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工作單位，韓爭查了半天才理清。
九三年柳塘鄉人民政府，文書檔案員，臨時。零一年調縣機關事務管理局，還是臨時。零九年那個局撤併，她跟著幾箱子材料一起並進了縣檔案局的一個下屬中心，仍然是臨時。
二十多年，三個單位，一個崗位。
抄材料。
他在退休人員名冊上找到了一個名字：袁桂芳，女，六十三歲，原縣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五年前退休。
零一年到零九年，她是母親的直接領導。
袁桂芳住在縣醫院家屬院，跟人合租著一個小門面賣早點。韓爭去的時候是下午三點，鋪子已經收了，捲簾門拉下來一半，她在裡頭擦桌子。
「組織部的？」她把抹布放下，「查什麼。」
「不查什麼。」韓爭說，「我想問問我媽的事。」
袁桂芳的手停住了。
「你媽是誰。」
「江秋萍。」
那三個字說出來，她愣了兩三秒。
然後她把捲簾門整個拉開了。
「你是小江的兒子。」
「是。」
「進來坐。」
鋪子裡有五張桌子，她給他倒了一杯涼茶。
「你媽現在怎麼樣。」
「不太好。」韓爭說，「六年前開始糊塗，現在在城東護理院。」
袁桂芳把杯子放下的時候，動作慢了一拍。
「六年了。」她說，「我一直想去看看她，一直沒去。」
她在他對面坐下。
「小江跟我幹了八年。」她說，「那八年，我們辦公室換了七個人，就她沒動過。」
「她幹得好嗎。」
「好。」袁桂芳很乾脆，「她抄的東西不出錯。一個字不出錯。」
她伸出手，在桌面上比劃了一下。
「你不知道那時候抄材料是個什麼活。複印機金貴，一個月給你多少張紙是有數的。上頭要三份，你就得謄兩遍。一份材料十幾頁，謄完手指頭都是麻的。」
「她謄了多少年。」
「二十多年吧。」
韓爭把涼茶端起來，沒喝。
「袁阿姨，」他說，「我想問二十年前的事。」
袁桂芳看著他。
那雙眼睛很快就變了。
「你都知道了？」
韓爭沒有說話。
她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兩隻手在膝蓋上搓了搓，搓了很久。
「那年是零五年。」她說，「不對，零四……零五。反正是那兩年。」
「怎麼了。」
「你爸出事了。」
鋪子外面有小孩騎車過去，鈴鐺響了一串。
「我不知道具體是什麼事。」袁桂芳說，「那時候我們這種小辦公室，誰也不打聽。我就知道有一天上頭送來一批材料，讓我們謄，是急件。」
「什麼材料。」
「處分材料。」
韓爭的手在杯子上收緊了。
「一共十幾份，不同的人。」袁桂芳說，「按規矩，謄材料是分下去的，誰手上有空誰謄。那天我把材料分了，分到最後剩三份，我隨手就給了小江。」
她停了很久。
「其中一份是你爸的。」
鋪子裡很靜。
「我不知道。」袁桂芳說，「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怎麼可能給她。」
她的聲音有點抖。
「那天她謄到很晚。別人都走了，我鎖門的時候她還在。我說小江你明天再弄，她說快了。」
「她說什麼了嗎。」
「什麼都沒說。」
袁桂芳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
「第二天她照常來上班，材料交上去，一個字不錯。」
「後來呢。」
「後來她就開始加班。」
韓爭抬起頭。
「不是那種為了活兒的加班。」袁桂芳說，「活兒她白天就幹完了。她下班以後還坐在那兒，自己拿紙抄。」
「抄什麼。」
「不知道。她抄的東西她自己拿走。」袁桂芳說，「我問過一回，她說她練字。」
她頓了頓。
