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韓爭去了護理院。
他沒有上樓。
他在一樓前台，翻本月的探視登記本。
「小韓，你找什麼。」宋護工從值班室出來。
「本月三號。」
她湊過來看了一眼。
「三號……那天沒什麼人啊。」
登記本上，本月三日那一頁只有兩條記錄。上午一條，是二樓另一個老人的兒媳婦。下午一條，是送洗衣服的。
沒有別人。
他往前翻了兩頁，又往後翻了兩頁。那一個禮拜來的人一共十一個，全是二樓三樓幾家的親屬，名字他大都眼熟。
沒有陌生人。
「宋姐，」韓爭說，「那天有沒有人來問過我媽的事。」
「沒有。」宋護工很確定，「要有我肯定跟你說。那兩個自稱民政的是後來的事。」
韓爭站在前台邊上，把那一頁又看了一遍。
「那天她有什麼不一樣嗎。」
宋護工想了想。
「你這麼一說……」她皺起眉，「那天她寫得特別多。」
韓爭抬起頭。
「平常她一天寫一張，寫滿就不寫了。」宋護工說，「那天她寫了三張。晚飯都沒怎麼吃，就一直寫。我勸了兩回，她不聽。」
「幾點。」
「晚上。八九點鐘吧，我下班之前她還在寫。」
八九點鐘。
韓爭的手在登記本上按住了。
那天晚上九點四十，他在檔案室里看見了那條公示。
「宋姐，」他說，「她寫的那三張，還在嗎。」
「早沒了。」宋護工說，「廢紙每三天收一次，收走就賣了。」
她頓了頓。
「不過你那天不是拿走一張嗎。」
韓爭回到辦公室，把那張寫著「代辦人」的紙重新看了一遍。
第一行空，第二行空，第三行三個字，第四行一個日期。
三日。
前面沒有月份。
他一直默認那是本月三日——因為那三個字是「代辦人」，因為那是他填名字的那一天，因為這兩件事撞在一起，太像了。
可紙上沒有月份，也沒有年份。
韓爭把這張紙放下，打開系統。
他調出了本月三日那三個文號的預留記錄。
預留時間：本月三日21:38。
然後他往前翻。
上個月的預留記錄，一共四批。日期分別是三日、三日、十七日、三日。
再往前一個月。
三日、三日、九日、三日。
再往前。
三日。
韓爭把這些日期一個一個記在本子上，記了半頁。
絕大多數的文號預留，都發生在每個月的三日。
他去問了辦公室的一個老同事。
那個人正在列印東西，聽完抬起頭，很自然地說：「月初集中報批啊。每個月三號，各科室把這個月要發的文報上來，辦公室統一給號。這個規矩多少年了。」
「多少年了。」
「我來的時候就有。」那人說，「二十多年吧。」
韓爭回到座位上坐下。
不是本月三日。
是每一個三日。
二十多年來，這棟樓里每一個月的三號，都有人在給還沒寫出來的文件占號。
他母親寫下的那個「三日」，可能是這二十多年裡的任何一個三日。
他的手停在滑鼠上。
也可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個三日。
那天下午，韓爭去了丙區。
九八年那本發文登記還在原來的位置。他把它抱出來，攤在過道盡頭那張桌上，翻到那一頁。
八十八，八十九，九十。
成文時間那一欄，他上次只看了年份和月份，沒看日。
他把檯燈拉低。
九八年四月三日。
三日。
韓爭把這一行看了很久。
然後他做了一件他上次沒做的事。
他去找那三份文件的正件。
九八年的文件正本存在縣委辦的舊檔區，跟丙區隔一道牆。他拿著調閱單過去，管檔的是個年輕姑娘，看了看單子，進去搬了兩個盒子出來。
「九八年四月的都在這兒了。」
韓爭一份一份翻。
八十八號，《關於同意裴長根同志辭去有關職務的批覆》。他抽出來看了一眼，兩頁，很短。
九十號，《關於韓明理同志任職的通知》。
他把這一份拿在手裡。
正文很短，四行。經研究，同意韓明理同志任縣農業局辦公室副主任，試用期一年。
底下是日期和公章。
韓爭把這張紙對著窗戶舉起來。
紙已經黃了，可字還很清楚。那個年代的油印件，字有點毛邊，摸上去能感覺到凹凸。
九八年四月三日。
他爹拿到這張紙的時候三十四歲。
那年家裡從平房搬進筒子樓，屋裡有自來水，他媽高興了好幾天。他爹買了兩瓶啤酒，一個人在陽台上喝完了，喝完了坐在那兒沒說話。
韓爭那時候剛出生，什麼都不記得。這些是他媽後來當笑話講的——說你爹升了官，高興得跟丟了魂一樣，兩瓶啤酒喝了一晚上。
他一直以為那是高興。
他把紙放下。
然後他去找八十九號。
按登記本上寫的，八十九號文件名稱欄是空的，備註寫著「待用」。
他把這兩個盒子從頭翻到尾。
沒有八十九。
八十八在，九十在，中間那一號不在。
韓爭把兩個盒子重新碼好，往回推。
推到一半，他停住了。
他把九十號那一份重新抽了出來。
《關於韓明理同志任職的通知》，一共三頁。
第一頁是正文。第二頁是抄送和印發單位。
第三頁。
韓爭把第三頁翻過來。
那是一張附件。
抬頭六個字：
代辦人指定書。
他的呼吸停住了。
這張紙的格式他熟得不能再熟——這些天他天天在系統里看這個東西的電子版。上面有被代辦人姓名、事由、期限、指定人簽字、代辦人簽字。
被代辦人姓名那一欄寫著：韓明理。
事由那一欄寫著：因工作變動期間檔案材料交接需要。
期限：一年。
指定人簽字那一欄是空的。
代辦人簽字那一欄。
三個字。
江秋萍。
韓爭站在那間屋子裡，一隻手撐在桌沿上。
字寫得很工整。一筆一畫，橫平豎直，跟他這些天在那一地廢紙上看到的字，是同一隻手——只是那時候的手還很穩。
「萍」字最後一豎，收筆的時候往下拖了一點點，拖出去一小截。
他在那一地廢紙上見過上百次這個小尾巴。他一直以為那是手抖。
不是。她二十八歲的時候就這麼寫。
九八年四月三日。
那一年他剛出生。
那一年他父親被人從一個死人騰出來的位子上抬了上去。
而給他父親當代辦人的，是他母親。
韓爭慢慢地坐了下來。
他想起自己在系統里點開的那個空格。
想起印表機自己吐出來的那張紙。
想起甘敬亭在閱覽室里說的——這樣的事我幹了一輩子檔案，見過兩回。
老人沒有說謊。他只是沒說全。
那不是兩回。那是每一回。
每一回都是這麼辦的：一個人被抬上去，另一個人給他當代辦。抬上去的那個簽字，代辦的那個抄材料。
一個在紙上被寫，一個替他寫紙。
二十七年前是他父母。
現在是他自己。
韓爭在那張桌子前坐了很久。
窗外天快黑了，管檔的姑娘在外面問他還要多久。
他說馬上。
他把那三頁文件按原樣碼好，放回盒子，扣上蓋子。
然後他從口袋裡摸出手機，翻到那個沒存名字的號碼。
他沒有撥。
他只是看著那串數字。
他現在想問甘敬亭一個問題。
不是問二一八號，不是問那七張情況說明，也不是問九八年那九處三連號。
他想問的是：
我媽那一份代辦人指定書，期限寫的是一年。
九九年四月三日就到期了。
那一年滿了以後，她為什麼還在抄。
抄了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