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球
九月。重慶的秋天來得晚，太陽還是毒的。
沈處長派詹景安去旁聽一個座談會。沒說為什麼，只說「你去聽聽，回來寫個簡報」。
詹景安聽懂了。「旁聽」就是監視。他帶著一個人去的。局裡配的，姓周，叫周立誠，二十來歲，走路跟在他後面半步，不說話。
座談會在一間中學教室里。人擠得滿滿的，窗台上都坐著人。台上一個中年人在講話，講憲政，講結束黨治。他講得很激動，手在空中比劃，下面有人拍巴掌。
詹景安坐在最後一排。周立誠坐在他旁邊，掏出本子。
散會的時候，天暗了。詹景安往外走。走到門口，他回頭看了一眼。台上那個人還在跟幾個人說話，說得眉飛色舞。
第二天，他去沈處長那裡寫簡報。沈處長問：「怎麼樣？」
詹景安說：「台上那個姓什麼？講得挺響。」
沈處長看了他一眼。「那個人姓方，你認得？」
「不認得。」
「不認得你問他姓什麼？」
詹景安說：「隨便問問。」
沈處長看著他，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他說：「嗯。下次別隨便問問。」
二、走廊
第三天，詹景安在局裡走廊里看見了那個人。
座談會上講得最響的那個教書先生。他站在一間辦公室門口，旁邊兩個穿中山裝的人。他的臉色不太好，手垂在身側。
他看見詹景安走過來。目光掃過他的臉，停了一瞬。
詹景安沒有停。他走過去了。
但他知道，那個人認出他了。那天座談會上，詹景安坐在最後一排。這個人可能沒有看見他。可他認出詹景安穿著軍統的制服。他知道是誰在旁聽。
詹景安走到走廊盡頭，拐了彎。他站在樓梯間裡，聽見那間辦公室的門關上了。
他站了一會兒。然後他下樓，走出大門。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起那個人的眼神。不是憤怒，不是害怕，是一種「我知道了」的平靜。
三、防空洞
過了幾天，詹景安去街上辦事。走到半路，警報響了。
紅球掛起來了。一個紅球，是預行警報。街上的人開始跑。詹景安跟著跑。他看見路邊有人在喊：「兩個了！兩個了！」第二個紅球掛上了。
前面有一個防空洞。洞口擠滿了人。一個憲兵站在洞口，手裡拿著一根棍子，喊「讓開讓開」。詹景安擠到洞口。他看見洞分兩邊。左邊有燈，有椅子，有人坐在裡面喝茶。右邊黑漆漆的，人擠人。
他站了一瞬。然後他往右邊走。
周立誠跟著他。周立誠猶豫了一下，也擠了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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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裡很悶，空氣渾濁，有一股汗味和潮氣。有人哭，有人罵，有人念經。一個母親抱著孩子，孩子哭得喘不上氣。詹景安從兜里摸出一塊餅。餅有點碎了，他用兩隻手捧著遞過去。那個母親沒接。她把孩子往懷裡摟了摟，盯著那塊餅，又盯著詹景安的臉。旁邊有人小聲說：「拿著吧，人家好心。」她才伸手接了。手指碰到詹景安的手，涼的。她掰了一小塊塞進孩子嘴裡，自己咬了一口，嚼得很慢，像在確認這不是夢。孩子不哭了。她低頭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嘴唇動了一下，沒發出聲音。
周立誠站在旁邊，看見了。他沒有說話。
警報解除了。詹景安走出防空洞。外面起了霧，重慶的霧來得快，一團一團的。他站在霧裡，什麼也看不清。
四、擔擔麵
第二天，詹景安去街上吃麵。周立誠跟著他。
路邊有擔擔麵攤子。小販是個四十來歲的男人，臉黑黑的。詹景安坐下來。周立誠坐在旁邊，沒有要面。
