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日早上，不僅僅IMF和IIF的各類主題會議一茬接著一茬，陸澤也在一夜之間收到了不少會見請求。
原因很簡單，昨天陸澤來到華盛頓並且參與了一些會面的情況很快擴散開來，某個華爾街小報甚至特地寫了「值得一提的是，據說Walker先生也來到華盛頓並且參與了部分討論.....」
於是各路人馬紛紛試圖聯繫安排會面，憑空給伊莎貝拉增添了不少工作量。
「第一撥人已經在樓下了。」
伊莎貝拉看了一眼手錶，「阿布達比投資局的固定收益與另類資產負責人。九點整是科威特投資局。十點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團隊會準時到。」
陸澤翻過一頁文件，沒有抬頭：「我記得還有一些養老金和大學捐贈基金？」
「排在十一點以後。」
伊莎貝拉指了指日程表底部的兩欄，「德州教師退休基金的首席投資官，還有耶魯大學捐贈基金負責外部投資的一位董事。他們原本希望安排更長的時間，但我給他們的回覆是：每個人最多四十分鐘。然後還有下午。」
陸澤點了點頭。
這個節奏算得上很緊湊，但完全符合他的預期。
在這個全華爾街都在為流動性窒息的十月，這些手握數千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和超級機構，正處在一種非常尷尬的焦慮之中。
幾個月前，他們聽信了華爾街投行的遊說，以為自己在進行一場世紀大抄底，結果在花旗、美林、瑞銀上被狠狠地割了一輪，帳面浮虧高達幾十億美元。現在的他們，手裡雖然還攥著源源不斷的石油美元或者財政盈餘，但董事會和國內議會的質詢已經讓他們成了驚弓之鳥。
即使都聲稱自己是「長期投資」，但他們也難免會存在一個心思，即把一部分資金託付給這位半年翻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市場傳說，好讓次年的年度財報看起來不那麼像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
陸澤需要嚴肅的管理他們的預期。
八點三十分，兩名穿著深灰色定製西裝的中東人推門走了進來。
帶頭的是ADIA的高級投資總監，一位在倫敦受過嚴格經濟學訓練的牛津畢業生。會談幾乎沒有任何繁文縟節，對方直接切入了核心：ADIA希望在遠日點的下一期全球宏觀與困境債務基金中，拿到至少三到五億美元的基礎份額。
陸澤聽完，給出的答覆乾脆利落。
「份額可以預留。但我們不向任何LP開放投資委員會席位。」
陸澤甚至沒有放下手裡的鉛筆，態度沒什麼商量的餘地。
「我們的投資流程建立在投資團隊能夠獨立、迅速並且保密地作出判斷的基礎之上。外部資本提供者直接參與這個過程，可能改變團隊內部的討論方式，並帶來交易保密與利益衝突方面的風險。因此，我們對所有投資者採取同一原則：資本提供者有權監督其資本所承擔的風險，但不直接參與投資決策。」
那位總監愣了一下，似乎有些不適應這種強硬的拒絕。但在權衡了十幾秒後，他還是點了點頭：「我們會重新評估條款，但原則上，我們依然希望保留認購的意向。」
九點零五分，阿布達比的人離開。
九點十分，科威特人坐了下來。
十點十五分，新加坡GIC的團隊準時出現在了門外。那位昨天表現得有些焦躁的陳先生，此刻坐在陸澤對面，神情已經恢復了一個職業投資官應有的冷靜。
GIC開出的條件比中東人更加苛刻，但同時也更加專業。他們不僅帶來了對遠日點首期基金的認購承諾，還帶來了一份關於亞洲主要市場美元流動性折價的內部研究簡報。
陸澤花了一點時間和陳先生討論了新加坡對亞洲離岸美元市場的判斷。在這場對話中，他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點位預測，只是在幾個關鍵的宏觀指標上給出了自己的權重排序。
十點五十分。
連續送走三撥主權基金後，陸澤靠在沙發上，揉了揉有些發緊的眉心。初級助理進來撤換了冷掉的咖啡，陸澤吩咐他去買一瓶冰的可口可樂。
就在這時，伊莎貝拉快步走了進來，反手將套房的木門拉攏。
她的表情有些古怪，看起來是帶著微小困惑的遲疑。
「怎麼了？」陸澤隨便猜測，「德州的人提前到了？」
「不是德州。」
伊莎貝拉走到桌邊，將手裡那部一直在震動的黑莓手機遞了過去，「剛剛通過一個很特殊的私人渠道轉過來一條消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務主管直接聯繫了我。」
陸澤的動作停了一下。
他略微有點意外的抬起眼睛看著伊莎貝拉：「索羅斯？」
「是的，喬治·索羅斯。」
伊莎貝拉的語氣裡帶著一種掩飾不住的意外，「對方說，索羅斯先生目前人就在華盛頓，他希望能在這個上午，找個安靜的地方和你見一面。喝杯咖啡，或者聊半個小時。」
