他在電影、小說、詩歌里被人寫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有人把他寫成英雄，有人把他寫成小丑，有人把他寫成脾氣暴躁的老頭。他都不在乎。
但今天這個有點不一樣——那個香港作家沈逸川（筆名李少將），是真正的前民國軍統少將，寫諜戰出了名。
更重要的是，邱吉爾剛剛用一份赦免令「拆散」了他的家庭——至少香港的報紙是這麼說的——穆晚秋留在了香港，但沈逸川已經娶了方若雲。前妻和新婚太太同住一個屋檐下，這在任何國家都是八卦的好材料。
邱吉爾想知道，這個中國人會怎麼寫他——是感謝自己給他換了一個新老婆？還是痛恨自己讓他不得不同時面對前妻與新婚妻子的痛苦？
他翻到副刊，標題赫然在目——《不列顛黨衛軍》，署名李少將。
邱吉爾愣了一下，黨衛軍，那是希特勒的特務組織，希姆萊的爪牙，紐倫堡審判後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名字。
「我的大英帝國怎麼可能有這種東西？」他嘟囔了一聲，繼續往下看。副標題寫著：「僅以此文獻給邱吉爾首相。沒有他，英國的歷史以及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將完全不一樣。」
他哼了一聲，端起威士忌又喝了一口。「這話說得雖然聽著令人臉紅，但卻是實情。」他放下酒杯，繼續讀第一段。
「1940年希特勒征服法國，英國國王匆匆任命邱吉爾為首相主持對德戰爭。當年6月13日，邱吉爾在訪問並勸阻法國投降途中飛機被擊落，壯烈殉國。」
邱吉爾的眼睛瞪得像銅鈴，報紙差點被他撕了。他的手指攥緊了報紙的邊緣，嗓子裡發出一聲低沉的、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的聲音。「我……死了？」他重重地把報紙拍在桌上，咖啡濺了出來，培根煎蛋的盤子跳了一下。秘書在門口探了一下頭，被他瞪了一眼，縮了回去。
他深吸了一口氣，沒有撕報紙。他見過大風大浪，被德國人炸過，被議會罵過，被選民趕下台過。一個中國人寫小說把他寫死，他還不至於失態。但他確實生氣了。他把報紙重新拿起來，手指還攥得緊緊的。他倒要看看，這個混蛋接下來會怎麼寫。
鏡頭切換到香港。幾天前，穆晚秋在翻譯這段的時候也嚇了一跳。
她坐在沈逸川的工作室里，面前攤著英文稿紙，手裡握著鋼筆。她讀到「1940年6月13日，邱吉爾在訪問並勸阻法國投降途中飛機被擊落，壯烈殉國」時，筆尖頓住了，墨水滴了一滴，在紙面上洇開一個小黑點。她放下筆，推開工作室的門。
沈逸川正在寫稿。穆晚秋走到他面前，把英文稿紙放在桌上。
「你不能這麼寫。你說是獻給邱吉爾首相的書，但你開頭就把他寫死了。沒有這麼歌功頌德的。」
沈逸川放下筆，靠在椅背上。他看了穆晚秋一眼，嘴角微微翹了一下：「正因為邱吉爾死了，所以英國被德國占領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取得了勝利，英國人民陷入了德國黨衛軍統治之下。難道還有比這麼寫更能體現邱吉爾的偉大歷史地位的嗎？」
穆晚秋看著他，沉默了幾秒鐘。她覺得他說的有道理，但那道理太歪了，歪到她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反駁。她想起以前在斧頭幫的時候，王亞樵也愛這麼說話——把歪理說得像真理，讓你聽了覺得不對，但又說不出哪裡不對。
她挖苦道：「那你還不如寫德國人先製造出了原子彈，扔到了紐約城上空，美國投降。」
沈逸川以驚奇的目光看著她，眼睛裡亮起了光。那光她見過——每次他想出什麼歪點子的時候，眼睛就會這樣亮。「你說得太對了！這是我下一本的靈感，書名我都想好了，就叫《高堡奇人》。」
穆晚秋終於認命了，放棄了說服沈逸川的打算。她嘆了口氣，把稿紙收起來。「反正最壞結果不過是一家子被邱吉爾驅逐出香港。到時候克己剛轉學，又得換學校。」她轉身走了。
沈逸川在她身後喊了一句：「放心，邱吉爾不會生氣的。他懂。」穆晚秋沒有回頭。
倫敦，唐寧街十號的餐廳里，邱吉爾強忍著憤怒，繼續往下看。他沒有撕報紙，因為他想知道這個中國人到底在耍什麼花樣。他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重重放下，繼續讀。
小說的劇情開始轉折。由於沒有了邱吉爾的領導，英國政府面對德國的海獅計劃失去了一個堅決抵抗的領導人，最終投降，英國王室被囚禁在倫敦，希特勒任命法肯豪森（一個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德國名將）為駐大不列顛島占領軍司令，英國本土的親德勢力紛紛仿效德國建立黨衛軍組織，大不列顛島陷入了黑暗統治。
