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澤是被手機震醒的。
他昨晚，或者說今天凌晨到家的時候，天都快亮了。簽完那三份協議，回辦公室把公開信補完、定好八點發布，再回到公寓，已經是凌晨五點多。這是他最近罕見的、熬夜到如此之晚的時刻，所以他睡得很沉。
手機在床頭柜上震了第三輪的時候，他才睜開眼。
窗簾縫裡漏進來的光已經很亮了，他伸手摸過手機，眯著眼看了一下時間——八點四十。
他大概知道此刻外面是什麼光景。
那封信八點整已經自動發布，配著高盛、大摩、花旗的三份聲明，這會兒大概正砸在開盤的市場上。彭博的滾動新聞，CNBC的演播室，全世界的交易大廳，此刻應該都在為那封信、為那根絕地拔起的K線而沸騰。
換做是正常人，大概一定會想著親眼見證自己被捧上神壇的過程，或者至少看看自己的布局效果如何。不過陸澤實在是對通宵和睡眠不足有一點點牴觸——大概是前世的死因還是給他留下了一點點心理陰影。
手機屏幕還亮著。來電顯示是保爾森，合眾國的財政部長。
他打了個哈欠，想了兩秒後接了起來，聲音還帶著剛睡醒的沙啞。
「餵。」
「Lance。是我，漢克·保爾森。」
電話那頭的聲音，和昨天下午那個被徹底掏空、疲憊到了極點的聲音不一樣了。今天這個聲音里，有了一點重新繃起來的、有了著力點的韌性。
陸澤在床上坐起來，靠在床頭。睡意褪了一些。
「保爾森部長。」他說，「早上好。」
「我吵醒你了。」
保爾森那頭頓了一下，似乎是聽出了他聲音里的睡意，語氣里竟帶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複雜的意味。他全然沒想到，在這個整個華爾街都因為他而瘋狂的早晨，這封信的作者本人還在睡覺。
「沒關係。」
陸澤說，「您找我，是為了那封信？」
「是。」保爾森沉默了一下，然後開口。
「我看到了。關於我和伯南克的那一段……Lance，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這個。它對我，對我們在華盛頓現在的處境，意義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謝謝你。」
一個執掌著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六十二歲男人，在電話里對他說「謝謝」。這句話說得有些艱難，也有些鄭重。
「我只是寫了我看到的事實。」
陸澤的語氣依舊是淡淡的，沒有絲毫居功的意思，「換一個人坐在你的位置上，那個周末，可能早就放棄了。歷史不會去記昨天的投票結果，部長先生。歷史只會記得，在系統離崩潰只剩幾個小時的時候，誰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你承擔了你該承擔的東西，所以我寫了那一段。僅此而已。」
電話那頭安靜了兩秒。
保爾森大概沒料到他會把話說得這麼直、這麼淡。這沒有一點奉承的感覺，畢竟奉承會說得更滿、更熱絡。這更像一種就事論事的、冷靜的承認，而正是這種冷靜，讓那份承認的分量重得多，也讓保爾森心裡更加沉甸甸的。
「……總之，謝謝你。」保爾森最後又說了一遍，「還有那些話。今天早上的市場，是你托住的。盤前標普已經反彈了……」
「部長先生。」陸澤打斷了他。
他的聲音不高，但足夠讓保爾森停下來。
「不要被今天的反彈騙了。」
床邊的陸澤揉了揉眉心，徹底清醒了過來。他的語氣變得清晰而冷硬。
「我在信里寫『信心會回來』，那句話是說給市場上那幾千萬散戶和機構聽的。但你我都清楚，我這封信，還有那一百億，治不了病。它只是一劑腎上腺素，一劑強心針。那些銀行的狀況本質上沒有改變。」
「它給你爭取的，最多是四十八到七十二個小時。」
陸澤說，「一個窗口期。當這劑藥的勁過去，如果國會那邊還是什麼都沒有，如果市場發現，連我的背書、連華爾街的自救，都填不上政府失能留下的那個窟窿——那下一次砸下來的，就不是昨天那一千點了。那會是清算系統的物理性死亡。到那個時候，誰也救不了。」
「所以，」
陸澤的語氣緩和了一點，但那份緊迫感沒有松，「別在電話里跟我道謝了，部長先生。去用好這幾十個小時。」
電話那頭，保爾森沉默了片刻。
然後，出乎陸澤意料，保爾森的聲音里並沒有被敲打之後的難堪，反而透出了一種重新振作起來的幹勁。
「我知道。」
保爾森說，「我今天上午十點就去國會山。而且，我們已經有了辦法。」
「說說看。」陸澤有了點興趣。
「重新起草一份法案、再走一遍完整的立法流程，需要好幾個星期，我們等不起。」
保爾森的語速快了起來，「所以我們不打算重新起草。我們準備借殼。」
