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點二十五分，陸澤的車停在了麻薩諸塞大道上，中方選的地點是宇宙俱樂部。
宇宙俱樂部坐落在一棟二十世紀初的博扎爾式豪宅里，米黃色的石砌外牆，拱形的高窗，門口沒有任何招牌。
這裡是華盛頓最老派的私人俱樂部之一，會員名冊上掛著幾十位諾貝爾獎得主、普立茲獎得主。
它不屬於那種掛著水晶吊燈、讓新貴們炫耀財富的地方。恰恰相反，這裡的一切都透著一種刻意的、陳舊的低調——磨得發亮的木地板，牆上掛著些年代久遠的油畫，空氣里有舊書和壁爐柴火混在一起的味道。
這是個透著「智性」的會所，顯然也是個有意的選擇。
使館那邊的人已經在門廳迎候，是一位姓林的四十歲上下、神情沉穩的金融參贊。
他用英文和陸澤寒暄了兩句，便領著他穿過幾條鋪著暗紅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二樓一間預訂好的私人餐室。
餐室不大，一張可以坐下六七個人的圓桌，窗簾拉著，只開了幾盞暖黃色的壁燈。桌上已經擺好了茶具，一瓶沒有開封的葡萄酒放在一旁的邊几上。
周行長和財政部長已經到了。
兩個人都穿著深色的西裝，沒有打那種過分正式的領帶。看見陸澤進來，兩人站起身。
"沃克先生，感謝您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趕來。"
財政部長先伸出手，用的是流利但帶著明顯口音的英文。他年紀稍長，卻並沒有某些高官刻意端著的官威，而帶著一種溫和而內斂的安靜。
"我的榮幸，部長先生。"
周行長也和他握了手。這位央行行長比電視上看到的要瘦一點，眼神很清亮，透著一股學者氣。他的英文明顯更地道——那是常年在國際場合、在美國的大學訪學時練就的。
"我們一直期待著這次見面。"
周行長微笑著說，"我們可是一直盼著見你。不過我猜你今晚大概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另一間會議室。"
陸澤笑了一下。"經歷了今天這一整天，行長，這裡已經算是相當不錯了。"
幾個人落了座。林參贊坐在靠門的位置，一名年輕的譯員安靜地坐在他旁邊，面前攤著一個筆記本。
服務生進來上了第一道菜，是幾樣清淡的冷盤。談話在最開始的幾分鐘裡，停留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華盛頓這幾天的擁堵，IMF會場裡水泄不通的人群，以及這個秋天異常陰冷的天氣。
財政部長提起，他們是前天夜裡到的，這兩天幾乎沒合過眼。
周行長則提到，他下午剛從一場關於SDR的圓桌出來，聽了兩個小時，沒聽到一句有用的話。
這是一段必要的空白。雙方都在用這幾分鐘，不動聲色地打量著對方，也讓這間屋子的溫度，慢慢調到一個合適的位置。
陸澤配合著這種節奏，偶爾接一兩句，沒有急於把話題引向任何地方。他是被請來的那一個，他很清楚設置議題是主人的事，不是他的事。
直到冷盤撤下、熱菜上來的時候，周行長端起了面前的茶杯。
他沒有喝，只是用拇指摩挲著溫熱的杯壁，看了陸澤一眼。
然後他開口了，用的是中文。
"陸先生，"
周行長的語氣很自然，像是突然意識到這是一件更方便的事，"聽說你中文很好。我們這樣說話，是不是比剛才輕鬆一些?"