陸澤的眉梢微微揚了揚。
這確實有點出乎他的意料。
在這個周末的華盛頓，不管是保爾森、歐洲那幫欠債的銀行CEO、還是剛才排著隊進來的主權財富基金，陸澤都能一眼看穿他們背後的訴求——無非是救市的政治博弈、交易頭寸的談判、或者迫切尋求資本避風港的資產配置。
但索羅斯？
陸澤心裡飛快地過了一遍這個老人的現狀。
早在2001年，原先負責操盤的合伙人離開後，索羅斯就已經把那隻曾經呼風喚雨的激進型量子基金，改造成了更加保守的、類似於捐贈基金模式的資產管理機構。
隨後的大幾年裡，他把大部分資產都交給了外部投資經理去打理，自己則把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慈善、政治遊說和他的哲學研究中。
直到2007年，因為嗅到了信貸危機的暴風雨，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才重新回到宏觀決策的一線，進行防禦性操盤。
他既不需要向陸澤索要救援，也不像中東人那樣急著找地方安置幾十億的石油美元。
在這個所有人都忙得腳不沾地的周日早晨，這位曾經擊垮過英格蘭銀行的金融大鱷，突然提出要見他？
陸澤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鍾。十點五十五分。
「我們下午一點的列車回紐約。」
陸澤靠回椅背，神色很快恢復了平靜，「後面還排著淡馬錫和好幾個退休基金和及大學的捐贈基金，」
伊莎貝拉有些遲疑：「這可是喬治·索羅斯。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把其他人的會面協調順延一下，或者——」
「沒必要。」
陸澤擺了擺手，語氣很平穩，也沒有任何輕慢。「他們是帶著具體的商業條款來的，既然約好了時間，就沒有臨時爽約的道理。你回復對方，就說我很尊敬索羅斯先生，但今天上午的日程實在排滿了。如果他在下周或者下個月回到曼哈頓，我很樂意找個合適的時間正式拜訪。」
伊莎貝拉看了他一眼，確認陸澤不是在開玩笑。
「好吧。」她點了點頭，在黑莓上飛快地打字，「我這就禮貌地回絕過去。」
陸澤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桌面上那份耶魯基金的盡職調查問卷上。
毫無疑問，索羅斯是一個值得尊重的行業長輩，也是一本他前世認真研讀過的活教科書。但在現在，因為一個純粹出於「好奇」的私人會面而改動一連串已經安排好的商業會面無疑是不妥當的。
德州教師退休基金的首席投資官準時走進了會議室。那是一場相當嚴謹的機構盡調，對方詳細盤問了遠日點在極值行情下的流動性回撤模型，陸澤調動了前世的風險管理經驗，給出了一套讓對方無可挑剔的應答。
會談進行了三十五分鐘，極其高效。
就在德州的團隊剛剛起身告辭、耶魯的代表還在門外整理材料的間隙，伊莎貝拉再次推門走了進來。
她的臉上有一種比剛才更深的古怪神情。
「對方回復了。」
伊莎貝拉站在桌前，看著陸澤，「回復的很快。」
陸澤挑了挑眉：「索羅斯的辦公室？」
「是他本人。」
伊莎貝拉吸了一口氣，念出了黑莓屏幕上的簡短郵件。
「索羅斯說，他非常理解你的日程緊張。他今天下午有一場關於全球金融危機的閉門專題討論，大約傍晚六點左右結束。」
伊莎貝拉抬起頭，看著陸澤的眼睛：
「他說——『如果你今天下午不急著返回紐約，六點十五分，在海亞當斯酒店頂層的無門牌雪茄室，我請你喝一杯。不需要談任何正式的商業議程，只是聊聊。』」
房間裡安靜了一下，陸澤靠在椅子裡，有些意外地笑了一聲。
「他甚至把自己的日程安排遷就到了最後。」
伊莎貝拉的神色難免有些驚詫，「一個七八十歲、身價幾百億的傳奇，在被禮貌推脫了一次之後，不僅沒有生氣，反而主動把時間推到了下午六點，還用了『如果你還沒走』這種措辭。」
陸澤認真想了一下，卻覺得這倒是符合這位老頭子的風格。
一個極度自負、但同時又在智識上保持著近乎野蠻的求知慾的怪胎。
他從不介意在後輩面前展現出這種近乎低姿態的好奇，因為在他那套龐大的自我認知里，世俗的面子一文不值，搞清楚市場的真相才是一切。
一年多前為了弄明白次貸危機的核心機制，他同樣可以放下身段，主動去約見比自己年輕得多的約翰·保爾森。
現在輪到陸澤了，索羅斯顯然不想放棄這個在近距離觀察這個「在2008年幾乎沒有犯過一次錯誤」的年輕人的機會。
「看來今天下午的火車是趕不上了。」
陸澤搖了搖頭，對方如此給面子，他當然也要遷就一下。
他轉過頭，看著伊莎貝拉：
「把回紐約的列車改簽到今晚九點半，或者訂明天的早班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