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飯後，車輛向著珠峰大本營所在的DR縣緩緩前行。沿途青稞連綿鋪展，尚未收割，清風拂過，層層麥浪翻湧，化作一片金色海洋。秋日藏地原野空曠遼遠，草木染上淺淡棕黃，天空清朗澄澈，滿目皆是治癒人心的景致。沿途藏家外牆整齊貼著風乾的氂牛糞餅，錯落點綴在藍天白雲之下，成為高原獨有的質樸風景。
車子一路平穩向前，望著窗外不斷向後退去的高原原野，之前懸在心底關於人性善惡的疑問再次浮現，我側過頭向吳老師開口問道：「吳老師，前面你談了人性，還沒告訴我人性是否有善惡。」
「其實已經告訴你了，人性非善非惡。食、色，性也，也就是說生存和發展是人的本能，本能本身並不具有善惡屬性；人性之中的種種好惡，都是為了更好生存、更好發展而衍生出來的。富貴有利於生存發展，貧賤會阻礙生存發展，所以喜愛富貴、厭惡貧賤，是人之常情，本身無關善惡。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是自然界的客觀法則，屬於自然之道的外在體現。說得再直白一點，天地萬物本無所謂善惡，人類社會在演進過程當中，為了避免群體陷入無序混亂，需要一套標準對行為進行評判、揚棄、獎懲，用來引導教化世人，『善』與『惡』便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價值概念，並不是世間先天自帶的實體。
嬰兒懵懂無知，哪裡懂得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人長大以後會做出為善或者為惡的選擇，正是孔子所說『性相近，習相遠』，是後天環境、際遇、薰陶帶來的結果，並非與生俱來。我們可以說人性有向善、向惡的可能性，但不能直接定義人性本善，或是人性本惡。」
我繼續追問：「那在孔子的認知當中，人性是否存在善惡之分？」
「孔子『性相近，習相遠』，還有『好富貴而惡貧賤』的論述，只是客觀陳述人的本然狀態，並沒有貼上善惡標籤。基於這一點，我更傾向認為孔子所持的立場，同樣是人性非善非惡。
正因為『性相近』，所有人本能好惡相差不大，所以孔子才講：『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同時倡導『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處世準則。
而『習相遠』，說明後天的學習、習慣、交友、所處環境，會拉開人與人之間巨大差距。所以孔子反覆提倡『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區分益者三友與損者三友，告誡『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又說『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既然人性先天不分善惡，就需要依靠仁愛教化、禮法規範，引導人的言行，推動世人去惡向善。」
「既然善惡屬於人為構建的價值體系，那評判事物善惡的標準是什麼？」
「這個問題困擾古往今來無數哲人，我們不妨借天地自然來做一番思考。」吳老師微微一笑，「太陽本身沒有善惡，早在人類誕生之前，它便恆久運轉；就算未來人類不復存在，它依舊會散發自己的光與熱。寒冬時節，我們沐浴暖陽，會覺得太陽溫暖可親；盛夏酷暑，烈日當頭，又會覺得驕陽灼熱難耐。遇上久旱大災，大地乾裂，莊稼枯萎、牲畜渴死，百姓飽受苦難，我們就會覺得太陽很惡毒，會生出憎恨的情緒。
單純就太陽本身而言，我們該怎樣判定它是善還是惡？這就要懂得舍小而取大。從整體來看，絕大多數生命的存續都離不開太陽，因此我們視之為善。由此可以引申出一條思路：評判善惡，不能僅僅盯著行為表象，更要看它是否有益於社會、有益於絕大多數民眾，是否合乎道義。
堯、舜廣施仁德，百姓安居樂業，受益者眾多，後世將其統治視為善政；桀、紂統治殘暴，生靈塗炭，無數百姓深陷苦難，後世將其統治視為惡政。再拿殺人這件事舉例：殘害無辜百姓，違背道義、破壞社會秩序，不被國家、社會和大多數人需要和認可，就屬於惡行；抵禦外敵入侵，守護家國百姓，是符合國家、社會和大多數人利益的，便是大義之舉。法律當中的緊急避險原則，符合大多數人利益，背後也是權衡取捨的思維，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正如孟子所言『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所以評價善惡不能只看一時一地，必須站在全局、長遠、道義的角度綜合考量。《了凡四訓》記載的子貢贖人、子路救溺水者的典故，很能說明這個道理。魯國法令：魯國人在諸侯國贖回被擄為奴僕的同胞，可以到國庫領取賞金。子貢贖回同胞，卻拒絕接受賞金。世俗之人都稱讚他品行高潔，孔子卻對此不以為然：『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己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反觀子路救起落水之人，對方送給他一頭牛作為答謝，子路坦然收下。孔子十分欣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普通人只看見眼前表象，覺得子貢不受錢財更好，子路收下饋贈不妥，孔子卻看到了行為帶來的長遠社會影響。所以論善：不論現行而論流弊；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當下舉動看著是善，如果長遠會帶來傷害，便是似善而非真善；當下舉動看似不夠完美，長遠能夠惠及大眾，便是真正的善。