「有一回我瞄見過一眼。就一眼，她馬上把紙翻過去了。」
「您看見什麼了。」
「格式。」袁桂芳說，「就是我們平常謄的那個格式，空兩格起頭，一行一行往下排。我當時還想，練字練這個幹什麼，又不好看。」
她抬起頭。
「一個抄了十幾年材料的人，練什麼字。」
韓爭把杯子放下。
「她抄了多久。」
「一直抄。」袁桂芳說，「從那年開始，到零九年我們局撤併，四年多，天天抄。後來她併到檔案局那邊去了，我聽說她還在抄。」
外面有人喊了一聲收攤的什麼，聲音過去了。
「小韓，」袁桂芳說，「有件事我一直記著。」
「您說。」
「大概是零六年吧，有一天下班以後，我回辦公室拿東西，看見她一個人坐在那兒哭。」
韓爭的手指在桌沿上停住了。
「她哭得很輕，不出聲的那種。我進去她趕緊擦了。」袁桂芳說，「我問她怎麼了，她說沒事。」
她伸手把桌上那塊抹布拿起來，又放下。
「我陪她坐了一會兒。她跟我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得。」
「什麼話。」
袁桂芳看著他。
「她說，袁姐，我怕我哪天記不得了。」
韓爭坐在那張塑料椅子上，一動沒動。
鋪子門口的光是暗黃色的，太陽已經斜下去了。
「我當時沒聽懂。」袁桂芳說，「我以為她說的是活兒多、腦子亂。我還勸她，說小江你才三十幾，記性好著呢。」
她搖了搖頭。
「我到很多年以後才想明白。她那時候說的不是記性。」
韓爭的喉嚨很緊。
他想說點什麼，可是說不出來。
他腦子裡全是那一地的紙。
三百多張，六年。她寫的每一張，都是在跟一樣東西賽跑。
而她輸了。
不。
韓爭在那把塑料椅子上坐直了。
她沒有輸。
一個人怕自己忘，就把東西記下來。可她記的地方不是腦子，是手。二十年前她就知道腦子靠不住——她那天晚上謄完自己丈夫的處分材料，回到家，開始抄。
抄了二十年，抄到她連兒子都不認得了。
然後她還在抄。
她把那件事從腦子裡搬到了手上。腦子塌了，手還在。
那不是病。那是她二十年前就替今天做好的準備。
「袁阿姨，」他終於開口，「那幾年，有沒有人來找過她。」
袁桂芳想了想。
「上頭的人常來。送材料，取材料。」
「我是說，專門找她的。」
袁桂芳的眉頭皺起來。
她坐在那兒想了很久，久到韓爭以為她想不起來了。
「有。」她忽然說。
「什麼時候。」
「零五年年底，或者零六年年初。」她說，「有一回來了一個老先生。」
韓爭抬起頭。
「多老。」
「那時候看著，五十五六？六十？」袁桂芳說，「不高，很瘦，穿得很乾淨。他不是來送材料的，他進門就問江秋萍在不在。」
鋪子外面的風把捲簾門吹得響了一下。
「他跟她說了大概二十分鐘。」袁桂芳說，「在走廊上說的，沒在辦公室里。」
「您聽見什麼了嗎。」
「沒有。他們說話聲音很小。」
「不過那個老先生走的時候，我送他到樓梯口。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什麼話。」
袁桂芳皺著眉，像是要把二十年前的一句話從很遠的地方拽回來。
「他說，」她慢慢地說，「這個同志的字寫得好，是塊料子。」
她抬起頭。
「他還說，可惜了。」
韓爭坐在那兒，後背一層一層涼下去。
「袁阿姨，」他說，「那個人姓什麼。」
「他沒自我介紹。」袁桂芳說，「不過我們辦公室的人後來提過一嘴。」
她把那塊抹布拿起來，在桌上抹了一下。
「說是檔案局的一個老同志。」
她想了想。
「姓甘。」
屋裡那台老掛鍾嗒地走了一格。
韓爭把杯子裡的水喝完，站起來，說袁阿姨謝謝您，改天再來看您。
下樓的時候他數著台階。
數到一半，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