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統治近三百年，總共傳了二十位皇帝，到唐昭宣帝時被朱溫所滅，隨後朱溫建立梁國。
公元763年，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落下帷幕，這場席捲整個北方的叛亂，動搖了大唐王朝的根基，「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開元盛世不復存在。此後的一百四十四年間，唐朝在崩塌的廢墟上，一次次嘗試重建秩序、重振國勢，先後出現三次中興局面，卻又一次次在新的矛盾中滑落，最終在藩鎮、宦官、黨爭與農民起義的多重打擊下徹底滅亡。
安史之亂結束後，擺在唐代宗李豫面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破碎江山，曾經繁華的河南、河北地區「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大量村莊毀於戰火，數百萬百姓死於戰亂、饑荒與瘟疫，全國在籍人口從八千多萬銳減到不足一千七百萬。
而且為了平息叛亂，唐朝廣泛設立節度使，同時對安史叛軍的降將採取妥協招撫政策，將李寶臣、田承嗣、李懷仙等叛將分別任命為成德、魏博、盧龍三鎮的節度使。這些節度使手握轄區內的軍政財大權，職位父子相承，賦稅不上交中央，名義上還是大唐的屬臣，實際是獨立的地方割據政權，「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中央集權體系瓦解，朝廷失去了對全國的掌控力。
在經濟上，大量百姓為了躲避戰火，向相對安定的南方遷徙，經濟重心出現明顯的南移趨勢，而且土地兼併問題在戰亂後愈發嚴重，均田制走向崩潰，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租庸調製無法推行下去，曾經支撐整個帝國運轉的北方經濟體系，已殘破到無法自給的地步，都城的供給完全依靠南方轉運，中央朝廷的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江南八道的賦稅供給，一旦運河漕運被藩鎮阻斷，中央朝廷會立刻出現糧食短缺。
對當時的朝廷來說，來自外部的軍事壓力最為致命，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朝將河西、隴右的邊軍大量內調平叛，西部的邊防要塞空虛，吐蕃趁機東侵，數年時間就占領整個河西、隴右地區，廣德元年，吐蕃大軍深入關中，攻破長安城，唐代宗被迫出逃陝州，吐蕃人在長安擁立偽政權，縱兵劫掠焚燒，這座當時世界第一的都城，又一次遭到戰火的洗劫。雖然唐朝很快就收復長安，但西部邊境的危機一直持續數十年，吐蕃軍隊多次兵臨關中，一度攻到長安郊外的鳳翔、武功一帶，唐朝的西部邊防始終存在巨大的威脅。
公元779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後，立刻推行一系列改革，首先廢除租庸調製，推行兩稅法，按照財產和田畝的多少徵收賦稅，這種新的稅收制度擴大了徵稅範圍，極大增加了中央朝廷的財政收入，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積累一定財富後，唐德宗正式啟動削藩行動，平定成德、魏博、淄青等藩鎮的叛亂，讓中央朝廷的權威得到很大恢復。
建中四年，前往襄城平叛的涇原五千士兵途經長安，因不滿朝廷的賞賜發動兵變，亂兵攻入長安，德宗出逃奉天，隨後又逃往梁州，史稱「涇原兵變」。這場叛亂讓德宗的執政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強硬削藩轉為對藩鎮姑息妥協，削藩事業半途而廢，同時開始寵幸宦官，將禁軍神策軍的指揮權交到宦官手中，為後面的宦官專權埋下伏筆。
直到「小太宗」唐憲宗李純即位，唐朝才迎來安史之亂後的第一個中興高峰，唐憲宗即位後立刻整頓朝政，重用李絳、裴度等賢才，利用德宗朝積累下來的財政儲備，發起大規模削藩戰爭，先後討平割據西川的劉辟、鎮海的李錡，隨後又平定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的叛亂，極大震懾了全國的藩鎮，成德、平盧等藩鎮相繼歸順，河朔三鎮也交出行政、財政大權，唐朝第一次實現了安史之亂後全國形式上的統一，史稱「元和中興」。這段時期朝廷的政治相對清明，財政狀況明顯好轉，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大唐王朝有重回盛世的跡象。
但憲宗的削藩只是暫時壓制了藩鎮的勢力，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割據的問題。同時憲宗在取得一定的功績後開始膨脹，寵信奸臣，沉迷方術，服食丹藥，最終被宦官陳弘志等人殺害。他死後，河朔三鎮再度叛亂，脫離中央的控制，剛剛恢復的統一局面再度瓦解，而繼位的唐穆宗、唐敬宗能力有限，朝政日益腐敗，唐朝又回到元和之前的藩鎮割據狀態。