蘇格拉底也講過一句話引人深思：無知的人是沒有資格行善的。缺少智慧辨別，僅憑一腔好心，常常會好心辦壞事。善良最大的敵人，並不全然是狡詐作惡之人，也包括那些缺少思辨、盲目行善的好人。」
聽完這番剖析，我接著提出疑問：「照這樣看，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是不是都帶有一定的片面性？」
「確實如此。孟子與荀子，各自抓住人性當中一部分現象展開論述，不免偏執一端。孟子提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的四端學說，把這一切當作人天生自帶的道德萌芽。我們不妨觀察高原上常見的牧羊犬：狼群來襲，幾條牧羊犬捨命護羊群，看上去如同『仁』；遇敵之時並肩戰鬥而不退，近似於『義』；進食之時互相不爭搶，仿佛是『禮』；能分辨羊與狼，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好像就是『智』。動物同樣可以展現出這類行為，但並不能說牧羊犬也有『四善端』。因此孟子的性善論，更多屬於理想層面的推演。
再看荀子《性惡篇》，他認為人天生喜好聲色滋味、安逸享樂，如果任由欲望肆意發展，便會引發爭奪混亂。他把人追求生存舒適的自然本能直接歸為『惡』，這個立足點同樣有偏頗。不過荀子思想當中有十分可貴的部分：他主張依靠禮法教化約束疏導欲望，引導社會走向良善，這一點更加貼合現實社會。」
「民間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現實之中，會看見好人坎坷、惡人得志的情況，如果善惡報應不是立刻兌現，那堅持行善的意義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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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長遠來看，善終歸有善報，惡終歸有惡報，但並不是簡單一對一即時兌現的關係。有些行為表面為善，長遠卻會帶來弊端；有些舉動當下看似冷酷，長久卻能夠造福大眾。世俗眼中看到的善惡，未必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善惡，拿個體一時境遇去衡量善惡報應，本身就不夠客觀。
不可否認現實里存在忘恩負義，甚至極個別恩將仇報的現象，也會短暫出現惡人風光、善人困頓的情況。但這不應當成為放棄行善的理由。世間運行是動態平衡的過程，我們應當去追求概率更高、更加確定的選擇。《禮記》有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長久堅持行善，就算得不到回報，大多也不會招致怨恨，恩將仇報終究只是極少數。真正的行善，並非為了求回報，而是修養自身德行，求得內心安寧。曾子說：『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平安無禍，本身就是一種回報。
反過來講，多行不義，很難一直不受反噬。回望歷史，那些暴虐無道、殘害百姓的人物，能夠安穩善終的寥寥無幾。以秦檜為例，在世之時身居高位，享盡榮華，可千古流傳的惡名，就是跨越時代的報應。後世百姓鑄像讓他長跪岳墳，『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流傳至今；清代狀元秦大士途經岳廟，寫下『人自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便是歷史留給後人的鏡鑒。看待因果善惡，應當立足整體與長遠，不能被個別現象遮蔽雙眼。」
一路在高原山野之間前行，我心中又生出新的疑惑，繼續向吳老師請教：「吳老師，能看出你格外推崇儒家，對後世諸多學派卻多有審慎辨析。這是個人喜好使然，還是多年研學沉澱後的判斷？」
吳老師神色淡然，緩緩說道：「我並不是籠統偏愛整個後世儒家，而是尊崇孔子原本的大道。這不是主觀喜好，也不只是書本之上的研讀結論，而是行走雪域高原，觀天地運行之後形成的體悟。從前我也和很多人一樣，覺得佛、道的義理玄遠奧妙，可經過反覆思辨之後才明白：孔子之道貼近人世現實，契合社會運行的常理，很適合絕大多數人修身處世，也適合家國治理。道理聽上去樸素平實，卻經得起歲月檢驗。」
我順勢追問下去：「既然孔子之道中正完備，那麼後世儒學，又在哪些地方出現了偏移？」
「我們不妨打一個比方，如果把孔子原始思想比作巍峨的珠峰，後世一代代的解讀、發揮，就好像在不斷降低珠峰高度，部分闡釋慢慢遠離夫子本意，甚至背道而馳。對待先賢經典，重在躬身踐行、守正傳承，最怕後人主觀發揮、隨意附會，時間久了，原始本義就會被層層曲解。