小販一邊下面一邊問：「先生是下江人吧？」
詹景安說：「南京來的。」
小販愣了一下，然後笑了：「巧了，我也是南京來的。城南，中華門那邊。」
詹景安看著他。小販把面撈起來，甩了甩水。「跑出來的。」他低頭往碗裡舀辣油，「去年冬天。一家五口——」他頓了一下，辣油倒多了，溢出來，順著碗邊流到手上。他甩了甩手，沒接著說。詹景安等著。小販用圍裙擦了擦手。「到了重慶，以為好一點。結果米一天一個價。上個月三塊，這個月七塊了。我這一天掙的，剛夠買兩斤米。你說這仗打到什麼時候是個頭？」
詹景安低頭吃麵。辣。辣得他吸了一口氣。
小販又說：「先生，你要是認得什麼人，幫我說一聲。我想找個正經活干。我有力氣。」
詹景安說：「我問問。」
他走了。周立誠跟在他後面，聽見了小販那句「上個月三塊，這個月七塊了」，也聽見了詹景安那句「我問問」。
五、碼頭
霧散那天，詹景安被派去碼頭接一個人。周立誠開車送他。
碼頭上人很多。詹景安站在出口處，手裡拿著一張紙，上面寫著名字。他等了半個鐘頭，一個女人走過來。穿灰布褂子，頭髮亂著，腳上是一雙舊的高跟皮鞋。皮鞋不合腳，走路有點跛。
她帶著一個孩子。孩子靠在她腿上，手裡攥著一塊餅。
詹景安走過去，說：「我是局裡派來的。你丈夫是烈士。局裡定的。」
女人看了他一眼，把孩子往懷裡摟了摟。「我知道他是烈士。」她說，「我問的是，他的屍首呢。」
詹景安沒有說話。
詹景安幫她把行李搬到招待所。行李不多，一隻布包，一雙用繩子捆著的舊皮鞋。女人把孩子安頓好，坐在床邊，問詹景安：「撫恤金呢？」
詹景安說：「我去問問。」
他跑了三天。人事處說「要證明」，他說「證明在淪陷區」。人事處說「要原件」，他說「原件拿不出來」。第三天，沈處長批了。詹景安把批條交給女人。她接過去，看了一會兒。
「什麼時候能拿到錢？」她問。
詹景安說：「去財務領。」
女人把批條疊好，塞進布包。她沒有說謝謝。她只是問：「他的屍首呢？」
詹景安沒有說話。
六、財務科
第二天，詹景安去財務科辦事。路過窗口，他看見了那個女人。
她站在窗口前面，手裡攥著那張批條。窗口裡面的人接過批條，看了一眼，又推出來。
「這個不行。」那人說。
女人說：「沈處長批的。」
那人說：「沈處長批的是意見，不是結論。」
女人的聲音忽然變了。不是高，不是尖，是劈了。像一根弦繃到最緊，忽然斷掉。
「我走了四個月。」她說，「從南京走到重慶，四個月。路上孩子病了，我抱著他走了三天，三天沒吃東西。他問我爸爸在哪，我說爸爸在天上。他問我爸爸為什麼在天上，我說——」她停了一下，聲音更啞了，「我說爸爸是英雄。」
窗口裡面的人沒有說話。
女人又說：「他死在中華門。一顆子彈打在胸口，一顆打在頭上。他替你們做事，替你們死。我不問錢，我就問一句——他的屍首呢？」
窗口裡面的人低下頭，翻了翻手裡的文件。
女人說：「我不管你們要什麼證明。我沒有證明。我只有這個。」她拍了拍布包，「只有他的一雙鞋，和孩子的命。你們連他埋在哪都不告訴我。」
詹景安站在旁邊。他沒有說話。
詹景安走過去。
「批條給我。」
女人看了他一眼。把批條遞給他。
詹景安拿著批條，往樓上走。
七、吳科長
吳科長坐在辦公桌後面，正在喝茶。看見詹景安進來，他放下杯子。
「詹少校。」
「吳科長。」
詹景安把批條放在桌上。「這個，你簽一下。」
吳科長拿起來看了一眼。「沈處長批的？」
「嗯。」
吳科長把批條放下。「詹少校，這個案子，我建議再核一下。」
「核什麼？」
「她丈夫的身份。」
「局裡已經定了烈士。」
「定了是一回事，發錢是另一回事。」
詹景安看著他。「沈處長批了。」
吳科長搖頭。「沈處長批的是意見，不是結論。結論要我簽。」
詹景安看著他。他想起那個女人站在窗口前面的樣子。他想起她那雙跛腳的高跟鞋。他想起她孩子手裡那塊咬不動的餅。他知道這個電話打完，他在局裡就再沒有回頭路了。
