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日，陝西省教委、省教育廳下發了一份緊急通知——《關於以藥家鑫事件為反面教材，在全省大學生中集中開展法律法規學習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緊急通知》，通報了藥家鑫案，要求全省各高校從12月6日起，用一個月的時間，集中開展專項教育。
接到教委通知後，張顯還專門做了PPT課件，在12月7日和8日，兩次向自己的學生宣講這個案子。
兩堂課的主題，一個叫《自由與平等》，一個叫《做個有責任心的大學生》。
課堂上，張顯跟學生們講，人要有擔當，要是碰到了法律這根紅線，就得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人是平等的，無論我爸是誰，無論家裡多麼殷實有錢，在法律和正義面前，都是蒼白無力的。
不過，在課件結尾的地方，張顯出於人道主義的博愛情懷，明確寫下了自己的態度：我們應該拭目以待，密切關注藥家鑫案件的進展，希望不判死刑，也希望中國就此取締死刑。
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把他此前的想法，徹底推翻了。
張顯偶然發現，被害人張妙的戶籍上，寫的是長安區公字村。
他心中一驚——這不是我的老家嗎？
2011年2月9日，張顯回家過年。
親戚朋友們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他這才聽說，被藥家鑫殺害的，正是同村村民王輝的媳婦。
張顯和王輝是遠房親戚，關係拐了好幾道彎：張顯表妹夫的奶奶，是王輝爺爺的妹妹，也就是說，張顯的表妹夫，是王輝的表哥。
即便關係繞成這樣，張顯心裡那股正義感還是涌了上來。
他決定幫王輝一把。
王輝沒見過什麼世面，人老實巴交的，對訴訟更是一竅不通。
張顯怕他吃虧。
剛好那陣子，王輝接到了代理律師許濤的電話，對方讓他趕到村口，準備在一份代寫的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訴訟狀上按個手印，由許濤代為提交給法院。
張顯一聽，心裡警鈴大作——代理律師居然主動上門聯繫王輝，提供法律援助？這怕不是藥家派來的吧？
他追了過去，攔住了王輝。
他讓律師許濤把訴狀發到自己郵箱裡，由他來審閱。
民事賠償？也就是說，藥家要賠給王輝一筆錢？
對於這件事，張顯後來對記者的說法很直：「刑事附帶民事責任，咱們都是個普通人，對法律不懂。我說，這麼大的一個刑事案件，就該是死刑。我們不能要這個錢。要了錢的話呀，我們承擔不起這個責任。」
就在那段時間，張顯在電視上看到西安一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在節目裡公開呼籲——藥家鑫的父母應該站出來，向受害方道歉，並且積極地給予民事賠償。
在大多數人眼裡，這話怎麼聽都像是在幫王輝和張家說話，是一片好意。
畢竟，獲得民事賠償，本來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可張顯不這麼想。
甚至王輝和張家人，心裡也過不去這個坎。
只不過，張顯的情緒要激烈得多。
他一個電話打到那家電視台，把對方痛斥了一頓，說他們「又一次侮辱了受害方，侮辱了農民」。
在他看來，這位主持人是在越俎代庖，替王輝發聲，等於在告訴全社會、告訴藥家鑫的父母：人被殺了，你們應該過來跟我們見個面——不然，我們怎麼能要到錢呢？
細細琢磨，張顯這種想法，並不奇怪。
人被殺死了，我就要殺人者償命，這是天經地義。
現在你跑來跟我說，應該要錢？這不是在侮辱我嗎？
你這是在拿我家人的性命做交易——我死都不同意。
你不但殺了我的家人，還跑來侮辱我。
這套邏輯，以前並不罕見，只是如今越來越少了。
但它確實真真切切、無比堅定地存在過。
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馮小剛的《我不是潘金蓮》，裡頭講的那個核，說到底都是同一件事：我受了傷害，我必須要討一個說法。
錢根本不重要，尊嚴才重要。
可法律的出發點，偏偏不是尊嚴，而是更實際的東西。
獲得賠償，是受害方的權利。
不管受害方心裡接不接受，該賠的錢，法律上必須給到你。
那兩部電影來回拉扯的內核，也正是法治意識與傳統觀念之間的衝突。
到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法律處理的方式，接受金錢賠償——畢竟可操作性更強，受害人後續的生活也能有些保障。
就像這個案子裡，張妙的孩子毛蛋娃，當時才兩歲半。
他沒了媽，不能再沒了活著的底氣。
收到民事訴訟書之後，張顯曾去諮詢法律界的朋友，卻被朋友狠狠教育了一通。
朋友告訴他：你不要錢，藥家鑫家也不會感激你，社會也不會誇你偉大。因為這是法律賦予受害人的權利。
張顯聽明白了。
可王輝和張家人，直到最後，也沒能徹底轉過這個彎來。
2011年2月23日，張顯陪著王輝和張平選，去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領取開庭傳票。
在那裡，他們碰上了藥家鑫的代理律師楊建華。
對方提出來，想協商協商。
張顯做主，一口回絕了。
他說，幾個月都過去了，還有什麼好談的？現在我們已經是對手了，要對簿公堂了，法庭上見吧。
一行人辦完事出來，碰見了《華商報》的記者。
記者熱情，招呼大家一塊去吃個飯，再聊聊最新消息。
於是九個人一塊兒去了飯店。
席間，張顯一邊和路剛推杯換盞，一邊痛罵藥家鑫的兇殘和藥家父母的不講道義。
他完全不知道，對面這個人的真實身份。
路剛渾身不自在，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又不好當場亮明身份，如坐針氈。
他後來解釋說，自己當時是被《華商報》記者約來的，莫名其妙就坐到了這張飯桌上。
吃飯的間隙，張平選忽然說了一句話。
他說，自己還是想見見藥家鑫的父母。
這位老實巴交的農民，心裡一直有個疙瘩解不開：「就想搞清楚，他們做父母的怎麼這麼狠心。兒子殺了人，也不替兒子出來道個歉、贖個罪，請求原諒。」
就衝著這句話，《華商報》的記者和律師路剛在中間來回斡旋，終於安排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