諸多儒學偏頗，皆源於後世解讀的偏差。朱熹判定《大學》為曾參所作，將其中一章定為孔子真傳，實則無形中矮化了孔子的格局境界。孔子是聖之時者，通達權變、無可無不可，治學無固定範式，行事無刻板規矩，順勢而為、因時制宜，從未設定條條框框的進階準則，更未曾提出『格物致知』之說。
倘若治學必先格盡萬物、方能求知明理，世間萬物浩如煙海，窮其一生亦難盡格，孔子何以成就貫通古今的淵博學識？若『知至而後意誠』，世間學識淵博卻心性不純、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何以自圓其說？若『身修而後家齊』，周公德行圓滿、修身至善，其弟管叔、蔡叔依舊作亂犯上，家國紛爭從未斷絕。若『家齊而後國治』，古往今來，多少濟世名臣工於謀國、疏於齊家，治國與顧家往往難以兩全。由此觀之，《大學》一書，大概率是後世缺乏治世閱歷、空談義理之人閉門推演之作，並非孔門正統真傳。
再觀《中庸》，開篇直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偏離了孔子罕言性與天道的治學準則。後世將中庸曲解為情緒未發為中、發而中節為和，強行將大道與心性綁定，自此開啟理學心性空談的源頭。
孔門之後，儒學一分為二，孟子承性善之論，荀子啟性惡之辨，兩大分支自此分流，走向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孟子心性之學長期沉寂，直至唐代韓愈重新發掘推崇，其性善論、盡心知性之說，成為後世宋明理學的核心基石，地位驟然拔高。傳至王陽明心學，更是徹底偏離孔學本源——孔子之學是外修德行、內守本心的開放濟世之學，而後世心學徹底轉向內求自悟，封閉僵化、脫離世事，早已不能等同於原始儒學。
荀子承認人天生有欲望，欲望不加節制就會引發紛爭，因此需要禮義教化、法度約束，這套理論立足現實，具備很強的實踐性。只可惜他的弟子韓非、李斯走向極端，重嚴刑功利而輕仁德教化，把禮法並舉變成單純依賴嚴刑峻法，結果導致秦朝速亡。」
「那我們應當怎樣客觀看待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
「評判一種學說，主要看它是否貼合現實，能不能給社會帶來正向價值。孟子建立四端之說，把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視為人性善的先天萌芽，提倡反求諸己、擴充本心。這套理論的局限在於偏向內求，容易走向務虛。
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孟子思想的重要價值。『民貴君輕』『得民心者得天下』『有恆產者有恆心』的論斷，對後世民本思想影響深遠；『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勸誡，『浩然之氣』『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氣節，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仁政王道的構想，也為古代治理提供了寶貴參考。
「荀子學說紮根社會現實，主張隆禮重法、禮主法輔、化性起偽，以禮教化，以法約束，禮法相輔相成，這套治理思路在古代具備很高實踐價值。漢代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形成外儒內法、禮法兼容的治理模式，就是對荀子思想合理部分的繼承，也成為後世長期沿用的治世思路。只是一旦走向極端，拋棄教化、唯重刑罰，就會走向弊端。」
車子一路向西，行至LZ縣318國道五千公里紀念碑，停車休整。我下車買了瓶裝氧氣和一些零食。短暫休息完畢，重新登車，繼續聽吳老師梳理儒學演變的脈絡。
「孔子原始儒學，為什麼會一步步發展出宋明理學？」
「孔門後世，孟子一路偏向心性內省，荀子一路偏向經世外用。董仲舒吸收荀學思想，倡導大一統，儒學自此登上正統地位。魏晉之後佛道盛行，傳統儒學困於章句訓詁，影響力有所衰退。
為應對佛道心性學說帶來的衝擊，唐代韓愈提出道統譜系，抬高孟子地位，為理學埋下伏筆。到了宋代，孟子被納入科舉，朱熹編定四書體系，孟子正式被尊為亞聖。二程、朱熹以孟子心性論為根基，又吸收不少佛道的思辨方式，構建程朱理學；之後陸九淵、王陽明另闢蹊徑，發展陸王心學，宋明理學兩大流派就此成型。有意思的是，宋明廟堂之上推崇理學心性義理，地方郡縣實際治理，卻一直在沿用源自荀子的禮法務實思路。」
暮色漸漸籠罩高原，車輛繼續向著珠峰方向盤旋，我們需要在天黑之前趕到珠峰小鎮，為第二天清晨前往大本營、等候珠峰日出做好準備。趁著路途尚遠，我繼續提出疑問：「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同屬宋明理學，二者最核心的區別在哪裡？」
「二者源頭相近，都講求存天理、克制過度私慾，但對於天理是什麼、如何修行，路徑完全不同。
程朱理學主張『性即理』，認為天理存在於外部天地萬物之中，修行需要格物窮理，由外到內不斷積累學識，涵養敬畏，慢慢體悟天理。
陸王心學主張『心即理』，認為天理就在人的本心之內，良知人人本自具足，不需要向外苦苦追尋，修行重在致良知，在內心自省、事上磨鍊，由內向外彰顯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