他走到吳科長桌子旁邊，拿起電話。他搖了搖手柄，對接線員說：「接沈處長辦公室。」
吳科長看著他，臉色變了一下。
電話接通了。詹景安說：「沈處長，我是詹景安。我在吳科長辦公室。有個烈士家屬的撫恤金，您批了條子，財務科說不能辦。吳科長說您批的是意見，不是結論。」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然後沈處長的聲音傳出來，很大，連吳科長都聽得見：「讓吳科長接電話。」
詹景安把話筒遞給吳科長。
吳科長接過去，放在耳邊。「沈處長——」
沈處長的聲音從話筒里炸出來：「吳科長，你什麼意思？我批的條子，你說不算？你什麼時候學會替我改主意了？」
吳科長張了張嘴。「沈處長，這個案子有疑點——」
「有什麼疑點？她丈夫是烈士，局裡定的。你現在說疑點，你是在說局裡搞錯了？」
吳科長沒有說話。
沈處長的聲音更大了：「我告訴你，這個條子是我簽的。你不辦，明天到我辦公室來，當面說清楚。」
電話掛了。吳科長拿著話筒，坐在那裡，沒有動。
詹景安站在旁邊。他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吳科長把話筒擱回去。他低下頭，拿起批條，在上面簽了一行字。然後他把批條遞給詹景安。
「去找財務科老周。」吳科長說，「就說我簽了。」
詹景安接過批條。他沒有說謝謝。他轉身走了。
八、拿錢
他回到財務科。那個女人還站在窗口前面。她看見他走過來，手裡攥著那張批條。
詹景安把批條遞過去。「吳科長簽了。」
女人接過去，看了一眼。她沒有說話。她把批條遞給窗口裡面的人。那人看了一眼，又看了詹景安一眼。他沒有再推。他拿起批條，轉身去辦手續。
女人站在窗口前面。她沒有回頭。過了一會兒，窗口裡面的人遞出一沓錢。女人接過來。她數錢的時候手在抖。數完，把錢塞進布包。
然後她低下頭，對孩子說：「跟叔叔說謝謝。」
孩子仰著頭，看了詹景安一眼，說：「謝謝叔叔。」
女人又說：「給叔叔鞠個躬。」
孩子彎下腰，鞠了一躬。
女人沒有再說什麼。她把布包挎在肩上，牽著孩子，走了。她的高跟皮鞋踩在走廊的地上，一下一下，跛著。走到大門口，她停了一下，背對著詹景安，肩膀聳了一下。
周立誠站在旁邊，看見了。他沒有說話。
詹景安站在那裡，看著那個女人走出大門。
九、沈處長
第二天一早，詹景安剛到局裡，周立誠就站在樓下等他。
「詹少校。」周立誠說，「沈處長讓你去一趟。現在。」
詹景安上了樓。
沈處長辦公室的門關著。詹景安進去的時候，沈處長正在看一份電報。他頭也沒抬，只抬手示意詹景安坐下。
過了好一會兒，沈處長才把電報放下。他看著詹景安。
「吳科長今天一早來找我，說你拿著我的批條，逼他簽字。」
詹景安沒有說話。
沈處長說：「那個女人的丈夫，確實是我們的人。也確實是烈士。這個沒有錯。」
詹景安沒有接話。
沈處長說：「可是詹少校，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吳科長會卡她？」
詹景安說：「因為錢。」
沈處長搖頭：「錢是一方面。錢永遠是問題，但問題不全是錢。」
他身體往前傾了一點。
「她丈夫死在淪陷區。死的時候，身邊有另外一撥人。那撥人，現在也在重慶。而且混得不錯。」
詹景安的手指輕輕動了一下。
沈處長說：「所以，這個案子不能核得太細。核得太細，有些人會睡不著。」
詹景安抬起頭。
沈處長說：「你聽懂了嗎？」
沈處長說：「聽懂就好。以後別站錯隊。」
他揮了揮手。「去吧。別再讓我聽見你管閒事。」
十、周立誠
詹景安出了沈處長的辦公室，下樓。
周立誠還站在樓下。
看見詹景安出來，他站直了身體。
詹景安從他身邊走過去。周立誠沒有跟上來。
詹景安走出幾步，忽然停下，回頭看他。
周立誠也看著他。
兩個人隔著一段不近不遠的距離，誰都沒有說話。
最後，詹景安問：「你寫了嗎？」