「借殼？」
「參議院那邊，有一個已經排到程序後段的現成法案——一個關於身心健康保險平等的法案，程序上快要走完了。」
保爾森說，「我們把七千億救助計劃的全部內容，作為修正案，直接塞進那個法案里。這樣就能跳過眾議院那些繁瑣的前置程序，直接推到參議院表決，然後再壓回眾議院。順利的話，一兩天之內，就能重新投票。」
陸澤聽著，不由得笑了笑。
他當然知道這個操作。在他的記憶里，那份最終拯救了金融體系的救助法案，走的正是這麼一條路。
一個救助華爾街的七千億計劃，最後是借著一個和金融毫不相干的、關於精神健康保險的法案的殼，才擠進了國會的表決程序。這是華盛頓最經典、也最諷刺的操作。
「抓緊時間的方向是對的。」陸澤說，「借殼能省下幾個星期。你需要的，就是這幾個星期變成這幾天。至於怎麼說服那些昨天剛投了反對票的眾議員...我覺得他們現在的立場恐怕已經有變化了吧。」
電話那頭，保爾森安靜了一下。
「……你說得對。那些議員被昨天的暴跌嚇壞了，原本不願意談的都可以談了。不少選民的意見也改變了。」他語氣裡帶上了一絲絲譏諷。
兩個人在電話里都沉默了片刻。
然後，保爾森像是想起了什麼，用一種略帶疲憊、又夾著一絲不屑的語氣，開了口。
「對了，Lance，還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說一聲。你可能需要有點心理準備。」
陸澤沒有說話，等他往下說。他知道這可能是保爾森想打電話告訴他的。
「昨天晚上，」
保爾森說，「歐洲那邊給我打了電話。德國的施泰因布呂克，法國的拉加德，還有英國人。他們湊在一起開了個會。」
「他們想拉著我一起，認定昨天下午大宗商品市場那個價格——原油三十七，銅兩千九——是『無效』的。他們想聯合宣布市場中斷，把所有相關的結算都凍結起來，無限期地拖下去，等所謂的『市場恢復正常』之後再談。」
「我拒絕了。」
保爾森的語氣裡帶上了一絲硬氣，也帶上了一點不易察覺的、想讓陸澤知道自己「做了正確的事」的意味。
「我告訴他們，美國的銀行選擇認帳。高盛、摩根史坦利，昨天下午已經簽了協議。我告訴他們，在美國，你簽了字，輸了牌，就得付錢。這是我們這套體系兩百年的立身之本。」
「但是，Lance，」
保爾森話鋒一轉，語氣變得鄭重起來，「我看他們那個架勢，被我拒絕之後，不會善罷甘休。他們那邊的銀行，欠你的錢也不是個小數目——德意志、巴克萊、蘇格蘭皇家、瑞銀、法國巴黎。這幾家湊起來，是個天文數字。而且他們大部分已經被政府接管或者半接管了，用的是納稅人的錢。讓他們承認這筆賠付，幾乎等於政治自殺。」
「所以我估計，他們接下來，會想些別的『辦法』，來賴掉你這筆帳。」保爾森說，「你在歐洲那邊，最好早做準備。」
陸澤靠在床頭，聽完了保爾森的這番「通報」，他一點都不意外，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焦慮，也沒有對「天文數字」的債權流露出任何擔憂。
他只是在保爾森說完之後，安靜了兩秒，然後用一種隨意的像是在談論一件天經地義的常識的語氣，問了一句。
「謝謝您的提醒，部長先生。」
「我只想確認一件事。」
陸澤的聲音很輕，卻讓電話那頭的保爾森瞬間繃緊了。
「合眾國，會保護每一筆在它的法律框架下簽訂的、合法的交易。」
「對嗎？」
電話那頭，是一陣短暫的沉默。
保爾森當然聽懂了這句話。
這個年輕人，一個字都沒有提「請幫我對付歐洲」，一個字都沒有提「保護我的錢」。他把調子說得比誰都高——他問的不是「你會不會保護我陸澤的私人利益」，他問的是「合眾國會不會保護契約精神本身」。
他把自己在歐洲那幾十億、上百億的私人債權，輕描淡寫地，和整個建立在紐約、以美元和美國法律為基石的全球金融契約體系，捆在了一起。
歐洲想賴掉的，不是陸澤的錢。歐洲想挑戰的，是ISDA主協議的神聖性，是「在美國簽的字必須算數」這條華爾街賴以維繫了兩百年的鐵律。如果歐洲能賴掉這筆帳，那被釜底抽薪的，就不是陸澤一個人，而是整個美元金融霸權的信用根基。
而這句反問也逼著保爾森，在這個剛剛因為那封信而對陸澤感激涕零、虧欠萬分的早晨，親口給出一個承諾。
保爾森幾乎沒有拒絕的餘地，他也不準備拒絕。
「……當然。」
電話那頭，保爾森的聲音沉了下來。
「只要它是合法的，只要它是在我們的法律框架下簽訂的——合眾國會保護每一筆交易。這是華爾街兩百年的立身之本。」
「這也是我的職責。」
「那就好。」陸澤的嘴角，幾不可察地向上動了一下，「我相信部長先生。」
「那麼，去忙您的國會吧。時間不多了。至於歐洲那邊，不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