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室在牡丹江市局二樓走廊盡頭，一間不大的屋子，窗戶朝北，光線從半拉的百葉窗縫隙里透進來，在地面上切成幾道平行的亮痕。周榮坐在鐵椅子上，手銬已經解了，換了一副約束性稍弱一些的銬子，方便他喝水寫字。他面前放著一杯水，已經涼了，他沒喝。
陸衛東坐在他對面，筆記本攤開在桌面上，筆擱在頁邊。他沒有急著開口，先讓屋裡安靜了一會兒。窗外的陽光正在緩慢地移動，把地面上的亮痕一寸一寸地推向牆根。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倒賣糧站物資的？」
周榮的目光落在那杯水上，過了一會兒才開口：「1978年。那年我剛調到物資局。省計委有一個姓劉的科長，負責農業物資審批，他說每年都有一些調撥指標結餘，需要地方上消化。他問我有沒有路子，我說有。就這樣開始乾的。」
「第一批是什麼貨？」
「賓縣糧站調往雙鴨山糧庫的小麥，三十噸。帳面上寫的是調往雙鴨山，實際去向是牡丹江一家掛靠的貿易公司。那家公司是我掛靠在物資局下面的，法人寫的是我表弟的名字。」
「孫德海是1984年舉報你的？」
「對。他發現了帳目上的問題，寫了舉報信寄到牡丹江市局。當時市局轉到了物資局內部處理，物資局派了兩個人來調查。那兩個人是劉科長安排的，查了一圈，結論是『未發現違規行為』。孫德海不服，又寫了一次。第二次調查的時候，我讓人給他帶了個話——如果他撤案，他女兒的工作可以安排。他撤了。」
「你給了他什麼條件？」
「他女兒當時剛從學校畢業，沒有分配。我讓人在牡丹江市一家國營廠給她安排了一個辦公室的崗位。他答應了。那之後他就沒有再追究過那批帳目。」
陸衛東沒有打斷他，等他繼續往下說。
「後來呢？」
「後來他又翻出了那些帳本。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找到的，但他找到了。他找到帳本之後沒有舉報我，而是把帳本藏了起來，留給他女兒。我以為他不會再動了。」周榮的聲音低下去，「我以為他不會再動了。」
「他是在什麼時候翻出帳本的？」
「去年秋天。他女兒收到一封信，是他寫的，說如果他出事，讓她拿著帳本去找哈爾濱特案組的陸公安。信是寄到他女兒手上的，但我的人截到了那封信，知道了他藏了帳本。我去找過他一次，想讓他把帳本交出來，他不肯。他說那些帳本是他留給他女兒的，誰也不能碰。」
「你是怎麼找到他的？」
「我跟蹤過他。他每隔一段時間會去賓縣鄉下一趟，去那間老房子。我的人跟了他兩次，確認了他藏帳本的位置。但我沒有動那些帳本，我知道如果他發現帳本不見了，他會立刻報警。我要等他先把帳本拿出來，再動手。」
「你是什麼時候把他帶走的？」
「應該是去年十月。他那天去老房子翻帳本，我的人提前到了，在屋裡等著他。他進門的時候被控制住了，沒有驚動任何人。」
「你把他關在哪裡？」
「一開始在老火車站那棟紅磚樓的閣樓里。後來風聲緊了，我怕那棟樓被人盯上，把他轉移到了林場那間守林員小屋。」
「你給他送過吃的？」
「送過。我讓人每隔兩天送一次，水、饅頭、鹹菜。他一開始不肯吃，後來吃了。」
「你打算怎麼處理他？」
周榮沉默了很久。他的目光從水杯上移開，落在桌面那道光痕邊緣：「我本來打算把他帶到河對岸，交給接應的人。但接應的人沒來，船也沒來。我沒辦法，只能把他留在那間院子裡。」
「那個接應你的人是誰？」
周榮的手指在膝蓋上動了一下：「我不認識他。是以前劉科長介紹的人，那個人說只要把人帶到河對岸，會有人接應。我只知道那個人姓趙，是走水路做生意的。」
「劉科長現在在哪兒？」