周立誠愣了一下。
詹景安說：「我的事。你寫了嗎？」
周立誠低下了眼睛。
「寫了。」周立誠說，「昨天，財務科的事。」
詹景安問：「怎麼寫的？」
周立誠低著頭。「我說……詹少校奉命處理烈士家屬撫恤事宜，協調相關部門，手續已辦結。」
他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沒寫別的。」
詹景安冷笑了一聲。
「辦結？」
周立誠沒有反駁。
詹景安說：「以後別跟著我了。」
周立誠抬起頭。
詹景安說：「我不是讓你不寫。我是讓你別跟著。」
周立誠張了張嘴，最後只說：「是。」
詹景安轉身走了。
他走出大門的時候，聽見身後傳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
他沒有回頭。
但那腳步聲，一直跟到街角。
十一、**
十月。重慶的霧季還沒到，天幹著，太陽白花花的。
沈處長把詹景安叫到辦公室。沈處長說：「有個事，你去一趟。」
詹景安說：「什麼事？」
沈處長說：「江北有一所中學，學生鬧事。你去看看。帶上人。」
詹景安說：「帶誰？」
沈處長看了他一眼。「周立誠跟你去。」
詹景安沒有再問。
第二天一早，詹景安和周立誠過了江。學校在江北一個鎮上，門口掛著「私立峽光中學」的牌子。到了地方，他看見校門口站著幾個警察，手裡拿著警棍。校長站在門房裡，臉色鐵青。
詹景安走進去。校長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長衫。他看見詹景安，沒有讓座。他說：「你們來幹什麼？」
詹景安說：「上面讓我來，制止集會。」
校長說：「學生要讀書，沒錢。老師要吃飯，沒錢。你們來制止他們，他們就不喊了？」
詹景安沒有接這個話。他說：「學生在哪兒？」
校長說：「操場上。」
詹景安走到操場邊上。他看見一群學生，大約五六十個，站在操場上。有人舉著標語，上面寫著「教員欠薪三月，學生吃沙飯」「反對剋扣公教經費」。一個女學生站在台階上講話。她十七八歲，穿一件藍布旗袍，頭髮齊耳。她的聲音不大，但很穩。
「先生們上午教《最後一課》，下午去街上排隊買霉米——這課怎麼講下去？我們要求補發欠薪，有錯嗎？」
底下的人鼓掌。
周立誠說：「詹少校，時間到了。」
詹景安沒有動。
周立誠又說：「上面等著回話。」
詹景安說：「再等等。」
周立誠看了他一眼。那個眼神，詹景安認得——像在量他的尺寸。
詹景安走到校長身邊。他說：「給學生十分鐘。十分鐘後，我進來清場。」
校長看了他一眼。校長沒有說話，轉身走了。
詹景安站在校門口。周立誠站在他旁邊。十分鐘後，集會散了。學生從校門走出來。那個站在台階上講話的女學生走過詹景安身邊，看了他一眼。沒有恨，沒有謝，就是看了一眼。
詹景安沒有動。周立誠翻開本子，寫了幾個字，合上了。詹景安瞥了一眼——那頁上只有三個字：「准。十分鐘。」
十二、回程
回程的船上，周立誠坐在船頭，詹景安坐在船尾。江水是渾的，風是涼的。兩個人一路沒有說話。
船到對岸的時候，周立誠忽然開口了。
「我妹妹也在讀書。」周立誠說。
詹景安看著他。周立誠沒有看他，眼睛看著江面。
「在江津。師範。」周立誠說，「去年差點沒讀下去。學費漲了。」
詹景安沒有說話。
周立誠低下頭，用拇指搓了搓船板上一道裂縫的邊緣。他搓了很久。然後他抬起手，拍了拍褲子上的灰。他站起來，膝蓋磕在船幫上，響了一聲。他站在船頭，背對著詹景安，風吹著他的衣領。
詹景安看著他的後背。他想起周立誠剛才在操場上記的那三個字。他想問周立誠交上去的報告裡還會寫什麼，但沒有開口。他想起周立誠說「我妹妹也在讀書」的時候，語氣是平的，像在說別人的事。但他搓船板裂縫的那幾下，不是平的人會做的動作。
周立誠先上了岸。詹景安坐在船尾，看著他的背影。
十三、江北
第二天，詹景安一個人去了江北。
