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清晨，香港的報攤前人頭攢動。陳嬸還沒把報紙碼好，就有人把手伸過來了。「給我一份！」「我也要！」「別擠別擠，都有！」《香港商報》頭版整版GG，用加粗字體印著幾行字——「李少將新作《零下38度》今日開始連載！1940年的哈爾濱，一段真實的潛伏。致敬那個冬天，致敬那些在零下38度的酷寒中仍堅守信仰的人！」
讀者們搶到報紙，立刻翻到副刊。茶樓里座無虛席，連角落裡那張平時沒人坐的桌子都被人占了。人人手裡都攥著報紙，有的已經翻到了連載版，有的還在等夥計送茶來。這個早晨，全香港都在等同一個故事。
小說開篇第一句話，就讓讀者感受到了徹骨的寒意。「1940年1月，哈爾濱的氣溫降到了零下38度。松花江凍成了鐵板，吐口唾沫還沒落地就成了冰碴子。」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讀者讀到這段，放下報紙，摘下老花鏡，語氣篤定。「這個溫度，我當年在哈爾濱待過，就是這個感覺。李少將是真的懂東北的冷。他不是沒去過東北嗎？怎麼能寫得這麼真？」
旁邊的人接話：「他寫什麼不像什麼？《潛伏》寫天津，《懸崖》寫哈爾濱，《借槍》寫天津，《偽裝者》寫上海。他哪兒都去過？不是去過，是查過。寫小說的人，腦子裡的東西比腳走過的路多。」
主角年定邦出場了。他表面上是哈爾濱一家電影院的放映員，溫吞老實，愛老婆顧家，熨衣服、洗菜、做飯、遞外套樣樣有條不紊。但誰也不知道，他曾經是國民黨軍統的頂級特工，身手了得，智謀非凡，令日寇聞風喪膽。
茶樓里有人拍桌子，聲音大得整個二樓都能聽到。「這寫的又是李少將自己！軍統頂級特工，隱居身份，這不是他本人是誰？年定邦，年——沈逸川本名里沒有年，但這個『邦』字，不就是『國安家邦』的意思嗎？一個曾經的特務，名字里藏著『邦』，寓意深刻。」
對面的人不以為然，把報紙翻到第一頁。「你什麼都往李少將自己身上套。他寫個特務就是他自己？他寫了那麼多特務，余則成、周乙、明樓、蔡水根，哪個是他自己？」
那個拍桌子的人說：「余則成不是，周乙不是，但這個年定邦是。你看看他的描寫——『溫吞老實，愛老婆顧家』。李少將不就是這種人？在家裡給太太端茶倒水，在片場給演員講戲，在外面被人罵也不還嘴。這不是他是誰？」
常青的出場讓茶樓里又炸了一輪。她是哈爾濱某醫院的外科醫生，美麗大方、嫉惡如仇，暗中則是中共地下黨員，利用職務為抗聯秘密提供藥品。她與年定邦因互相隱瞞身份而產生了誤解與矛盾。
一個穿著旗袍的中年女讀者激動地說：「李少將的太太不就是抗日女英雄嗎？這不是寫的林婉清是誰？職業換了，但骨子裡一模一樣。」
旁邊的人接話：「林婉清？穆晚秋。李少將的太太現在叫方若雲，你別搞混了。」
女讀者不依不饒：「我說的是前妻。林婉清就是穆晚秋。她當年在斧頭幫殺了多少人？比常青還厲害。常青至少還是個醫生，林婉清是刺客。李少將把她寫溫柔了。」
角落裡有人插了一句嘴：「溫柔？你看到後面再說。常青要是不溫柔，年定邦能跟她過那麼多年？」
年定邦厭倦了在偽滿洲國這種地方小心翼翼地活著。他搞到了兩張車票，想帶妻子常青去昆明國統區，重新開始生活。他對常青說：「這裡太冷了。不僅是天氣冷，是人心冷。我們走吧，離開這個地方。」然而，常青卻暗中接到了新任務，必須留在哈爾濱。夫妻間產生了矛盾。「你為什麼不肯走？」年定邦問。常青無法解釋，只能沉默。年定邦不知道的是，他的妻子是中共地下黨員，正在為抗聯秘密運送藥品。
