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梧桐樹的影子在桌面上輕輕晃動，江若嵐把筆落下，寫了一行字：
「掃黑除惡不是一場運動，是這座城市從一場長達三十年的噩夢中醒過來的過程。有人已經醒了，有人還在裝睡，有人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但天總會亮的。」
她合上筆記本，把它放進抽屜里。
那本筆記本已經寫滿了大半，封面的邊角磨得起了毛邊，和兩年前她剛到義安時那本嶄新的筆記本相比，它身上多了很多痕跡——茶漬、雨漬、手指上的汗漬，還有一些她自己都記不清是在哪個案發現場沾上的泥點子。
但它還在繼續被寫下去，就像這座城市還在繼續往前走。
窗外的梧桐樹葉沙沙作響，有孩子們在放學路上的笑聲傳過來，清脆而響亮。
義安的春天來了。
義安的春天來得遲，走得也快。
四月末的梧桐絮飄了沒幾天，五月的太陽就開始毒辣起來，曬得市局大院的水泥地面泛著一層白晃晃的光。
江若嵐辦公室的空調壞了三天，後勤那邊說零件要等廠家發貨，她也沒催，就開著窗戶吹電扇，風把桌上的文件吹得嘩嘩響，她用鎮紙壓住，繼續批。
手頭的案卷是城北派出所報上來的系列盜竊案，轄區裡有好幾個小區連續被偷了電動車電池，作案手法一致，時間集中在凌晨兩三點，監控拍到的嫌疑人戴著頭盔和口罩，看不清臉。
這類案子在義安不算大案，但涉及的老百姓多，江若嵐專門批了一行字讓陸錚盯緊，說這種侵財類案件破不了會嚴重影響群眾對公安的信任。
她剛把案卷合上，座機就響了。
電話那頭是陸錚，聲音壓得很低：
「江局長，城東派出所剛報上來一個案子。城東老城區那片剛改建的安置房小區——就是沈望山時代留下的那片爛尾樓改建的——有個女租戶被人發現死在出租屋裡。報案的是她男朋友，說昨天下班回來發現門反鎖著，敲了半天沒人應，找房東拿了備用鑰匙開門，看到他女朋友死在客廳地上。老方已經帶人過去了，說是現場有點邪門。」
「怎麼個邪門法？」
陸錚沉默了幾秒，似乎在斟酌措辭，然後說了一句讓江若嵐心裡一沉的話：
「死者被一根繩子吊在客廳的吊扇掛鉤上，但法醫說死因不是縊死，是窒息。脖子上的勒痕是死後才形成的。而且——她的雙手被反綁著，手指縫裡被人塞滿了東西。」
「什麼東西？」
「錢。一百塊的，每根手指縫裡夾一張。十根手指，正好十張，一千塊錢。」
江若嵐把手裡的筆放下了。
在義安辦了兩年多案子，她見過各種離奇的現場——被燒鹼澆爛的臉、被保鮮膜裹住的頭、被鐵桶焊死的屍體，但手指縫裡塞錢這種細節，她還是頭一次遇到。
這已經超出了普通的命案範疇，不是在掩蓋罪證，而是在傳遞某種信息——一種帶有強烈象徵意味的、對死者的羞辱和對所有看到這個現場的人的宣告。
她拿起警帽大步走出辦公室，外面的陽光刺得她眯了一下眼睛。
停車場裡陸錚已經把車發動了，空調開到最大，冷風呼呼地吹，但他額頭上的汗還是沒幹。
江若嵐坐進副駕駛，陸錚一邊打方向盤一邊繼續匯報：
「死者叫蔣小雲，二十六歲，義安本地人，在城東一家房產中介公司當銷售。房子是三個月前租的，安置房小區，住戶大多是原來城東老城區的回遷戶，人員構成比較複雜。
她男朋友叫鄭旭，在義安銀行城東支行當櫃員，和蔣小雲談了大概一年戀愛，兩人本來打算今年十一結婚。他說蔣小雲性格開朗，跟同事鄰居關係都很好，沒有仇人，也沒有經濟糾紛。」
「吊扇掛鉤能承受一個成年人的重量嗎？」
江若嵐問。
「不能。老方說那個吊扇是老式的鐵鉤，打在天花板上的膨脹螺栓里，承重最多十來公斤。死者被吊上去的時候人已經死了，或者至少是昏迷狀態。老方說繩子勒進脖子裡的深度很淺，沒有縊死典型的面部淤血和眼球突出，繩索是繞在脖子上的，兇手把人吊上去不是為了殺人，是為了展示。」
展示。
這個用詞和江若嵐心裡的判斷完全一致。
兇手殺了人之後，把死者綁起來，吊上去，然後往手指縫裡塞錢。他不是在做犯罪現場，他是在布置一個舞台。死者是道具，繩索是裝置，那十張鈔票是台詞。他在對誰說？警察？死者家屬？還是整個社會？
車子穿過城東新修的柏油路，拐進了一片嶄新的安置房小區。
小區的樓都是統一的米黃色外牆，六層高，沒有電梯，樓下種著剛移栽不久的香樟樹苗，樹幹還用木棍撐著。
綠化帶里有幾個老人在乘涼，看到警車開進來，紛紛站起來張望。
案發的樓棟是五號樓，單元門口已經拉起了警戒線，幾個城東派出所的民警守在門口，方所長站在樓道口抽菸，看到江若嵐和陸錚走過來，掐滅了菸頭迎上去。
方所長在這個派出所當了十幾年所長，各種命案見過不少，但這次他臉上的表情比往常更加沉重。
他一邊領著江若嵐上樓一邊說：
「江局長，這案子透著一股不對勁。蔣小雲這女孩我讓人查了一下，背景乾淨得跟白紙一樣——沒有前科，沒有借貸糾紛，沒有感情糾葛，同事鄰居對她評價都很好。
她男朋友說她生活規律，兩點一線，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偶爾跟朋友逛逛街吃吃飯。這種人被人殺了，還被人用這種方式羞辱，要麼是兇手找錯了人，要麼是她無意中觸碰了什麼不該碰的東西。」
「比如？」
方所長沒有回答，只是把出租屋的門推開，示意江若嵐自己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