他沒有告訴周立誠。他也沒有告訴沈處長。他過了江，走到那所中學門口。校門關著，門口沒有人。他敲了敲門。門房探出頭來，看了他一眼，認出了他。門房說：「你又來幹什麼？」
詹景安說：「我找那個女學生。昨天站在台階上講話的那個。」
門房說：「開除了。」
詹景安說：「什麼時候？」
門房說：「今天早上。上面來過人，直接辦的。」
詹景安站在門口。他張了張嘴。他想說點什麼——他想告訴那個女學生，以後別出頭了。出頭的人沒有好下場，他在領事館看了五年，看得太多了。日本人收拾出頭的人，先打嘴巴，再打腿，最後打脊樑。他見過。
可她已經走了。他不知道她去了哪裡。他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他站在校門口，太陽白花花地照著，校門上的漆皮翹起來，卷著邊。他想起那個女學生走過他身邊時看他的那一眼——不是恨，不是謝，是「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他知道她看懂了。她看懂了他給的那十分鐘不是施捨，是他在能力範圍內能給出的最大限度。可這最大限度換來了什麼？開除。
他想起沈處長說的「準備清場」和「已清場」。如果他當時寫了「已清場」，報告交上去，上面會滿意，周立誠會記一筆「執行得力」，他詹景安在局本部的日子會好過一點。可那個女學生呢？「已清場」意味著他帶人衝進去了，意味著警棍，意味著那個站在台階上講話的十七八歲的姑娘被打倒在地上。他寫不了。他寫了一個「準備」。沈處長看出來了。
他轉過身，往鎮上走。他在茶館門口站了一會兒，聽見裡面有人議論：「那個女學生，被她表哥接走了，說是去北碚。」他沒進去。他又走到鎮上郵局門口，站了一會兒。沒什麼異常。他正要轉身，看見一個穿短褂的人從郵局後門出來，腳上是一雙膠鞋——他低頭看了一眼，不是分趾的。他鬆了口氣，又覺得自己可笑。
他轉過身，往回走。
十四、任務
從江北回來，詹景安剛進局裡大門，周立誠就站在樓下等他。
「沈處長讓你去一趟。」
詹景安上了樓。
沈處長坐在桌子後面，面前攤著一張紙條。他把紙條推過來。
詹景安低頭看了一眼。上面只有兩行字：
化龍橋。大文書局。查。
「查什麼？」詹景安問。
沈處長說：「查那個印刷廠印什麼書，裡面有什麼人。」
詹景安說：「為什麼派我？」
沈處長看了他一眼。「因為你剛來重慶，沒人認得你。你以前在領事館，乾的也是這種活。」
詹景安沒有說話。
沈處長又說：「周立誠跟你去。但他不進廠，在外面等著。」
詹景安抬起頭。
沈處長看了他一眼。「有些事，他不用知道。」
詹景安沒有說話。他轉身往外走。
走到門口的時候，沈處長叫住他。
「景安。」
詹景安站住了。
沈處長說：「江北的事，周立誠的報告我看了。你給十分鐘，上面有人問，為什麼沒清場。」
詹景安說：「我知道了。」
沈處長說：「這次別再多事。查清楚就回來。」
詹景安說：「是。」
他出了門。
十五、化龍橋
化龍橋在重慶城外。
那裡有一條河，河邊長著一排低矮的房子。印刷廠就在河邊，門臉很小，門口掛著一塊木牌子，上面寫著：
大文書局
牌子下面堆著幾捆紙，紙被霧氣浸得發軟。門口有兩個工人正在搬鉛字盒，手上黑黑的，臉上也是黑黑的。
詹景安站在街對面，看了一會兒。周立誠站在他旁邊。
「你在這兒等著。」詹景安說。
周立誠說：「是。」
詹景安一個人繞到後面。後面有一條窄巷子，巷子盡頭是印刷廠的後門。後門半開著，裡面傳來機器聲，咣當，咣當，像一顆不整齊的心跳。
詹景安從巷子口退出來。
他回到街上，看見一個賣香菸的小販。小販蹲在牆根，面前擺著幾包煙，還有一盒火柴。
詹景安走過去，買了一包煙。
小販接過錢，抬頭看他。
詹景安問：「這印刷廠，印什麼書？」
小販說：「書唄。」
詹景安說：「什麼書？」
小販把煙遞給他，笑了笑：「先生，我識字不多。我只知道，他們晚上也開工。」
