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秋生的喉結上下滾動了好幾次，像是在咽下某種苦澀的東西。
當他再次開口時，聲音明顯比剛才更低更沉了。
「結婚之後頭兩年，她偶爾還給我打電話，說顧正宏對她好，帶她出去旅遊，給她買衣服買包，日子過得像做夢一樣。
後來電話越來越少，偶爾我打過去，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小。有一次我路過省城，順路去看她，在樓下碰到她，她戴著墨鏡，我說大陰天你戴什麼墨鏡，她說不小心撞到門框了，眼眶青了一塊。
我當時就急了，問她是不是顧正宏打的，她死活不承認，說真的是撞的。我沒有證據，也不好再說什麼，只能讓她有事給我打電話。
她點了點頭，送我上車的時候忽然抓著我的胳膊說了一句——『哥，你放心，我會好好的。』那是她最後一次抓我的胳膊。她的手指很涼，涼得我心裡發慌。
我車開出去好遠了，從後視鏡里看到她站在路邊，穿著一身紅裙子，風把裙擺吹得鼓起來，她一直在揮手。」
江若嵐靜靜地聽著，沒有打斷他。
「後來她就死了。」
何秋生用一種很平的語氣說出這句話，但那平靜底下是積壓了八年的痛苦，像一條被堵死的暗河，表面紋絲不動，底下全是洶湧的水。
他說他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義安的一個物流園裡卸貨，電話是顧正宏的秘書打來的，對方用一種很公式化的語氣通知他，何秋蘭從家中陽台墜樓身亡，警方初步判斷是意外。
他聽到「墜樓」兩個字的時候手裡的貨單掉在地上，被風吹跑了，他在物流園的停車場裡蹲了很久才站起來，兩條腿軟得撐不住身體。
他說他不信——他妹妹從小連站在高一點的地方往下看都不敢，怎麼會自己跳樓？她嫁給顧正宏的時候，顧正宏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要照顧她一輩子。
她戴著墨鏡站在樓下，手指冰涼地抓著他的胳膊，說她會好好的。
她的紅裙子被風吹得鼓起來，在後視鏡里越來越小。
她怎麼可能自己從陽台上跳下去？
他說他第二天就趕到了省城，要求看妹妹的遺體。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拉開冷藏櫃，他伸手摸了一下妹妹冰涼的臉，在眼眶邊緣摸到了一條細細的疤痕。
那條疤痕很細，藏在眉毛尾部下方，不仔細看根本發現不了。
他說這絕對不是妹妹小時候就有的傷疤——她七歲那年磕在院子裡的石磨上，眉毛上縫了四針，傷疤的形狀和位置他記得比自己的生日還清楚。
那條舊疤旁邊，現在又多了一條新傷，顏色還很鮮，沒有完全癒合。
他說他當時指著這條新傷問殯儀館的人這是怎麼來的，人家說不知道，讓他去問法醫。
他又去問法醫，法醫說法醫報告上沒寫這條傷。
他說這不可能，他親眼看到的，就在眉毛尾巴那裡，細細的一條，結著淡粉色的新痂。
法醫還是那句話——報告上沒有。
他說他後來又去找了現場的保潔員，那個保潔員一開始說聽到樓上有爭吵聲，後來正式做筆錄的時候又改口說只聽到墜落聲。
他反覆追問，保潔員最後不耐煩地甩了一句——「你別問了，我就是個掃地的，我什麼都沒看到。」
然後就關了門。
他從省城找到義安，從公安找到信訪，從信訪找到媒體，所有人都給了他同一個答案——證據不足，維持原結論。
「後來我就不找了。」
何秋生低下頭看著自己那雙粗糙變形的手，手銬的金屬邊沿在日光燈下泛著冷光，「我找了八年，什麼答案都沒找到。去年年底省城警方最後一次書面答覆，還是維持原結論。
我拿著那份答覆信回到家，坐在沙發上，看著牆上我妹妹的照片，忽然就想通了——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替我妹妹討公道。
法律不行，警察不行，信訪不行，所有人都不行。那我就自己來吧。」
他把那個夢留在了遺書里，也在最後這次訊問中說了出來。
他說，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妹妹穿著一身紅裙子，站在他床邊，嘴唇一張一合。
他知道她想說什麼。
江若嵐沉默了很久。
會見室里只有排風扇低沉的嗡嗡聲和何秋生輕微的呼吸聲。
她隔著玻璃看著這個四十三歲就已經滿頭白髮的男人，想起了他遺書里那段話——「把我妹妹的骨灰和我的放在一起。」
她說：
「何秋生，你刺殺顧正宏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刑法，法律會給你一個公正的裁決。但你妹妹的案子，我向你保證——我一定查到底。不是為了你，是為了她。
她眉毛尾部那條新傷，她手臂上那塊淤青，她陽台上那把倒下的椅子，這些被刪除、被忽略、被忘記的細節，我一個都不會放過。」
何秋生慢慢抬起頭，隔著玻璃看著她。
他的眼睛紅了，嘴唇動了好幾次，最後只從喉嚨里擠出兩個字：
「謝謝。」
從看守所出來，江若嵐在車裡坐了很久。
她把車窗搖下來一條縫，讓外面的風吹進來。
省城的初夏比義安乾燥得多，風裡有梧桐樹的味道和遠處飄來的汽車尾氣的味道，混在一起，讓人清醒。
她掏出筆記本，在何秋生的名字旁邊寫下幾行字——「眉毛尾部新傷，殯儀館冷藏櫃前親眼所見，法醫報告未記錄。保潔員原始證詞提到爭吵聲，正式筆錄被刪除。
孟慶懷看到淤青，孫建國刪掉記錄。侯振邦打了電話。所有這些被刪除、被忽略、被忘記的細節，構成了一張完整的掩蓋網絡。」
她合上筆記本，發動了汽車。
通訊錄的扉頁上寫著侯振邦的名字和手機號，內頁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各種電話號碼，有的人名後面標註了職務——「省廳某處」、「市局某支隊」、「信訪辦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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