老軍統們讀到這裡，紛紛感慨這種「同床異夢」的煎熬。
一個穿著舊軍褲的老人把報紙放在桌上，手指點著那段對話。「兩個人都不知道對方的身份，都以為對方是普通人。年定邦怕常青知道自己是軍統特工，常青怕年定邦知道自己是中共地下黨員。這才是最要命的——睡在一張床上，卻各懷鬼胎，隨時可能發現對方正是自己要對付的『敵人』。」
另一個老人接話，語氣低沉。「這種危險，比被日本人抓走還要命。日本人抓你，你死就死了。被自己最親的人發現，那是生不如死。我當年有個同事，潛伏在被日本人占領的上海，娶了一個中共的女地下黨。兩個人過了三年，誰也不知道誰。後來暴露了，兩個人在審訊室里相見，那女的當場咬舌自盡。男的後來瘋了。李少將寫的就是這種。」
老軍統們越討論越覺得這是沈逸川自己的故事。
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這個年定邦，就是沈逸川。軍統特工，想帶老婆離開危險的地方。常青，就是林婉清。中共地下黨員，有任務不能走。兩個人瞞來瞞去，瞞了好幾年。這不是寫小說，這是寫自傳。」
另一個老人接話，把報紙翻到第一頁。「年定邦，年——沈逸川本名里沒有年，但這個『邦』字，不就是『國安家邦』的意思嗎？一個曾經的特務，名字里藏著『邦』，寓意深刻。」
張一鶴打來長途電話到巴黎的酒店。沈逸川接起來，張一鶴的聲音帶著一種「你猜怎麼著」的興奮。「沈先生，今天報社的電話被打爆了！全是問《零下38度》的。有讀者問年定邦是不是您自己，有讀者問常青是不是林婉清，還有人問方小姐知不知道您寫這本書。台灣那邊也來信了，一個自稱『台北老軍統』的讀者說：『《零下38度》比《潛伏》還好看，因為它是真的。年定邦想走卻走不了的那種無力感，只有經歷過的人才寫得出來。』他還說：『我們這些老軍統，當年誰不想走？誰不想帶老婆離開那個爛攤子？但走不了。不是因為日本人，是因為我們自己。我們欠的債太多了。』」沈逸川沉默了很久。
穆晚秋在巴黎的酒店房間裡讀到前幾天郵寄過來的《香港商報》。她靠在沙發上，把報紙翻到連載版，從頭讀到尾。讀完後皺眉頭，把報紙放在茶几上，手指在「年定邦」和「常青」兩個名字上慢慢划過。
「你把我們的故事寫成這樣，年定邦是你，常青是我。那方若雲看了怎麼辦？這本書里會出現一個方若雲一樣的人物嗎？年定邦和常青是夫妻，沒有第三個人。你和我就不同了。」她抬起頭看著沈逸川，目光里有調侃，也有認真。
沈逸川接過報紙，看了一遍。「我寫的是1940年的哈爾濱。那時候方若雲才幾歲，跟她沒關係。年定邦和常青只有兩個人，沒有第三個。」他頓了頓，「年定邦只有一個常青。」
穆晚秋看著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你最好保證後面也不會有。不然方若雲找你算帳，我可不管。」沈逸川說：「她不會找我算帳。她從來不問我寫什麼。」穆晚秋說：「那是因為她相信你。你別辜負她。」
窗外巴黎的暮色漸漸沉了下來，街燈一盞一盞地亮起來。沈逸川站在窗前，看著遠處的艾菲爾鐵塔的燈光在夜空中閃爍。他想起方若雲，想起她在機場送別時紅著眼眶但沒有哭的樣子，想起她在電話里說「家裡一切都好」的聲音。他拿起筆，在便簽紙上寫了一行字：「年定邦只有一個常青。沈逸川也只有一個常青。但沈逸川還有方若雲。」他看著這行字，看了很久，把紙折好，放進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