「他五年前就退休了，回南方老家了。他退休之後我們就沒有聯繫過。」
陸衛東在筆記本上記了一筆，放下筆：「昨天晚上你在院子裡說『她走了』，那個『她』是誰？」
周榮的手指收緊了。他沉默的時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長，長到窗外的光痕已經移到了桌面邊緣，差一點就要從他面前的桌沿上落下去。他開口的時候，聲音比之前低了很多，像是一個人在說一件他已經很久沒有對人說過的事：
「她叫張麗華，是物資局檔案室的。我調到物資局那年，她已經在檔案室幹了三年了。她是孫德海介紹給我的。她負責保管物資局的調撥單存根，每批貨從糧站出來之後，調撥單都要經過她那裡歸檔。我處理的那批貨——每一筆單據都需要加蓋檔案室的章，才能走完全部流程。她一開始不知道那些貨去了哪裡，後來她知道了，因為她看到了調撥單上的最終簽收欄和物資局留檔的記錄不一致。那批小麥的帳面簽收人是雙鴨山糧庫的孫德海，物資局留檔的簽收人也是孫德海。但在她手上那份原始調撥單的最後一欄里，用鉛筆寫了另一個名字，那行鉛筆字的筆跡和調撥單的正文不一致，像是被人事後補上去的。她問我那行字是誰寫的，我告訴她是我寫的。她沉默了一會兒，沒有追問。然後她把那份調撥單放回了原處。」
「她知道你在倒賣物資？」
「她猜到了。她沒有證據，但她猜到了。她沒有舉報我，也沒有問過那些貨去了哪裡。」
「你們什麼時候在一起的？」
周榮的手指在桌面上慢慢攤開：「1983年。那年她丈夫去世了。她丈夫是物資局車隊司機，跑長途的時候出了事故，車翻在溝里，人沒救回來。那段時間我經常去檔案室查舊單據，她會加班到很晚。我在局裡待的時間長了，有時過去給她送點熱水。有一天晚上在檔案室里，她說她一個人待著害怕。我待得晚了，後來就沒再走。」
「她知道孫德海舉報你的事嗎？」
「知道。她是我第一個告訴的人。那天晚上我告訴她孫德海舉報了我，說那批貨的事可能要暴露了。她聽完之後沒有說別的，只是一直站在窗邊。過了好一會兒她說了一句話：『你能不能別幹了，咱們能不能走？』我說走不了，貨已經出去了，人已經上了船，現在停不下來了。」
「她後來提過這件事嗎？」
「沒有。她再也沒有提過。她只是每天晚上都會在檔案室等我，有時候我在，有時候我不在，她都會把燈留著。我每次回去晚了，都能看見窗口那盞燈。」
「她什麼時候走的？」
「前天晚上。我回到那間院子的時候，她走了。她把我外套口袋裡那把備用鑰匙拿走了，帶走了她自己的行李。我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周榮說完之後，低下了頭。審訊室里安靜了很長時間，只有窗外偶爾傳來的汽車喇叭聲和遠處工地的電鑽聲，隔著牆壁傳進來，模糊而遙遠。他面前的茶杯上浮著一層薄灰，已經被風吹到一邊去了，像是有人對著它呼了一口氣，把表面吹薄了一層。
陸衛東把筆記本合上：「你交代的這些，我會如實記錄在案。關於張麗華的去向，我們會去核實。你還有沒有其他要說的？」
周榮沉默了很久，然後抬起頭：「她走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她說，『你把你自己留在這裡吧，我走了。如果你能活著出來，你再來找我。』」他的聲音很低，「她叫我活著出來。」
陸衛東站起來，走出審訊室，輕輕帶上了門。他站在走廊里，日光燈管在他頭頂亮著，光線是均勻的、沒有陰影的白。他在想那句話——「她叫我活著出來」。那不是一個告別，是一個承諾，也是一個要求。他沒再往下想，沿著走廊往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