詹景安問：「晚上也印？」
小販說：「燈亮到後半夜。前天晚上，我還看見有人從後門搬東西進去。」
詹景安問：「什麼東西？」
小販說：「小箱子，沉甸甸的，不像是紙，也不像機器零件。」
詹景安沒有再問。
他付了煙錢，轉身往印刷廠門口走。
剛走到門口，他聽見裡面有人說：
「陳先生來了！」
詹景安的腳步停了一下。
陳紹周。
他想起電訊處那份電報。
十六、陳紹周
一個穿灰布長衫的人從街角走過來。
他四十來歲，頭髮梳得很整齊，臉上帶著一點疲憊，但眼睛很亮。他走路不快，手裡拿著一個布包，像剛從學校下課。
詹景安站在門口，看著他。
陳紹周也看見了他。
兩個人對視了一眼。
陳紹周的眼神沒有躲。他甚至微微點了一下頭，像是在跟一個舊相識打招呼。
然後，他走進了印刷廠。
詹景安站在門口，沒有跟進去。
他聽見裡面有人說：「陳先生，貨好了。」
另一個聲音說：「先放裡屋。晚上再裝。」
十七、夜裡
那天晚上，詹景安沒有回局裡。
他去了化龍橋。周立誠開車送他，到了巷子口，詹景安讓他把車停在遠處。
「你在這兒等著。」詹景安說。
周立誠說：「是。」
夜裡十點多，大文書局的後門開了。一盞燈從門縫裡漏出來。幾個人影從裡面搬出幾個木箱，放到一輛板車上。箱子不大，但捆得很緊。
詹景安躲在巷子口的陰影里。他看見陳紹周站在門口，低聲吩咐了幾句。
然後，一輛黑色轎車開過來。一個穿西裝的人從車上下來，戴著禮帽，手裡拿一根手杖。他和陳紹周握了握手，沒多說話。幾分鐘後板車被推走，那輛轎車跟在後面，慢慢開出巷子。
詹景安從陰影里走出來，沒跟車。他走進了印刷廠。
廠里還亮著燈。一個學徒正在收拾鉛字，看見他愣了一下。
「先生，你找誰？」
「找陳先生。」
「陳先生剛走。」
「我知道。」
詹景安走到裡屋門口。門沒鎖。他推門進去。
屋裡堆滿了紙。靠牆一台小印刷機，旁邊散落著幾張印壞的紙。他彎腰撿起一張——
《論持久戰》
又撿起一張——
《論新階段》
他忽然想起電訊處的電報。電報上說陳紹周與中共有往來，建議繼續監視。他當時沒標註異議。現在他看見了這些紙。紙不重，可他拿著，覺得比槍還沉。
「詹少校。」
詹景安回頭。陳紹周站在門口，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的。臉色平靜，眼神清楚。
「你果然來了。」
「你認識我？」
「南京中華門，領事館門口。你忘帶通行證，是我讓門房放你進去的。」
詹景安看著他。
「那時候我就知道你是幹什麼的。」陳紹周走進來，把門關上，「你不用抓我。」
「這不是我能決定的。」
「你昨天幫的那個女人，她丈夫叫羅明遠。中華門失守那天，他替我們送過一箱文件。後來去了江北，死在那裡。」
詹景安的手指慢慢收緊。
「他不是疑犯。他是烈士。只是有些人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替誰送過文件。」
「替誰？」
「替我們。」
詹景安把紙放回桌上。
「顧維錚是誰？」
「他以前在外交部。現在替我們送書。」
「替誰送？」
「替該送的人。」
詹景安沒有再問。他走出印刷廠。外面起了霧，濃得像一床濕被子，蓋住了街，蓋住了河，也蓋住了化龍橋那些低矮的房子。
周立誠在巷子口等著。他看見詹景安出來，沒有問什麼。他把車門打開。
詹景安站在霧裡，點了支煙。吸了一口，嗆得咳了一聲。
他想起周立誠那本沒合上的筆記本。想起沈處長說的那句話——
「別站錯隊。」
他把菸頭扔在地上，用鞋底碾滅。然後他上了車。
「回局裡。」他說。
周立誠發動了車。車燈照進霧裡，什麼也照不穿。
（陪都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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