唐武宗李炎即位後，唐朝迎來了第二次中興，也就是「會昌中興」：唐武宗任用性格強硬、辦事果決的李德裕擔任宰相，大力整頓朝綱，削弱日益龐大的宦官勢力，提升了相權；對外出兵擊敗回鶻烏介可汗，安定北部邊境；對內平定昭義節度使劉稹的叛亂，再度向藩鎮展示中央朝廷的軍事力量。同時武宗發起「會昌滅佛」，拆毀全國數萬所佛寺，沒收大量寺院的土地，將數十萬僧尼編入戶籍，成為向國家納稅的編戶，解決了當時寺院過度膨脹、大量人口逃避賦稅的問題，極大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國力得到明顯恢復，朝廷的控制力大幅提升。
唐武宗在位僅六年，就因為服食大量丹藥中毒身亡，他的叔叔唐宣宗李忱被宦官擁立即位，唐宣宗即位後罷免李德裕，結束持續數十年的牛李黨爭，進一步抑制了宦官勢力，勤儉治國，體貼百姓，減少賦稅，選拔賢能的官員。唐宣宗在位期間，抓住吐蕃內亂的機會，支持沙州豪強張議潮發動起義，一舉收復安史之亂後被吐蕃占領近百年的隴右十一州，「克復河湟，拓疆三千里外。告成宗廟，雪恥二百年間」，把西部邊境推進到河西走廊一帶，這段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時期，被後世稱為「大中之治」。
但三次中興，都只是帝國在局部層面的修補，安史之亂後積累下來的制度性頑疾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土地兼併這些主要矛盾，沒有徹底的根治，這三次中興像是一個垂暮老人三次短暫的迴光返照，體內的沉疴依然沒有真正治癒。等到唐宣宗大中十三年，這位大唐最後一位明君因服食丹藥中毒去世，大唐王朝迅速走向滅亡。
唐宣宗去世後，即位的唐懿宗、唐僖宗沉迷享樂，大肆鋪張浪費，朝政日益腐敗，整個統治階層徹底喪失改革的動力，陷入奢侈享樂、爭權奪利的內耗中。此時唐朝的社會矛盾徹底激化，土地兼併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的失地農民變成流民，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接連不斷，整個帝國只需要一點火星，就燃起燎原大火。
乾符二年，王仙芝在長垣發動起義，落榜秀才黃巢在冤句起兵響應，「打進長安和考進長安哪個容易」這個問題有了標準答案，這場規模空前的農民戰爭持續近十年，起義軍轉戰大半個中國，從山東打到嶺南，又從廣州揮師北上，隊伍發展到數十萬之眾。由於各地的藩鎮擁兵自保，不肯出兵平叛，起義軍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在廣明元年攻破東都洛陽，隨後突破潼關天險，殺入長安城。唐僖宗逃往四川成都，都城長安在安史之亂後第三次被攻破。
黃巢起義雖然失敗，但它徹底摧毀了大唐王朝的根基，這場戰爭打爛了唐朝最後的財政基礎，原本殘破的北方經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央朝廷賴以生存的江南賦稅重地遭到嚴重破壞，同時一大批新的軍閥趁機崛起，勢力遠超河朔藩鎮。
黃巢起義軍中的將領朱溫在投降後，被任命為宣武節度使，以開封為基地，不斷吞併周邊的藩鎮勢力，成為最強大的軍閥，先後擊敗河東的李克用、蔡州的秦宗權等對手，控制了整個中原地區，而此時的中央朝廷，宦官和朝臣都想藉助朱溫的力量消滅對方，給朱溫送上掌控中央政權的機會。
公元904年，朱溫率軍進入長安，誅殺所有宦官，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同時將長安的宮室、百姓全部強行遷往洛陽，長安這座帝都變成一片廢墟。抵達洛陽後，朱溫派人殺死唐昭宗，立年幼的李柷為帝。第二年，朱溫在白馬驛屠殺三十餘名朝廷朝臣，史稱「白馬驛之禍」，李唐王朝的殘餘勢力被徹底清除。公元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李柷禪位，改國號為梁，定都開封，大唐王朝正式滅亡。
安史之亂後的一百四十四年，唐朝在幾乎完全崩潰的邊緣，一次次通過制度調整、改革中興，重新穩住局面，創造出三次值得稱道的治世局面，還能收復河湟失地，重建局部的盛世，這種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極為罕見。
但唐朝最終還是無法突破歷史局限，藩鎮割據是均田制崩潰後，軍事、財政權力下移的必然結果，三次中興，都只能暫時平衡各方勢力，沒辦法重建中央集權制度，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也是皇權失去對地方控制後，內部權力結構失衡的產物。這些矛盾相互疊加，讓大唐王朝的所有自救努力只能停留在表面，無法根治。
大唐落幕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的大分裂時代，安史之亂後唐朝留下的經驗和教訓，成為宋朝統治者建立制度的主要參考，宋朝推行的重文抑武、收藩鎮之權、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都是針對唐朝後期的制度弊端做出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安史之亂後的唐朝興衰，是中唐到宋代轉型的關鍵過渡階段，它留下的歷史經驗，影響了此後一千年的中國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