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3年普魯士內務部主導的柏林警察體制下，政治警察（亦稱秘密警察）的觸角，遠比常人想像的更為龐大。
他們不僅負責日夜監控政治異見者、社-會-主-義運動，以及層出不窮的罷工活動，還承擔著反間諜，以及國家安全方面的隱秘職能。直到一戰前期，政治警察的相關職能，才逐漸被專門的軍事情報和安全機構接管。
當下的1903年，德國外交部與政治警察部門的合作，主要體現在情報共享、人員監控以及跨國政治鎮壓等方面。由於國內社會矛盾加劇，外加國際關係日益緊張，促使外交機構與國內警察系統加強了針對「國家敵人」的聯合行動。
具體合作內容主要包括，針對流亡政治異見者的跨國監控、護照與邊境管控的協調、應對國際會議與跨國犯罪，以及鎮壓國內激進運動的外交維度等方面。
早在數十年前，集內相（內政大臣）與外相（外交大臣）權利於一身的普魯士及帝國宰相俾斯麥，就已經指示外交部與內政部（政治警察部門）實現情報互通與檔案共享，雙方為此建立了常規的情報交換機制。
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負責收集國內的政治動向、罷-工計劃及激進組織活動，並將可能威脅帝國安全，或外交利益的信息上報或通報外交部。外交部則將涉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外國對德政策中的敵對因素等情報與警方共享，以完善國內的政治警察檔案。
每當柏林、漢堡、德勒斯登等大中城市，發生大規模罷-工或政治危機時，外交部會關注是否有「外國勢力」或「國際組織」在背後煽動。
內政部的政治警察則會向外交部提供調查報告，幫助外交部在外交辭令或對外宣傳中，將國內社會問題歸咎於外部干涉或跨國陰謀，從而為國內的嚴厲鎮壓提供合法性依據。
……
等到大約七八分鐘過後，「紅堡」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們正式接管了對那名疑似間諜乞丐的全面監控。其後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的滑入到國家暴力機器的齒輪中，與伯爵，與瓦爾特，已經沒有多大的關係了。
馮·埃伯施泰因伯爵意興闌珊地靠在柔軟的座椅上，目光透過車窗玻璃，望著那個坐在輪椅上，處於秘密警察嚴密監視下的假冒乞丐。
不一會兒，他抬起戴著白手套的手，輕輕敲了敲車廂內壁，示意臨時充當車夫的政治警察可以啟程返回伯爵府了。
回程路上，伯爵望著窗外倒退的街景，腦海中仍在回想著之前發生的情景。
他忽然轉過頭，對著瓦爾特隨口問道：「我很好奇，之前的一路下來，與莉澤有過短暫接觸的人，有七八個商販，以及五六個路人，偏偏你第一眼就認定那個乞丐有重大嫌疑？」
瓦爾特笑了笑：「沒什麼，也許就是醫生的直覺吧。首先是他的手，乞丐伸手討錢時，指節靈活，怎麼看就不像一個長期營養不良的殘疾人。當我靠近他的時候，發現乞丐的面色紅潤，居然比大多數壯年人都好。嘿嘿，一個肢體健全的健康人扮成一個坐輪椅的殘廢人，總不是為了好玩吧。哪怕扮乞丐掙錢，也要對施捨者演好這場戲，不虧欠那份善意。」
雖說前世的自己只是一名法醫，並不擅長抓間諜，但在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加之各種諜戰影視劇反覆洗腦，讓他對於偽裝者有了天然的敏感性。
那些關於微表情、肢體語言、視線落點以及反常舉止的知識點，早已刻入骨髓，差不多屬於重生之後，與生俱來的某種特異功能了。
對於瓦爾特的這番說辭，伯爵深以為然。他看了瓦爾特一眼，眼中閃過一絲讚賞，笑道：「在我看來，你已經不太適合做醫生，還不如做一名全職偵探或是情報官。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在外交部情報處，為你留一個職務。
此時的德意志外交部，屬帝國各部門中最為顯赫的權力中樞之一。它位於柏林市中心的威廉大街76號，距離亞歷山大廣場的柏林市政廳及警察局不過1.5公里。兩地都設有有軌電車的專門站點，大批的出租馬車更是招手即停，哪怕是步行也不過20分鐘，交通極為便利。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的德意志外交部與帝國首相府僅為一牆之隔。從俾斯麥時期開始，首相都是兼任普魯士及德意志帝國的外交部長。
不僅如此，普魯士的內政部，也就是柏林警察局的直管上級，同樣位於威廉大街72號與73號。從72號的內政部，到76號的外交部，77號的首相府，這條並不寬闊的威廉大街，幾乎將普魯士乃至整個帝國的內政、外交與最高行政權力全部囊括其中。
瓦爾特往椅背上一靠，視線依舊落在車窗外的街景上，任憑馮·埃伯施泰因伯爵的招攬在耳邊響起。他明白，柏林權力場下的各種暗流，比起夏洛特醫院那方安靜的診室，不知要兇險多少倍。但另一方面，權力也意味著更大的機會，畢竟風浪越大，魚越貴。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瓦爾特更樂意去普魯士總參謀部下屬的兩個情報機構之一：陸軍情報部（IIIb科）或海軍情報部（「N」部）。
他可以想像那樣的好日子：每天清晨穿過菩提樹下大街，進入人來人往的總參大樓，快速走過門廳里瀰漫的牛皮紙和雪茄菸混合的氣味。
他的辦公室大約會是在二樓走廊的盡頭，窗戶外頭是修剪整齊的庭院，冬天壁爐里燒著上好的褐煤，夏天百葉窗半闔著擋住午後過於強烈的日照。
這個時期的柏林，即便是最熱的七八月份，能升到30度的天氣根本沒幾個，更不會出現一百多年後，那種令人窒息的炙熱高溫。
他只需坐在那張寬大的紅木寫字檯後面，翻閱駐外武官發來的加密報告，把零散的鐵路運力數字或炮兵團駐地標記，謄進一本厚厚的活頁夾，偶爾用拿鉛筆的左手，完成一份工作總結。
至於右手，根本就派不上用場。在總參的一干技術官僚中，誰也犯不著為尉級軍官的那隻廢手，多看上一眼。
即便十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陰雲鋪滿了全歐洲，英國人、法國人或俄國人的炮彈，也不可能落到柏林，落到自己的頭頂。
大不了等到1918年秋天，德意志帝國那面黑鷹旗從旗杆上降下來的前夜，他就收拾好攢下的幾大摞尚未嚴重貶值的帝國馬克，搭上南下的火車，在慕尼黑的羅森海默大街，收購一家名叫「皇家啤酒屋」的咖啡館，專門等待一位奧地利美術生，哦不，是一名巴伐利亞退役老兵的到來。
當然，另外一家「貝格勃勞凱勒啤酒屋」也是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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