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元旦，省廳恢復正常上班，走廊里又有了人聲。陸衛東等了兩天，鐵路局人事處的回話一直沒來。不是對方拖著，是人手少，八十年代初的檔案都在庫里壓著，翻出來需要時間。他也確實需要去一趟老乾處見顧德昌，當面聽他把當年的事說清楚。卷宗里記的東西再細，也比不上經手人親口說出來的那幾個細節。他給老乾處打了電話，那邊說顧老上午一般都在，來之前說一聲就行。
去老乾處之前，陸衛東在走廊里碰見了龔強。龔強正從辦公室出來，手裡拿著一份已經核對過的材料清單，看見陸衛東迎面走來，腳步放慢了一些：「組長，去老乾處？」
「嗯。顧老那邊，我想當面聽聽他講那個案子。」陸衛東沒有停步，龔強跟了上來，韓冰也從走廊另一頭走過來，三個人一起下了樓。吉普車在老乾處門口停下的時候，樓里很安靜。陸衛東推門進去，看見顧德昌正坐在窗邊，一隻手搭在舊辦公桌上，一隻手拿著報紙在看，直到聽見他們的腳步聲才抬起頭。
「顧老，我們是來聽你講那個案子的。」陸衛東在他面前坐下，「卷宗我看了，上面記的只是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證據有哪些，但你當時走到過什麼地方、看到了什麼、揣測過什麼，卷宗上可沒寫。」
顧德昌沉默了一會兒，目光從桌面上抬起來，像是隔著一層薄霧，在看一段他自己也記不太清細節的影像。他端起那個磕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放回桌面上，然後開口了，聲音比平時沙啞一些，示意幾人自己找地方坐：「那案子是1981年秋天接的。那年我剛從哈爾濱調到牡丹江不到半年，還在慢慢適應新城市的環境。牡丹江比哈爾濱濕潤一些，秋天比哈爾濱短，雨多，下起來沒完沒了。九月的時候連著下了好幾天雨，貨場那邊積了水，鐵軌邊上都是泥，我記得那天下班前接到值班室的電話，說貨場那邊發現了一批沒有登記入庫的物資。」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回想那個電話是幾點打來的：「我到貨場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雨還在下。貨場那邊拉了一盞大燈，燈罩是鐵的，光被雨簾切碎了，照在鐵軌上的時候像鋪了一層碎玻璃。那批物資堆在貨場最裡面的裝卸台邊上，用油布蓋著，油布已經被雨水打得透濕，濕透了之後顏色發深。值班員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師傅，姓趙，幹了二十多年，他說他晚上六點交班的時候還沒見那批貨，七點半左右去後場鎖門的時候，就看見它們堆在那兒了。油布不是廠里的，是新的，沒有標識，也沒有封條。」
顧德昌把搪瓷缸子往旁邊挪了挪，雙手交疊放在桌面上：「趙師傅當時沒有碰那批貨，先繞了一圈，確認周圍沒有人，然後才報了案。我到了之後掀開油布的一角，看了一眼。裡面是三個長條木箱，用鐵皮包角，釘得很嚴實。我讓趙師傅找了一把撬棍，撬開最上面那隻箱子，裡面是一支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包著油紙，油紙外面塗了一層防鏽脂。另外兩隻箱子沒撬，但我們從重量和尺寸判斷，應該是同類型的槍枝和彈藥。」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這批貨是從邊境方向過來的。」顧德昌的語氣比之前平穩了些，像是已經過了那段猶豫的階段，「從邊境到牡丹江，只有一條鐵路線。如果是正常調撥，應該在車廂上貼標籤、過磅、登記、入庫，但這一批什麼都沒有。它在卸貨台上，就像有人趁交班的空檔把它卸下來，然後等著另一輛車來接走它。它不打算經過任何一個可以被追查的環節，只打算經過那個調度員的手。」
陸衛東沒有打斷他，等他繼續往下說。顧德昌低下頭，手指在桌沿上收攏了一下，像是在確認是不是說到位了：「我第二天去貨場調度室查了記錄，那天傍晚六點到八點之間，一共有三列貨車在貨場停靠。一列是從綏芬河方向過來的，裝的是木材；一列是從邊境林場方向過來的，裝的是圓木和板材；還有一列是從哈爾濱方向過來的，裝的是機器配件和化工原料。那批軍火應該是在其中一列車上卸下來的。但調度記錄里沒有任何一欄登記過軍火。沒有裝車單，沒有調撥令，連卸貨簽字都是空白的。」他抬起頭，目光從桌面抬起來，像是要確認這句話是否被準確接收了，「我當時就意識到，這批貨不是被漏記的，是被刻意抹掉的。能抹掉鐵路上入庫記錄的人，一定是內部的人。」