邱吉爾讀著讀著，臉上的憤怒慢慢消退，眉頭擰了起來。他開始認真了。他讀到英國人民在黨衛軍統治下生不如死——倫敦街頭到處是蓋世太保，白金漢宮掛上了納粹旗幟，邱吉爾本人被追封為「叛國者」，他的雕像被推倒，他的著作被焚毀。他讀到剩餘的抵抗運動在蘇格蘭的山區里掙扎求生，讀到英國皇家海軍被德國空軍炸成了碎片，讀到英國人民在飢餓和恐懼中苟延殘喘。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節奏很慢。他想起1940年的那些日子——法國投降，英國孤軍奮戰，德國飛機每天在頭頂呼嘯，倫敦被炸成廢墟。他確實差點死過很多次。有一次他在倫敦東區視察，德國飛機突然來襲，炸彈落在他身邊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他被警衛撲倒，耳朵震得三天聽不見。還有一次他坐飛機去法國，遭遇風暴，飛機差點墜毀。如果那一次他真的死了，英國會怎麼樣？他不敢想。但現在有人替他想了，還把那個「不敢想」寫成了小說。
他讀到倫敦的街頭巷尾貼滿了「大英帝國黨衛軍」的徵兵海報，讀到英國人穿上黑色制服、加入納粹組織，讀到邱吉爾的名字被從歷史課本中刪除。他忽然明白了沈逸川的用意——這不是在咒他死，是在用「假如他死了」的假設，來襯托他對英國、對二戰勝利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他，英國會投降；沒有他，英國會變成納粹的附庸；沒有他，大英帝國黨衛軍會像德國黨衛軍一樣，成為英國人民頭上的噩夢。
他放下報紙，沉默了幾秒鐘。窗外的晨光從窗簾縫隙漏進來，落在他的紅臉膛上。他忽然一拍桌子，震得威士忌杯子跳了起來，秘書又在門口探了一下頭，這次沒縮回去。
「這個李少將果然是個天才！」邱吉爾的聲音又大又亮，在餐廳里迴蕩。「他說得太好了！要是我當年真死了，現在的大不列顛島一定是處於黨衛軍統治之下，英國人民一定是生不如死。果然天才的作家寫作手法就是與普通作家不一樣。」
他端起威士忌杯子，一飲而盡，把空杯子放在桌上，嘴角露出了笑意。那笑容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真的高興。他見過太多吹捧他的文章——說他偉大、說他英明、說他是自由世界的救星。那些文章他看多了，膩了，甚至有些噁心。但這個中國人不一樣。他沒有吹捧，他寫了一個黑暗的假設，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邱吉爾活著，英國活；邱吉爾死了，英國亡。這種吹捧，比一萬句「偉大」都有力。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倫敦的晨霧還未散盡，遠處的議會大廈隱約可見，泰晤士河在霧氣中泛著灰白色的光。他想起1940年的那些日子，法國投降後，英國孤軍奮戰，他在下議院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說：「我們將在海灘上作戰，在田野上作戰，在街頭巷尾作戰，我們永不投降。」那段日子他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抽雪茄抽到嗓子發炎，開會開到深夜。他以為那些事會被人記住，會被人寫進歷史書。但他沒想到，半個地球之外的一個中國人，會用這種方式寫他。
他轉過身，對秘書說：「告訴那個李少將，他的小說我看了。寫得不錯。」秘書愣了一下，以為首相會生氣，沒想到他會說「不錯」。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點頭出去了。
邱吉爾一個人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倫敦。晨霧漸漸散去，陽光照在議會大廈的尖頂上，閃著金光。他想起那個中國人——沈逸川，李少將。一個前軍統少將，一個寫諜戰小說的作家，一個被他用赦免令「拆散了家庭」的丈夫。他忽然對這個人生出幾分好奇。他想知道，這個人是如何在一家人差點餓死的情況下，寫出《潛伏》的；是如何在被保密局追殺的日子裡，寫出《懸崖》的；是如何在妻子被捕、自己身陷囹圄的困境中，寫出《偽裝者》的。他想了想，覺得也許這就是「不列顛黨衛軍」第一段那句「邱吉爾壯烈殉國」的靈感來源——這個中國人自己就經歷過那種「假如」。假如他當年沒有寫小說，也許他早就餓死了。假如穆晚秋沒有被赦免，也許他們早就分開了。所以他能寫出那種感覺。
他搖了搖頭，回到餐桌前，把那份《倫敦小說報》折好，放進口袋。他走回書房，坐下，拿起了當天的文件，開始批閱。但腦子裡還轉著那個開篇——「1940年6月13日，邱吉爾在訪問並勸阻法國投降途中飛機被擊落，壯烈殉國。」他忽然笑了一聲，搖搖頭，拿起筆。
窗外，倫敦的霧散了，陽光灑在唐寧街上。街上的行人不知道，首相剛剛在一本小說里「死」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