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盒裡還有一張被反覆摺疊的保證書，紙張已經磨得起了毛邊，邊角有幾處被指甲掐出的痕跡，上面用藍色原子筆潦草地寫著幾行字：
「我龔健保證以後再也不動手打白秀娟。如果再犯，我自己去派出所自首。」
落款日期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的某個深夜，簽名旁邊還按了一個紅指印。
字跡歪歪扭扭，好幾個字被塗改過，像是寫的時候手在發抖，不知道是憤怒，還是後悔。
龔健被帶進市局審訊室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他坐在鐵椅子上，兩隻被銬著的手平放在桌上，低著頭，一直沒抬起來。
審訊室的白熾燈管嗡嗡作響，把他花白的鬢角照得格外刺目。
江若嵐坐在他對面，面前放著兩份從龔健家裡搜出的關鍵物證，白秀娟的手機和那張保證書。
她沒有急著開口，只是安靜地等著。
審訊室里只有掛鐘的滴答聲和龔健粗重的呼吸聲，沉默了將近有十分鐘，龔健終於開口了，聲音沙啞而低沉，像是在用砂紙打磨自己的喉嚨。
他承認了自己長期對白秀娟實施家庭暴力的事實。
他說他第一次動手是在白秀娟懷孕六個月的時候，那天他喝了酒回家，嫌白秀娟做的菜太咸，白秀娟頂了一句嘴，他一巴掌扇在她臉上。
白秀娟倒在地上，捂著肚子，眼淚一直流，卻只是無聲地張著嘴，連求救的呼喊都不敢發出來，生怕他的下一巴掌落在她的肚子上。
後來孩子生下來，他的暴力變本加厲，拳打腳踢、拽著頭髮往牆上撞、用菸頭燙她的大腿內側。
白秀娟身上常常青一塊紫一塊，但從來不敢報警。
唯一兩次鄰居聽到動靜報警，都是因為她實在疼得受不了了，喊了救命。
但民警來了之後她又說只是夫妻吵架，因為怕他被抓走之後孩子沒人帶、家就塌了。
他自己也知道她怕什麼，所以他每次打完她之後都會抱著她哭著保證，寫保證書，按手印，賭咒發誓說再也不會動手。
那張保證書就是這麼來的。
白秀娟一直把它收在衣櫃最深處，因為他每次打完她都會重新寫一張，舊的被她疊好收著，新的貼在家裡的冰箱上。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傍晚，白秀娟在店裡清點完庫存回家，忘了在樓下便利店買他指定的啤酒，他揪著她的頭髮把她從客廳拖到臥室，用拳頭打了她十幾下，然後掐著她的脖子往牆上撞。
她掙扎了幾下，癱在地上，頭磕在了茶几角上。
他叫了她好幾聲，她沒有反應，已經沒有了呼吸。
他慌了。
他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叫救護車，而是怎麼處理屍體。
他用家裡的座機給父親龔保田打了電話，龔保田趕到後扇了他好幾個耳光。
父子倆沉默了很久，然後龔保田說你不能進去，你進去這個家就徹底完了。
他讓龔健把白秀娟用棉被裹好塞進後備箱，兩人連夜把車開到棉紡廠老家屬樓那間空置宿舍，在地下室里挖了一個淺坑，把白秀娟埋了進去。
手機被他關了機藏進衣櫃最裡面，玉佛吊墜是白秀娟的母親在她出嫁那天親手給她戴上的，他忘了摘，或者根本沒注意到。
「這兩年，我每天晚上都夢到她。」龔健的聲音在最後一句話上終於破成了碎片。
他低下頭，用手銬撞著鐵桌面，一下，又一下，節奏緩慢而沉重。
「我現在的老婆不知道這件事。她以為我之前離過一次婚。我兒子今年兩歲半，長得像她，眼睛很大，很安靜，從來不哭鬧。我每天抱著他，看著他越長越像她，我怕他長大以後問我，媽媽去哪裡了。江局長，我知道我說什麼都沒用了。你們找到了她，她在那個地下室躺了兩年多，我每天都在想她一個人在地下室里冷不冷。她最怕冷，以前冬天開服裝店，鋪子裡沒有暖氣，她手上全是凍瘡，我那時候還心疼她。後來我怎麼就變成了那樣的人。」
江若嵐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她靜靜地看著眼前這個男人的懺悔，清楚地知道家暴者的懺悔模式，施暴、道歉、保證、再施暴。
那張被磨得起了毛邊的保證書，白秀娟曾經把它收在衣櫃最深處，貼著結婚證放在一起。她到死都沒有把它扔掉。
江若嵐在警情通報里寫了一段話，陸錚後來在新聞發布會上逐字念了出來：
「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白秀娟用她的生命為這句話做了最沉重的註腳。我們對她的遇害表示深切哀悼，同時也想借這個機會呼籲所有正在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要等到被打斷肋骨才打第一個報警電話，不要等到躺在病床上才相信對方不會改。如果你身邊有鄰居在深夜傳來異常的動靜，請不要只是關緊自己的門窗。那一聲被壓住的呼救，可能是某個人最後的求生信號。」
白秀娟的追悼會在城東殯儀館舉行。
她的父母從外地趕來，兩位老人都已滿頭白髮，相互攙扶著站在靈堂門口，手裡攥著一張女兒生前的照片。
照片上的白秀娟和她兩年前貼在失蹤人員登記表上的那張幾乎一模一樣，白色襯衫，低馬尾，嘴角帶著一絲安靜而克制的微笑。
靈堂里擺著一排花圈，最前面那個是江若嵐讓陸錚以市局名義送去的，輓聯上寫著：「以白秀娟之名，願世間再無沉默的受害者。」
白秀娟的母親站在靈堂門口，對著女兒的遺照看了很久，沒有哭出聲，只是用手帕反覆擦拭相框玻璃上並不存在的灰塵。
她的老伴站在她身後，一隻手扶著她的肩膀，另一隻手攥著那枚從地下室棉被夾層里找到的玉佛吊墜。
紅繩已經換過了，新的紅繩鮮紅如血，玉佛被擦得鋥亮，貼在老人粗糙的掌心裡，溫溫熱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