顧德昌在講到這一段的時候，手指有些微微用力的發抖。他慢慢開口：「我順著那條線往下摸，第一批找到的人是貨場的裝卸工。我問了幾個人，有一個姓王的裝卸工說，那天傍晚他確實看見一輛沒有牌照的卡車停在後門，車斗是蓋著帆布的。他說那輛車停的時間不長，大約十來分鐘，然後有人從貨場裡面出來，上了那輛車，車就開走了。他說那人穿著一件舊軍大衣，他看不清楚臉，但那人走路的時候腳有點跛。」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水，又放下，「我問他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他說那天后門那個位置沒有燈，但那輛卡車的尾燈有一邊是滅的。他說他當時覺得那車不對勁，但因為天黑，他也沒有追上去確認。」
顧德昌沒有繼續往下說，像是在一點一點的想起那段記憶。他停了一會兒才繼續道：「麵館那個姑娘，是後來才找到的。那家麵館在貨場對面，開了很多年，吃麵的都是貨場的裝卸工和鐵路職工，老闆姓陳，他閨女在店裡幫忙。我第一天去麵館是中午，店裡人不多，那姑娘在擦桌子。我點了一碗麵，等她端過來的時候，我把證件亮了一下，問她那天傍晚有沒有在店裡看見一個穿軍大衣的人。」
「她放下碗，想了一會兒，說見過。她說那個人來過店裡好幾次，每次都坐在靠門的那張桌子，點一碗麵，吃完了就走。那天傍晚他也來了，時間比平時早一些，吃了半碗面就放下筷子走了。她當時覺得反常，因為他平時總是把湯都喝完才走。她沒多想，繼續干自己的活。但後來她回憶說，那人走的時候，是從後門出去的。」
「你怎麼知道她是證人？」陸衛東問。
顧德昌的視線微微低了下去：「我去過那家麵館三次。第一次是中午，第二次是傍晚，第三次是晚上打烊之後。第三次去的時候，麵館里只有父女倆，已經關了門。我坐在後廚的凳子上，問她那天傍晚除了那個穿軍大衣的人，還有沒有看見別的人。她想了很久，說她確實還看見了一個人，那個人不是從後門走的，是從貨場側面那道小鐵門出來的。她說那人穿著鐵路制服，身形瘦高，走路很快，出來之後在巷口停了一下，然後往北走了。」
「我當時沒有立刻去查那個人。但我記住了她描述的細節：鐵路制服、瘦高個、走路快。回局裡之後，我調出了貨場所有職工的檔案，把符合這三項特徵的人列了名單，一共七個人。然後我挨個排查——那七個人里，有五個那天晚上沒有在崗，有一個是夜班，只有一個人符合全部條件：劉明遠。」顧德昌的手指在桌面邊緣停了片刻，然後慢慢收攏，「他是貨場的調度員，負責當晚幾列貨車的調度安排。」
屋裡安靜了一會兒。韓冰手裡一直握著筆，但沒有寫。龔強的筆記本已經合上了，沒有再翻開。陸衛東坐在那把舊椅子上，沒有動，像是要把每一句話記住：「你當時找劉明遠談過話，對吧？」
「談過。」顧德昌說，「我先是去他辦公室找的他，他當時坐在桌前，面前攤著一本翻開的調度記錄。我說我只是過來了解情況。他說那天晚上確實有一列從綏芬河方向來的貨車，但車皮上已經貼了標籤，說裝的是木材，跟軍火沒有任何關係。他說話的時候很平靜，像是在說一件他已經核實過的事情。我問他那天傍晚有沒有看見一輛沒掛牌照的卡車停在後門，他說沒有。」顧德昌的聲音始終穩定，但在那段話的末尾，他停了一拍，「但他說沒有的時候，手裡的筆沒有放在桌上，一直握著，筆尖已經幹了。」
「後來呢？」陸衛東問。
「後來我又去找過他兩次，一次是隔了一周，一次是隔了一個月。第二次他沒有坐在桌前，他正要去鐵路局的調度室開會，在走廊里碰見了我。他說他已經在查那批貨的去向了，還說如果有了進展會告訴我。第三次我去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了。」
「不在是什麼意思？」
「調走了。鐵路系統的調令，比我預想的快。他去哈爾濱鐵路局報到了，理由是家裡老人身體不好。」顧德昌的聲音不高，「我當時去找了他調任前的部門主任。主任說他申請調走的理由確實是這個，手續齊全，審批流程也沒有問題。但我注意到一個細節——他在申請調走的材料里，附了一份家書，說他母親病了，需要他回去照顧。但那封信的筆跡，和他平時的字跡有點像。」
龔強開口問了一句：「那封信還在嗎？」
「在。」顧德昌說，「我複印了一份，夾在卷宗里。信紙已經發黃了，但字跡是藍黑墨水的，和他平時用的一樣。」
窗外有一陣風穿過院子，把窗台上的薄灰吹起來，在光里打了個旋又落下去。顧德昌沒有去看那陣風，也沒有去管桌面上的灰塵。他低著頭看著自己攤開的手掌，沉默了一會兒才開口：「那批軍火後來再也沒出現過。」然後他抬起頭，目光從陸衛東身上移開， 「但那輛尾燈壞了一邊的卡車，還有那個穿舊軍大衣、走路微跛的人，我有時候會覺得，他們還在這條路上的某個地方。」他的聲音透著一絲絲疲憊，「案子擱置了，但我相信他們還在繼續倒騰軍火。還有很多證據需要搜集，後續的抓捕，現在交給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