這是一個試探，也是一個邀請。
餐室里的空氣,在這一瞬間發生了一點極細微的變化。
英文是正式的、外交的、帶著距離的語言。而當周行長主動切換到中文時，他其實是把這場見面,從一次"美方人士與中方代表的接觸"悄悄挪進了一個更私人、更不留痕跡的空間裡。
陸澤放下了筷子。
"當然。"
他回答得很流利，流利到讓財政部長端著茶杯的手幾不可察地頓了一下。
那是一種真正的、地道的中文,不是那種在海外長大的華裔孩子磕磕絆絆的、帶著翻譯腔的中文。發音、語調、用詞的習慣,都自然得像是從小在國內長大的人。
周行長的眼睛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興味。
他當然做過功課。他知道陸澤是美籍華裔,在紐約長大,父親是早年移民的華人，母親則不是。一個這樣背景的年輕人,中文能流利到可以日常交談並不罕見——家教好的華人家庭都能做到。
但陸澤的中文有點地道，得超出了"家教好"能解釋的範圍。那不太像是一個在英文環境裡長大、靠家裡勉強維持中文的人該有的水平。那是一種把中文當母語在使用的人才有的從容。
不過周行長沒有在這件事上停留。一個人的中文好一點或者差一點,終究不是今晚真正重要的事。
"那就好。"他微笑著把茶杯放下。
"有些話用母語說，總歸更準確一些。"
坐在門邊的譯員在聽到兩人切換成中文之後，悄悄合上了面前的筆記本。他準備了一整晚的那些專業詞彙的譯法，看起來是用不上了。
財政部長也笑了笑，用中文接了一句:"我的英文是在上海的夜校里學的，勉勉強強。能用中文，我也省力。"
氣氛鬆了下來。
這頓飯到這裡才算真正開了場。
陸澤也端起了茶。他知道寒暄的部分已經結束了。
果然,等服務生又上了一道菜、退出去把門帶上之後,周行長先開了口。
"陸先生，我們今天請你，來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想私下裡聽聽你對眼下這場風暴的看法。"
周行長說,"你是過去這大半年裡少數幾個從頭到尾都看對了的人。這一點，比任何頭銜都值錢。"
他頓了一下，用拇指摩挲著茶杯，像是在斟酌從哪裡起手。
"陸先生，我先說句實話。"
他終於開口，語氣平緩，"今年三月，貝爾斯登倒下的時候，我和我們的研究部門做過幾輪討論。當時的判斷，至少我個人的判斷——那更像是一次流動性事件。"
"一家投行的融資鏈斷了，交易對手不再給它續，於是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垮掉。這個過程很清楚，看起來像是信心的問題。我在五月的一個論壇上也講過，這一輪的所謂流動性緊縮，很大程度上是機構之間互相不信任造成的——一邊囤積流動性，一邊又喊缺錢。"
陸澤安靜地聽著，沒有插話。
"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用貨幣手段緩解的問題。"
周行長看著他，"但你不一樣。三月份你做了一個和市場共識完全相反的判斷，而且你賭的不是貝爾斯登會跌，你賭的是它會死。更重要的是，那之後你沒有收手。七月你發那封公開信，點的是商業地產的估值、Level 3資產的透明度、還有短期融資的脆弱性。九月雷曼倒下之前，你又發了一次聲明。"
他把茶杯放下。
"所以我最近在想兩個問題。第一，銀行現在的問題，是不是不止是流動性問題？"
"第二，"
周行長的目光停在陸澤臉上，"你從三月那時候，就看到今天這一步了嗎？"
餐室里安靜了幾秒。
坐在邊上的林參贊沒有抬頭。財政部長也沒有說話，只是端著茶杯，看著陸澤。
陸澤放下了筷子。
他知道這一句話一下子問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上。第一個問題，周行長心裡大概已經有答案了——他只是需要一個不受政治約束的聲音來確認。
而第二個問題，問的根本不是銀行，問的是他這個人。
"行長，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止。"
陸澤說得很乾脆，"現在的問題是資本金。而且是一個靠中央銀行印鈔和拆借根本填不上的窟窿。英國人更早的意識到這一點。"
"至於第二個問題——"
他停了一下。
"我從三月就看到了相當一部分。但我看到的不是誰誰誰會死。我看到的是那個結構。"
"什麼結構？"周行長問。
陸澤往前靠了一點。
"行長，您剛才講的那個判斷，在表層是完全正確的。銀行之間確實在互相不信任，確實在囤積流動性，一邊囤一邊喊缺錢。這個現象，您看得比絕大多數人都准。"
他停頓了一下。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為什麼它們互相不信任？"
周行長沒有回答，只是看著他。
"因為每一家都知道，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有一堆看不清價值的東西。"
陸澤說，"既然自己有，它就必須假設對手也有。而它不知道對手那個窟窿有多大，也不知道那個窟窿是不是已經吃穿了對手的資本。"
"所以互相不信任不是一個信心問題。它是一個非常理性的推斷——大家不借錢給彼此，恰恰因為大家都清楚彼此的資本可能是假的。"
他看著周行長。
"流動性短缺是症狀。資本金不足是病根。問題在於，為什麼大家沒有普遍意識到資本金不足。"
餐室里安靜了一會兒。
周行長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點了兩下。
"你繼續。"
陸澤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下。
"行長，在危機完全爆發，甚至於三個月之前，都有這麼一個判斷，即次貸本身的損失是不大的。"
財政部長抬了抬眉毛。
"至少按規模算，不大。"
陸澤補充道，"幾千億美元的損失，攤到全球金融體系里，理論上是可以消化的。這就是為什麼從二〇〇六年房價見頂、二〇〇七年新世紀金融破產、兩隻貝爾斯登的基金崩掉、巴黎銀行凍結基金——這一連串事情發生之後，伯南克和保爾森還在說'可控'。"
"那時他們不是在撒謊。在他們那個框架里，次貸的規模確實可控。"
"那錯在哪？"周行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