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輕的臉龐上，寫滿了震驚與沉重。
那個惡魔和他的幫凶們，最終被一顆子彈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但這案子留給警方的反思，卻像一道永遠無法癒合的傷疤，被記錄在案，時時警醒。
這樁案子裡，除了賈文革那令人髮指的兇殘與變態，另一個人，像一根尖銳的刺，深深扎進了所有人的記憶中，讓人翻來覆去地想不通。
徐麗霞。
一個原本清清白白的幼兒園保育員，一個受害者，怎麼就能在短短的時間裡，徹底變成了一個引頸就戮的幫凶，一個手上沾滿鮮血的屠戮者？
這種轉變，快得讓人瞠目，徹底得超出了常人的認知，像是一個無法用常理解釋的黑暗深淵。
但也許，有一種至今仍存爭議的理論，能為我們理解徐麗霞那怪異、扭曲的行為，提供一把幽暗的鑰匙。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這個名詞，聽起來有些學術，有些遙遠。
可它所描述的那種人心在極端處境下的可怕彎曲，卻真實得讓人不寒而慄。
它說的是，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這種情感，會讓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乃至協助。
他們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託在對方手裡。
劫持者允許他們活下去，這對他們而言，就成了天大的恩賜，需要感激涕零。
他們開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作自己的安危。
反倒是那些試圖解救他們的人，被他們看作了敵人。
這個效應的名字，來源於一場發生在異國的真實劫案。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兩名有前科的罪犯闖進了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搶劫失敗後，他們劫持了四名銀行職員。
在長達一百三十個小時的僵持之後，歹徒最終放棄了抵抗。
然而，真正令人震驚的事情，發生在幾個月之後。
那四名遭受挾持、在死亡邊緣徘徊了數日的銀行職員，不僅拒絕在法庭上指控那些綁匪，甚至還四處奔走，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
他們公開表示，內心並不痛恨綁匪，反而對他們懷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激，與此同時，卻對營救他們的警察和審判的法官採取了敵對的態度。
更聳人聽聞的是，人質中的一名女職員克里蒂娜，竟然愛上了劫匪奧洛夫松，並在他漫長的服刑期間，與他訂了婚。
這聽起來不可思議，卻在人心幽微處真實地上演著。
在那被挾持的六天六夜裡，四名人質時刻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下，隨時都可能喪命。
可就在那種極端的絕望中，兩名綁匪偶爾流露出的一絲一毫的「仁慈」——也許是一杯水，也許是一句不那麼兇狠的話——都會被無限放大。
俗話說，打一巴掌給一個甜棗。
當綁匪在生理和心理上，給人質連續不斷地施加了成百上千個「巴掌」之後，哪怕他們只是扔出一個乾癟的棗核，讓人質在上面嘗到一絲微不足道的甜味，人質都會對他們產生一種病態的感激。
這種在絕望中開出的毒花，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後來，研究者們發現，這種怪異症候群的影子，竟貫穿於各種不同的歷史慘劇之中。
從集中營的囚犯，到被俘的士兵，從飽受凌辱的婦女，到亂倫的受害者……在那些最黑暗的角落，都可能找到它存在的痕跡。
專家們深入研究後，得出了一個冰冷而沉重的結論：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極其脆弱的底線。
當一個人直面一個瘋狂的兇手，面對著他隨時可能剝奪自己生命的絕對暴力時，人會因為極致的無助，漸漸把自己的生命權，託付給這個暴徒。
時間拖得越久，這種扭曲的連接就越牢固。
遭受虐待的人質，只要能得到一口飯、一口水、一次喘氣的機會，他自己都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兇徒對他格外的寬容與慈悲。
於是，心中的恐懼，會先發酵為感激，再異化為崇拜。
最後，他會不自覺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他自己的安全；他會心甘情願地，和那個掌握他生死的人，捆綁成一個所謂的「命運共同體」。
這種屈服於極致暴虐之下的人性弱點，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回過頭來看徐麗霞。
當她從那個堆滿屍體的冰冷地窖里，奇蹟般爬出生天的那一刻；當她跪在賈文革面前，涕淚橫流地求他饒命的那一刻；當賈文革手裡的鐵鍬，在半空中停頓，最終緩緩放下的那一刻——也許，這種扭曲的心理機制，就已經在她的靈魂深處，悄然啟動了。
賈文革的「不殺之恩」，在那個地獄般的院子裡，成了她需要用絕對的服從與協助去償還的恩情。
她把惡魔當成了主宰，把幫凶當成了救贖。
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徐麗霞和賈文革之間那段畸形的關係，似乎一切都變得有跡可循了。
它不是什麼為罪惡開脫的藉口，只是讓我們看到，在極致的惡與暴力之下，一個普通人的靈魂，是如何被一步步碾碎、重塑，最終變得面目全非的。
人性，實在是太複雜了。
幽深難測，善惡難料，需要我們時常保持著警醒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