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了房間，朱維維說：「大哥，我上午剛洗過，你去洗吧。」
漢子應了一聲，進了衛生間，把外套和褲子脫在了裡頭。
當莊稼人的，底層賣力氣，又是在乾巴巴的大西北，一年到頭洗不上幾個熱水澡，夏天還能對付著沖涼，到了冬天，洗一次熱水澡好幾塊錢，實在捨不得。他已經三個月沒正經洗過澡了。
這回賓館鐘點房三十塊錢一小時，他可不能白瞎了這個澡。一邊洗，他一邊自言自語：「忙活了一年了，眼看過年了，洗吧洗吧，舒坦舒坦，挺好。」
十來分鐘後，他裹著條浴巾出來，見朱維維已經蓋好被子在床上等他了。他迫不及待地就撲了上去。
完事之後，他說：「我再去沖一衝，出來給你錢。」朱維維點點頭。
不一會兒，她坐起身子，開始穿衣服。剛套上內褲和胸罩，那個漢子就從衛生間出來了。
「大哥好麻利喲。」她隨口說了一句。
那漢子還是裹著浴巾，沒有答話。他背在身後的手忽然猛地一揮，一股血從朱維維的喉嚨處噴濺出來。
就在這一瞬間，朱維維那股川妹子骨子裡的潑辣勁兒被激了出來，她不但沒有嚇得癱軟，反而瘋了一樣撲向那個漢子，和他廝打在一起。
可一切都晚了，反抗只撐了幾秒鐘，她便被一把推倒在床上，那把尖刀在她身上又狠狠刺了好幾下。朱維維立刻不再動彈。
做完這一切，漢子喘得厲害，覺得有點累了，一屁股坐在床上歇了好幾分鐘。
緩過氣來，他又把朱維維的內褲褪了下來，把胸罩推上去，對著那具尚有餘溫的身體做了他想做的事。
穿好衣服走出房間時，他抬頭掃了一眼樓道——沒有攝像頭。他心頭一陣鬆快。
當高承勇邁出陶樂春賓館大門時，正午的陽光鋪滿了整條大街，暖洋洋的，他覺著渾身上下從未有過的舒坦。
他朝公交車站走去，那裡有一趟開往三十里外青城鎮的郊區公交。
半個小時後，陶樂春賓館斜對面，人民路派出所的值班電話響了。賓館服務員報了警，說客房裡出了命案。
七八個幹警拔腿就跑到了地方，一到現場，看見死者脖子和身上的傷口，心裡全涼了——那個系列殺人案，又添了一個冤魂。
這個年是過不成了。幹警們咬著牙，在心裡發狠，非跟這個畜生死磕到底不可。
劉正警官後來回憶說：「2002年這一起，受害者把男朋友送到汽車站，回去就遭了毒手。她乾的營生不正規，讓兇手鑽了空子。」
警方勘驗結論如下：2002年二月九日中午一時許發現，星期六，農曆臘月二十八。
地點在白銀區陶樂春賓館三樓客房。二十五歲的女子朱維維在客房中被害。頸部被切開，上衣推至雙乳之上，下身赤裸，遭到強姦。致死方式為刀捅致死。
附註：兇手留有DNA。
陶樂春賓館馬路斜對面便是白銀市公安局白銀區分局人民路派出所，直線距離不超過五十米；其東北方向的中心街上，就坐落著白銀區分局。兇手在警局眼皮子底下作案，其心理素質，已遠超常人的想像。
那時候的白銀，本該浸在過年的歡喜氣里，可這案子一出，整座城就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掐住了喉嚨，人人喘不過氣。
滿大街都是警察、武警、治安員，連社區的大媽們都編成了三班倒，胳膊上箍著紅袖標，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巡遍每一條街巷。
不光是城裡所有戶籍上的男性，連那些蹲在街邊等活的建築工、車站裡南來北往的乘客，一個一個摁了手印，留了指紋。
時任刑警隊長的劉海平把桌子拍得山響，翻來覆去只有一句話：「不能放過一個人，不能漏掉一點縫。」
可從這天起，高承勇停了手，像一滴水落進了黃河，再也撈不著影子。
警方後來琢磨，這種人停手，絕不會是良心發現。他的收手，更像是嗅到了網越拉越緊的味道——大排查、重金懸賞，滿城都是盯著他的眼睛。
春節過後，天是一天比一天暖了，可白銀的高中生沒人敢上晚自習，女孩們把漂亮衣裳壓在了箱子底。
歷史像在原地打轉，人們又想起了四年前那四條人命，心裡全懸著同一個念頭：2002年，會不會把1998年從頭再演一遍？
一個人，恐嚇了一座城。沒有親身經過那種日子的人，大概永遠也體會不到，什麼叫被恐懼死死攥住、喘不上氣來的滋味。
這一年，高承勇的大兒子念了初二，頭一回考了全校第一，高家幾百年傳下來的那股文脈，隱隱約約又冒了頭。
村裡的老人點著頭夸：「盛勇家那兩個兒子，都是好材料，學習一個比一個好。這是咱高家祖上的傳統，是祖上積下的陰德。」
每逢聽見這樣的好話，高承勇只是靦腆地一笑，不多言語。
過去十幾年他好賭，攢下的那點辛苦錢，動不動就送給了牌桌，為這跟媳婦不知吵了多少回。可如今看著兩個兒子出息，那小苗頭比自個兒小時候不知強了多少，他竟也慢慢收斂了，牌桌上懂得收手了。
2002年，二兒子也要上初中了，一家人便從青城鎮搬進了白銀市，先在東山路落了腳，後來又搬到了長通電纜廠小區。
之後四年，高承勇大部分時間在蘭州和內蒙打工，身影從這個漩渦的中心遠遠地甩開了。
白銀警方隔了多年，再一次把專案組的牌子掛了起來。
技術人員和專家們把九起血案的物證攤開，一遍遍地比對著那些痕跡、那些手段，又把材料一層層往上報，直報到省公安廳和公安部的物證鑑定中心覆核准了，才最終落了定論.
1988年的「五·二六」、1994年的「七·二七」、1998年的「七·三〇」和「一一·三〇」、2001年的「五·二二」，這五起現場留下的指紋，是同一個人的；1998年「七·三〇」、2001年「五·二二」、2002年「二·九」這三起案子，從死者體內提取的分泌物和精斑DNA，也指向同一個人；而1998年的「一·一六」「一·一九」和2000年的「一一·二〇」，作案手段與上述所有案子如出一轍。
九起殘害婦女的血案，就此併案，定性為性變態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